姑娘在出嫁前正是寻欢作乐的时候。”
  她就同巴维尔闹着玩。从此以后，我又多了这一个拚命说背后话的对头。
  在铺子里愈来愈不能忍受，一切宗教书都读完了，鉴定家的议论和谈话，也不能吸引我了，他们说来说去老是这么一套。只有彼得·瓦西里耶夫知道生活的黑暗，讲起话来有声有色，还能引起我的兴趣。有时我想：狐单而又爱报复的先知以利沙，在大地周游，也许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当我把别人的事，自己的心思，坦白地同这个老头讲的时候，他总是挺高兴地听着我说完，然后把我所说的告诉掌柜，掌柜听了不是难堪地嘲笑我，就是愤怒地叱责我。
  有一天，我对老头说，他所说的话，有时我曾经记在本子里，我在那本子上已经抄摘各种诗句和警句。鉴定家大为吃惊，急忙走到我身边，不安地问：“这是干什么？小孩子，这不行呀。为了记住吗？不，不能这么干。你真会闹新花样。你把记了的交给我好吗？”
  他一股劲地劝了我好久，叫我把本子交给他，或是把它烧掉。然后，又气鼓鼓地同掌柜嘀咕起来。
  我们往家里走的时候，掌柜严厉地对我说：“听说你在抄什么，这种事不许做。听见没有？只有密探才干这种勾当。”
  我不经心地问他：
  “那么西塔诺夫呢？他也在抄呀。”
  “他也抄吗？这个高个子傻瓜……”
  沉默了许久，他以从来没有的柔声说：
  “唔，把你的和西塔诺夫的本子给我看看——我给你五十戈比。但不要让西塔诺夫知道，要悄悄……”大概他认为我会答应他的要求，再没说话，迈开短腿望前头跑去了。
  到了家里，我把掌柜的要求对西塔诺夫讲了，他皱皱眉头说：“你太多嘴了……这下他一定会叫什么人来偷你我的本子。把你的给我，让我藏起来……而且，你不久就会被撵走的，瞧着吧。”
  我相信这一点，因此决定，等外祖母回到城里，马上就离开他们。她整个冬天都住在巴拉罕纳，有人请她到那里去教姑娘们织花边。外祖父又住在库纳维诺，我不到他那里去，他来城里时，也从不来看我。有一天，我们在街上碰到，他穿一件沉重的浣熊皮大衣，象神父一样的在街上大摇大摆缓步地走。我招呼他，他用手遮着眼向我望望，在想什么心事似地说：“啊，是你呀……你现在在画圣像，是的，是的……唔，去吧，去吧。”
  他把我从道上推开，又照样大摇大摆缓缓地走去了。
  外祖母不常见到，她要养活衰老痴呆的外祖父，拚命地在干活，还要照顾舅父的孩子。最费手脚的是米哈伊尔的儿子萨沙，他是一个漂亮青年，爱幻想，喜读书。换了好几家染店工作，失业下来就依靠外祖母养活，静候她给他找到新的位置。萨沙的姐姐也是外祖母的累赘，她命运不好，嫁了一个喝酒的工匠，他打骂她，把她赶出来了。
  每次同外祖母碰见，我都更加打心底里佩服她心地好。但是我已渐渐感到这种美丽的心灵被童话蒙住了眼睛，不能看见，也不能理解苦难的现实生活的现象。因此我的焦灼和不安，她是不能体会的。
  “要忍耐，阿廖沙。”
  当我长篇大论地对她说到生活的丑恶，人们的苦痛，苦闷扰乱了我的心的一切，这便是她所能回答我的唯一的一句话。
  我不会忍耐，假使有时候也能表现出这种牲畜和木石的德性的话，不过是为了锻炼自己，要知道自己的力量和在地上的坚实程度而已。有时候，青年人常常凭血气之勇，羡慕大人的气力，试着去举起对于自己筋肉和骨头过重的东西，并且举起来了，为了炫耀自己，象有气力的大人一样，试着挥舞两普特重的秤锤。
  从直接和间接的意义上，我的肉体上，在精神上都有过这一切的行为。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我才没有受到致命的重伤，没有变成终生的残废。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忍耐、对于外部条件的力量的屈服更可怕的使人残废的东西。
