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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部·南非生活参加孟买集会
  我去孟买出席公众大会前的那段时间里，我姐夫逝世了。我实在抽不出时间好好准备我在大会上的演讲。经过几天几夜紧张的忙碌劳累，再加上心理的不安和焦虑，我实在是筋疲力尽了，嗓子也变哑了。因此我觉得我到孟买去参加大会会有什么结果，完全就听凭神灵的安排了。而且我压根就没想到要把自己的讲稿写出来。
  按照费罗泽夏爵士的指示，大会前一天的下午５时，我亲自赶到他的事务所。“你的讲稿准备好了吗，甘地？”他问道。
  “还没有呢，先生，”我有点紧张，说道，“我想即兴发言。”
  “这种做法在孟买不行。如果我们想要在这次大会上有所收获的话，你就应当把讲稿写出来，而且必须在明天天亮以前印好，我希望你能赶出来。没问题吧？”
  我觉得有些困难，但是我对他说尽量赶出来。“那么，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让孟希先生到你那里拿稿子？”
  “晚上１１点钟。”我说道。
  第二天我去参加大会的时候，我才明白费罗泽夏爵士对我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这次大会是在柯华斯吉·捷汗吉尔爵士研究所的大厅里举行的。我曾听说过，在任何集会上，只要是有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出席并讲话，出席大会的人总是特别多，大多数是爱听他讲话的学生，大厅总是挤得满满的。我是第一次出席这么大规模的集会。我知道能听清楚我讲话的人很少。当我开始念讲稿的时候，我的声音在颤抖。费罗泽夏爵士不时地在旁边为我打气，叫我大声念下去。但当时他对我的鼓励给我带来的实际效果是，不但没有使我增加勇气，反而使我的声音越发低弱。我的老朋友柯沙福劳·德希潘特先生出来帮助我，我把讲稿交给他。他的声音还比较洪亮，但是听众不乐意听他讲话，大家开始高喊：“瓦恰！”“瓦恰！”瓦恰先生便站起来接过讲稿开始念，效果很好。听众完全安静下来了，必要的时候还为他的讲话喝彩，瓦恰先生一直将讲稿念完了。这时候我才大大舒了一口气。
  费罗泽夏爵士后来表示他非常欣赏我这次的讲稿。我为此感到非常荣幸。通过这次集会，我赢得了德希潘特和一位波希朋友的积极同情和帮助；这位朋友的名字我暂且还不便提起，因为他现在是一个高级政府官员。他们两人都表示非常愿意和我一起去南非工作。但是当时担任小案子法庭法官的西·姆·寇希之先生，劝阻了这位波希朋友。因为这位波希友人当时正打算要结婚。他必须在结婚和去南非两者之间选择其一，而他终于选择了前者。德希潘特并不打算结婚，但是他也没有跟我一起去。为了这个原因，他到现在还觉得十分愧疚，于是做了许多义务工作来弥补当年的过失。我在返回南非途中，在赞稷巴遇到了一位铁布吉家族的人，名叫阿巴斯·铁布吉先生，他也答应来帮助我，但是实际上却一直没有来。现在他也在因为那次失信而设法弥补。总之，我劝说别的律师跟我一起去南非所作的几次努力，都没有结果。
  在这里，我想说一说贝斯敦吉·巴德夏先生。自从我留学英国以来，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未曾间断。我是在伦敦的一家素食馆里第一次见到他的。我还听说过他的兄弟巴若吉·巴德夏先生，他以“怪人”的称号闻名。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朋友们都说他脾气很古怪。他因为怜悯马匹而不坐马车；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却不愿意考取学位；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而且他虽然是个波希人，但一直食素。贝斯敦吉没有他兄弟的名气大，但是早在他求学伦敦的时候，就以博学著称。不过如果说我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素食主义而不是学识，论学识我是远远比不上他的。
  我在孟买又见到了他。他那时是高等法院的书记长。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忙着编纂古遮拉特文高级字典。当时，我对与我交往的每一个朋友，都要劝说他们协助我在南非的工作。可是贝斯敦吉·巴德夏不但不愿意帮助我，反倒劝我不要回南非去了。
