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南非生活回到印度的见闻
  火车在开往孟买的途中，在阿拉哈巴停了４５分钟。我利用这个时间到城里逛了一下，我又到药店里去买了一点药，但是因为药剂师配药的时候还在惺忪半睡之中，漫不经心，动作太慢，所以当我匆匆忙忙赶回车站时，火车已经开走了。虽然好心的站长在我赶回来前已经为我特意将开车时间拖延了一分钟，但因没见我回来，只得叫人把我的行李小心地取下火车。
  于是我只好停留了一天，在克尔尼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决定在当地做一点工作。我曾经听说过关于阿拉哈巴的一家报纸《先驱报》的许多情况，而且还知道这家报纸经常对印度人的愿望持反对意见。我记得这家报纸当时的主编是小吉士尼先生。我要争取各方面的帮助，所以我便给吉士尼先生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因误了火车而在当地停留，第二天才可以离开那里，想和他约个时间见面。他马上给了我肯定的答复，而且更让我高兴的是，他耐心地听取了我的意见。他答应在他的报纸上发表我所写的东西，但是声明他不能答应支持印度人的要求，因为他明白，他的报纸应该为英国服务，必须给有关殖民者的观点以一定的分量。“这就够了，”我说道，“只要你答应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在你的报上加以讨论。我所要求和希望的，并不是别的，仅仅是我们所追求的正义罢了。”
  这一天其余的时间，我游览了雄伟壮丽的圣地，并开始计划如何开展眼前的工作。
  这一次因偶然的机会和《先驱报》主编进行的谈话，为以后的一系列事件埋下了伏笔，而这些事件的结果是终于导致我在纳塔尔受到刑罚。
  我在孟买没有停留，直接回到拉杰科特去，开始动笔写一本有关南非局势和南非印度人地位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从写作到出版差不多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这本小册子的封面是绿色的，后来便以《绿皮书》著称。在这本小书中我描绘了一幅南非印度人被压抑的景象，很有深意。在这本书中，与前面提到的那两本小册子相比，我的文字要温和得多，因为我知道传闻中的事实往往甚于真相。这本小册子一共印了１万份，分发印度各报和各方面的领袖人物。《先驱报》首先就这本小册子发表了社论，并由路透社摘要发到英国，又由伦敦总社摘发纳塔尔。这则电讯印出来不过三行，只是一个简要，但是对我所描述的印度人在纳塔尔的遭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夸张，而且不是我的原话。这在纳塔尔所造成的影响，以后我们就会明白。同时各种有影响的报纸对这个问题都大加评论。
  要把这些小册子寄发出去并不容易，而且要雇人包装也很费钱，因此我想出了一个比较简便的办法。我找了当地的一些儿童，发动他们每天早上在上学之前，义务劳动两三个小时。他们都表示自愿接受。作为奖励，我答应把我所收集的邮票分送给他们。他们很快地完成了任务，这是我第一次尝试招募儿童为志愿工作者，并且取得了成功，其中有两个小朋友长大后成了我的同事。
  正在这个时候，孟买发现了传染病，因此孟买附近的居民都惶惶不安，大家都担心拉杰科特也不能幸免。我觉得我如果参加卫生部门的工作，会给大家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于是我向政府报名参加卫生工作。我的申请被接受了，并被委派到卫生委员会去工作。在工作中，我特别强调大家要注意保持厕所的清洁，委员会决定对每一条街道的厕所进行检查。贫苦人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配合，而且他们还听从我们的建议，对自己的清洁卫生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然而当我们去上等人家检查厕所的时候，他们中有些人甚至不让我们进门，更不必说接受改进意见了。通过检查，我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有钱人家的厕所比穷人的还要脏。他们的厕所都是黑乎乎的，又臭又脏，蛆虫遍处。对这种情况，我们所提的改进意见很简单：用桶盛粪便，以免弄得遍地都是，把厕所的围墙拆除，使厕所里有充足的光线和流通的空气，也使打扫清洁的人便于清除。上等人家对后面这点建议提出了无数反对的理由，有很多人根本不执行。