  如果我终于变成一个残废者躺进坟墓，那么我在临终的时候，依然可以骄傲地说：那些善良的人，在四十年之中，拚命想使我的心变成残废，但他们的一番辛苦都白费了。
  想闹着玩，想使人家高兴，使人家笑，那种激烈的愿望愈加频繁地驱使着我。我常常做到了这一点，我会假扮尼日尼市场上那班买卖人的脸相，把他们的情形讲给人家听。我模仿乡下男女买卖圣像的神气，掌柜如何巧妙地欺骗他们，鉴定家们怎样吵嘴。
  作坊里的人都大声笑了，有时师傅们看着我的表演，放下手里的工作，但在这以后，拉里昂诺维奇总是劝告我：“你顶好是在夜饭后再表演，免得妨碍工作……”“表演”完了，我好象放下重担，心里觉得轻松了。半小时一小时之间，头脑里很清爽。但是过了一会儿脑子里好象又装满了尖锐的小钉子，在那里钻动着，发起热来。
  我觉得在我四周滚沸着一种什么泥汤，而我自己也好象慢慢地在那里面煮烂了。
  我想：
  “难道整个生活就是这样的吗？我要同这些人一样生活下去，不能活得更好一点，不能找到更好的生活吗？”
  “马克西莫维奇，你生气啦，”日哈列夫注视着我说。
  西塔诺夫也常常问我：
  “你怎么啦？”
  我不知怎样回答。
  生活顽固而粗暴地从我的心上抹去美面的字迹，恶意地用一种什么无用的废物代替了它。我愤慨地对这暴行作强悍的抵抗。我和大家浮沉在同一条河水里，但水对我是太冷了，这水又不能象浮起别人一样轻易地把我浮起，我常常觉得自己会沉到深底里去。
  人们对待我越加好起来，他们不象对巴维尔那样喝斥我，也不欺侮我。为着对我表示敬意，用父称叫我。这很好，但看了许多人狂饮的情景，喝醉以后他们那种讨厌的样子，和他们对女子的不正常的关系，心里实在痛苦，虽然我也知道，酒和女人在这种生活中是唯一的安慰。
  我时常痛心地想起，连那个聪明大胆的纳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自己也说女人是一种安慰。
  那么，我的外祖母呢？还有，那位“玛尔戈王后”呢？
  想起“王后”，我感到一种近于恐怖的感情。她与大家是那样不同，我好象是在梦里见过她。
  我非常多地想到女人了，而且已经在解决这样的问题。下次休息日，我是不是也到大家去的地方去呢？这不是肉体的要求，我是健康好洁的人，但有时候，却发疯似的想拥抱一个温柔而聪明的人，象告诉母亲一样，把我心里的烦恼，坦率而且无穷无尽地向她倾诉。
  巴维尔每晚上都告诉我，他同对门房子里的女佣发生的罗曼史，我非常羡慕他。
  “是这么一回事，兄弟：一个月以前，我拿雪球扔她，还不喜欢她。但现在坐在长凳子上紧紧偎着她——再没有比她更可爱的了。”
  “你们谈些什么？”
  “当然什么都谈。她对我讲自己的身世，我也对她讲我的身世。以后我们亲嘴……只是她这个人很正派……老弟，她人怪好的。……唔，你象个老兵一样地抽烟。”
  我烟抽得很多，抽醉了，心里的忧愁和不安就都麻木了。
  幸而我不爱喝伏特加，我讨厌它的气味和味道。但巴维尔却爱喝酒，喝醉了就伤心痛哭：“我要回家去，回家去。让我回家去吧……”我记得他是孤儿，他的父母早已死了，也没有兄弟姊妹，大约从八岁起就寄养在别人家里。
  正当情绪这样激动不满的时候，更加受了春天的诱惑，我决定再到轮船上去干活，等船开到阿斯特拉罕就逃到波斯去。
  为什么决定去波斯，这理由现在已记不起来了。或者只因为我曾在尼日尼市场上见到波斯商人，觉得非常合意的缘故：他们跟石像一样盘膝坐地，染色的胡子映在太阳光中，沉静地抽着水烟袋，他们的眼睛又大又黑，好象天底下的事没有他们不知道的。
  说不准我真会逃到什么地方去，可是复活节的那一周，一部分师傅回乡去了，留着的也只有一天到晚喝酒。因为天气很好，我到奥卡河边去散步，在那里碰到了我的旧主人，外祖母的外甥。
  他穿着薄薄的灰大衣，两只手插在裤袋里，含着烟卷，帽子戴到后脑壳，他的和蔼的脸，对我做着友好的微笑，有一种令人倾心的快活的自由人的风度。旷野里，除了我们两个，没有别人。