  “我是不可能帮助你的，”他说，“而且说心里话，我都不赞成你到南非去。难道我们国内没有工作吗？你看看现在，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中有许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说，我要找出一些科学用字。但是这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工作罢了。你想想我们国家目前是多么的穷啊。虽然说我们在南非的人非常困难，这是不用说的，但是我不希望你这样的人为那种工作作牺牲。让我们先在这里争取自治吧，然后我们才有能力去帮助我们在南非的同胞。虽然我知道不能把你说服，但是我决不鼓励像你这样的人和你一块去牺牲。”
  我虽然听不进这种劝告，但是我却因此对贝斯敦吉·巴德夏先生更加敬重了。他对自己国家以及对本国语言的热爱，使我深受感动。这次谈话拉近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我对他的观点表示理解和感激，但是我决不能放弃我在南非的工作。恰恰相反，我更加坚定了去南非的信心。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不能看轻能为祖国服务的任何工作。我认为，《纪达经》中的几句话对我的成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一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当中：
  尽己之责，虽败犹可；
  为人尽责，虽成犹失。
  尽责而终，非由于疾；
  别谋他途，彷徨无所。
  第2部·南非生活在浦那获得支持
  我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费罗泽夏爵士的帮助。我又离开孟买，到浦那去。我需要寻求社会多方面的人士对我的赞助。首先我去见罗卡曼尼亚·狄拉克。他说：“你寻求多方帮助的想法是很对的。在南非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都会与你一致。不过你得找一个无党派人士来担任大会主席。你去看看潘达卡教授吧。虽然最近他很少参加公众运动了，但是这个问题有可能使他动心，并积极参与进来。你先去看看他，看他有些什么想法，回来后你告诉我情况如何。我愿意尽我的最大努力来帮助你。当然，只要你愿意，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我愿意为你效劳。”
  这是我第一次与罗卡曼尼亚见面，从他的谈吐和为人中我似乎明白了他为什么如此受人爱戴的原因。
  然后我去见戈克利，我在法古逊学院的院子里找到了他。他见到我，非常热情，他那热诚爽朗的态度使我对他立刻产生了好感。这虽然也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可是我们好像老友重逢。在我看来，费罗泽夏爵士仿佛是喜马拉雅山，罗卡曼尼亚像是海洋，而戈克利却像恒河。喜马拉雅山高不可攀，海洋更是远不可及，但是恒河却是袒胸相迎。一只船，一把桨橹，泛游于河上，那感觉是多么舒畅，甚至还可以在这条圣河中来一次清新的沐浴。戈克利详细地问了我很多问题，就像一个校长对新入学的学生进行考试一样。然后他告诉我去找谁，怎么找他们。他还要看我的讲稿。最后他向我承诺，我如果有困难的话随时都可以找他，还嘱咐我把会见潘达卡博士的结果告诉他。会面结束了，我也怀着异常高兴的心情离开了。在社会工作方面，戈克利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直到现在，还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
  潘达卡博士接待了我，他对我的态度很温和，像一位慈父。我去拜见他的时候正是中午。我在这个时刻还在为物色合适人选这个工作而奔波忙碌，这使得这位思想坚定的大学者深为感动。而对我坚持要找一个无党派人士担任大会主席这个想法，他也是很赞成的。他一面听着我的叙述，一面连声说：“是的，是的。”
  听我说明完来意，他说道：“你一定听人告诉过你，我现在是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不过对你的诚意我不能拒绝。你所从事的事业及工作非常有意义，而你的态度又非常诚恳，你对我的努力劝说又让我不忍拒绝，我没有办法不参加你的大会了。你跟狄拉克以及戈克利都商量过了，这很好。请你转告他们，我将非常乐意担任由这两个组织联合举办的大会的主席。至于什么时间合适，你不必征求我的意见；他们认为什么时候合适，都可以，我没有意见。”说完这些话，他便和我道别，并向我表示祝福。