  委员会还得去检查不可接触者的地区。委员会中只有一个人愿意和我一起去看看。到这种人居住的地方去看看，对其余的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更不必说去检查他们的厕所了。但是对我来说，到这些地方去倒是一件令人喜悦的意外之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这种地区。那里的人们，无论男女，看见我们来都很惊异。我请他们带我们去看看他们的厕所。
  “我们的厕所”他们惊奇地叫道，“我们都是到空地上去大小便的。厕所，只有你们大人物才有。”
  “那么，如果我们去看看你们的屋子，你们不会介意吧？”我问道。
  “非常欢迎，先生。你们可以随便看看我们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住的算不上是什么屋子，都是一些洞穴。”
  我进屋一看，发现里面和外面一样干净，这让我很高兴。过道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地面都用牛粪涂抹得很美观，少数几个罐子和盘子都洗刷得闪闪发光。这种地区不必担心会有传染病。
  在上层人家的住宅区里，我们看见的一个厕所，我不能不在这里多写几句。每一个房间都有一条小沟，水和尿都弄到小沟里去，整个屋子都有臭味。但是其中有一栋屋子有一间带楼的寝室，屋里的小沟是供大小便用的。这条小沟有一条管子直通楼下。房里臭不可闻；住在里面的人如何能睡下去，只有让读者去想了。
  委员会还视察了毗湿奴教徒的哈维立神庙。负责这个哈维立神庙的僧侣曾经和我的家庭有很好的交往，所以他同意让我们随意检查，并让我们提出任何改进意见。这座哈维立神庙中有一个地方连他自己也没有去过，人们经常从墙外向这里抛进乱七八糟的东西，到处都是当餐盘用的叶子，而且这里还是乌鸦和老鹰栖集的地方。庙里的各个厕所，当然是很脏的。我们提出了不少的改进意见，但是我不知道这位僧侣究竟采纳了多少，因为我在拉杰科特住的时间不长。
  我发现拉杰科特这样一个受人们膜拜的地方，居然这样糟糕，心里非常难过。我认为一个神圣的地方，人们往往希望它在清洁卫生方面搞得更好。而据我所知，即使在当时，许多著名作者对于内心和外界的洁净，都是非常看重的。
  第2部·南非生活我的两种秉性
  我对于英国宪法的忠诚，可以说很少有人可以比得上我。现在我才知道，我那么热爱和追求真理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忠诚。我永远不会，也不可能假装忠诚或者假装别的什么美德。在纳塔尔我所参加的集会，都是必须要奏国歌的，当时我的想法是，我也应该和大家一齐唱。我知道英国人统治有哪些缺点，但是我认为，总的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当时我相信，从整体来说英国人的统治，对于被统治的人是有好处的。
  我认为我在南非所看到的种族偏见，是违背英国人的传统的，而且我相信这不过是暂时的和个别地方的现象。所以我效忠于国王的决心可以和英国人相比。并且我还非常认真、耐心地学会了“国歌”，只要有人唱起来，我就跟着一齐唱。只要有机会表达我对国王的忠诚，我都是非常虔诚地加入，毫无虚伪的成分。在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滥用过这种忠诚，也从来不曾想过以忠诚为手段，来达到私自的目的。我认为，忠诚就是一种义务，表示忠诚并不指望报偿。
  我回到印度的时候，印度全国上下正在准备维多利亚女王在位６０周年的庆祝仪式。拉杰科特也为这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我被邀参加。我接受了这个邀请，但是我觉得这种庆祝恐怕主要是走走形式罢了。而且我还发现了其中有许多虚假和欺骗的事情，对此我很难过。我开始反省自己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委员会工作。考虑了许久，我最后决定，我只要把我那部分工作做好，就可以了。