  “啊，彼什科夫，恭喜基督复活了。”
  我们接吻三次，他问我生活过得怎样，我坦白地告诉他：作坊、城市，一切都已经厌倦，因此想到波斯去走走。
  “算啦，”他认真地说。“什么波斯不波斯呀？见鬼。老弟，我知道，我在你这样年纪的时候，也想远走高飞。……”他虽然开口就见鬼见鬼的，我听了却挺舒服。他的身上有一种美好的春天的气息。他显出一副自由自在、自得其乐的样子。
  “抽烟？”他问，向我伸出一只装着粗大的烟卷的银烟盒。
  这可终于把我征服了。
  “唔，彼什科夫，再到我这里来吧。”他向我提议。“今年市场里的建筑工程我包下了有四万多，兄弟，你明白吗？我派你到市场上去，替我当个象监工的人，材料运到，你收下来，按时分配到一定场所，防备工人们偷盗，好吗？薪水一个月五卢布，另外每天给五戈比中饭钱。你同我家里女人们不相干，早出晚归，不要管她们。不过你别说我们是在路上碰到的，你装做随便跑来就得。多马周的星期天，你来好啦——就这样吧。”
  我们象朋友一样分别，他握了握我的手走开去，甚至远远地殷勤地摇着帽子。
  回到作坊里，我告诉他们我要走，开始，大半的人都表示了使我感到荣幸的惋惜之情，巴维尔尤其不好过。
  “你想想，”他责备我说。“咱们在一起惯了，你怎么能跟那些杂七杂八的乡下人过活？木匠，彩画匠……你这是干什么。当家师父不做倒去做香火和尚……”日哈列夫咕噜说：“鱼往深处游，漂亮小伙子却往狭处钻……”作坊里给我举行的饯别会，是很愁闷而枯燥的。
  “当然是什么都应该试一下，”醉得脸发黄的日哈列夫说。
  “不过最好一下就抓紧一件什么做下去……”“做一辈子，”拉里昂诺维奇低声补充说。
  但我觉得他们这样说，是勉强的，好象只是一种义务。我同他们联结着的那根绳子，好象立刻霉断了。
  喝醉了的戈戈列夫在高板床上发着沙嗓子说：“我一高兴，让你们都到牢里去。我——知道秘密。这里有谁信上帝呀？嘿，嘿……”和平时一样，墙旁边靠着没有脸部的未画完的圣像，天花板上贴着玻璃球。早已不在灯下做夜工了，它们好久没用，罩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土和煤烟。四周一切，都深深留在我记忆里，就是闭着眼，在黑暗中，也看得见地下室的全景：所有的桌子、窗台上的颜料罐、成捆的画笔和笔插、圣像、放在屋角上的脏水桶、水桶上面消防夫帽子似的铜的洗手钵、从高板床上垂下来戈戈列夫的发青的象淹死鬼的脚似的赤脚。
  我想早一点离开，但是俄国人是喜欢拖延悲哀的时间的，同人分别，也好象做安魂祭一样。
  日哈列夫把眉头一动，对我说：
  “那本《恶魔》，我不还你了，你愿意算二十戈比让给我吗？”
  这本书是我的，一个当消防队队长的老头儿给我的，我不愿意把这本莱蒙托夫的作品让给别人。但我不大高兴地说，我不要钱，日哈列夫也就不客气把钱收进钱袋里，坚定地说：“随你便吧，不过书我不还你。这本书对你没有好处，带着这种书马上会犯罪的……”“可是店铺也有卖的呀，我亲眼见过。”
  但他很恳切地对我说：
  “那没有关系，店铺里也卖手枪呢……”结果，莱蒙托夫的作品终于没有还给我。
  我上楼去向老板娘告辞，在门廊下碰见她的女儿。她问：“听说你要走？”
  “是的。”
  “你若不走，也会把你赶走的。”她虽说得不大客气，倒十分真诚。
  醉醺醺的老板娘这样说：
  “再见，上帝保佑你。你这小孩子很不好，犟得很。我自己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你的坏处，但是大家都说你是一个不好的孩子。”
  接着，她忽然哭起来，泪汪汪地说：
  “要是我们那个死人还活着，要是我的丈夫，亲爱的宝贝还活着，他一定会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