  就这样，在浦那，我几乎没有花费什么力气，就得到了这些博学、公正和无私的颇有名望的人的帮助，在这个美丽而朴素的小地方举办一次集会。我的心情非常兴奋，并且对我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更加充满了信心。接着我便到马德拉斯去，我在那里受到了狂热的欢迎。之前，巴拉宋达朗的事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这次集会上反映出来了，人们对我非常热情。我的讲稿是铅印的，而且这次讲话可以说是在我的演讲经历中时间比较长的一次，但是听众却很耐心地认真聆听每一个字。大会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要销售那本《绿皮书》，这次是经过修订的第二版。我为这次大会准备的一万册书，顷刻售罄，像刚出炉的点心一样受人欢迎。我的报告是面向说英语的公众讲的，但是在马德拉斯，单是这个阶层不需要一万册这么多的数量。
  在这里，最大的帮助来自格·巴罗梅斯瓦朗·皮莱先生，他是《马德拉斯旗报》的主笔。他对这问题有过深入的研究，他常常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与我讨论，给了我不少指导意见。格·巴罗梅斯瓦朗·皮莱先生还把《马德拉斯旗报》的专栏完全交给我办，我也就无所顾虑地接受了这个安排，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宣传。《印度教徒报》的格·苏伯罗曼尼安先生和苏伯罗曼尼亚博士也对这件事情深表同情。我记得，巴才阿巴大厅的集会是由苏伯罗曼尼亚博士主持的。
  我所结识的朋友大多给了我无私的眷爱，并且对我的事业和我从事的工作给予了热心的帮助，他们是如此的伟大，我对此非常感激，并永记在心。我与他们的友谊毫无隔阂，即使我不得不用英语和他们交谈。人与人之间有什么隔阂不能用爱来消除呢？
  第2部·南非生活争取舆论支持
  我从马德拉斯又赶到加尔各答，在那里我遭遇到了很多困难。在那里，我人生地不熟，一个人也不认识。于是我在大东旅馆住下了。后来我结识了《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叶勒妥贝先生。他请我到他的住处孟加拉俱乐部去。起初他还不知道当地有一条禁规，不能带印度人到俱乐部的客厅里去；后来知道了，他只好把我带到他的寝室里去。他对当地英国人还存在这种偏见感到很难过，并为不能请我到客厅去而感到抱歉。
  我当然应该去拜会“孟加拉偶像”苏伦德罗纳斯·班纳吉。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被一帮朋友簇拥着。他对我说：“恐怕人们对你的工作不感兴趣。你知道，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困难。不过你可以尽量试试看。你必须取得王公们的同情，还得去见一见英印协会的代表。你最好去找罗阇·皮亚立穆罕·穆克琪爵士和摩诃罗阇·泰戈尔谈一谈。这两个人都是关心自由的，而且对公众工作非常热心。”
  我又分别去拜会这两位绅士，但是没有得到什么效果。他们待我很冷淡，都说在加尔各答召开一次公众集会很不容易，如果要取得什么成效，实际上得全靠苏伦德罗纳斯·班纳吉。我明白我的任务是越来越艰巨了。我去访问《甘露市场报》，那位接待我的绅士把我当作一个游方的犹太人。《孟加拉人报》态度更不好，主笔让我干等了一个钟头。他显然要接见很多人，但是即使在别人全都走光了，他还是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当我苦等了一个多钟头之后大着胆子向他说明来意时，他说道：“难道你没有看见我们都很忙吗？像你这种客人总没有个完。你最好走吧，我没有功夫听你的。”我当时觉得受了侮辱，但很快便谅解这位主笔对我的恶语相待。《孟加拉人报》的大名我是早就听说了，我知道到那里的客人是络绎不绝的，而且都是他所认识的人。他的报纸不担心没有消息可登，何况南非问题在当时是罕为人知的。
  我退一步想，不管我所遇到的问题有多么严重，遭受的苦难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