  在庆祝活动中，有一项议程是植树。我发现许多人植树不过是为了装装样子和讨好达官贵人罢了。我曾设法说服他们：植树不是强迫的，而是一种自愿活动。因此要么就认真地种，要么就根本不种。我记得当时他们听见我的话，都大声笑起来。我记得我在种植分配给我的树苗时，是非常认真的，我还细心地浇水和看护。
  我还教家里的孩子唱英国国歌。我记得还教过当地师范学院的学生，不过我忘了是为庆祝女王在位６０周年，还是为了爱德华七世加冕为印度皇帝。后来我越来越从心里感到国歌的歌词含义与我自己的思想原则起了冲突。因为后来我对于“非暴力”的观点越来越成熟了，我对自己的思想和言论也越来越谨慎了。这首国歌的歌词有这么几句，特别和我的“非暴力”思想发生抵触：
  把她的敌人打垮，
  使他们片甲不留；
  把他们的政治扰乱，
  使他们的毒计破灭。
  布斯博士认为一个信奉“非暴力”的人唱这几行是很不合适的，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凭什么假定所谓“敌人”都是“歹徒”呢？难道敌人就一定是坏人吗？我们所需要和追求的，只是正义。布斯博士对我的观点完全赞同，他为听道的人编了一支新歌。不过关于布斯博士，我们以后还要谈到。
  和忠诚一样，我的秉性之中还有一点是非常突出的，就是愿意护理别人的倾向。我愿意护理别人，不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
  当我在拉杰科特忙于写作那本有关南非的小册子时，我抽空匆匆去了一趟孟买。我打算就这个问题在城市里组织几次集会来发动群众，而孟买就是我所选择的第一个城市。开始我会见了兰纳德法官，他认真地听我讲话，劝我去见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然后我又去看巴德鲁丁·铁布吉法官，他也是同样的看法。他说：“兰纳德法官和我不能给你什么有用的指导；你知道我们的地位。我们在社会活动中的影响不是很大，虽然我们对你很同情。能够给你以有用帮助的人，只有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
  我当然想见一见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不过既然连这两位老前辈都劝我照他的意见做事，我因此就对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在公众中间的巨大声望认识得更为清楚了。我立刻去拜见了他，而且对于承受他那“大人物”的派头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人们对他有很高的赞誉，称他为“孟买之狮”、“本省的无冕之王”，而这些我都是有所耳闻的。然而这位帝王并没有吓坏我，他对我的态度就像一个慈父对待他已成年的儿子一样。我们是在他的寝室里会面的，当时他周围聚集着一群朋友和信徒，有人向我介绍说，其中有德·叶·瓦恰先生和卡玛先生。我早就听说过瓦恰先生，他被视为费罗泽夏爵士的左右手。维尔昌·甘地先生告诉过我，他是一个大统计学家。瓦恰先生说：“甘地，我们再找个机会谈谈吧。”
  我们相互之间的介绍不过两分钟，费罗泽夏爵士仔细地听我讲话。我告诉他，我已见过兰纳德和铁布吉法官。他说道：“甘地，我觉得我应该帮助你。我应当在这里召开一个群众大会。”他说完这话，便跟他的秘书孟希先生说，叫他定一个集会的日子。日子确定以后，他便向我告别，叫我在开会的头一天再去见他。这次会谈消除了我的恐惧，我兴高采烈地回了家。我这次到孟买，还去探望了我的姐夫，他当时正卧病在床。他不是一个富有的人，而我的姐姐他的妻子也不太会照料他。他的病很重，我建议带他到拉杰科特去。他同意了，所以我就同我的姐姐和姐夫一齐回家。他的病比我所预料的时间拖得长。我把他安置在我的房里，日以继夜地陪伴着他。我在夜里不得不用一部分时间看护他，同时还得写那本关于南非的小册子。可是后来，病人还是死了，但我能有机会在他临终的那些日子看护他，内心感到很大的安慰。
  喜爱护理别人的倾向使我对别人的困难及病痛非常关心，我常常为了照料他们不惜放下手头紧张的工作，有时我一个人料理不过来，还把我的妻子、甚至把全家的人都拉进去。
  我认为，只有当人们觉得能从中得到乐趣，他们才会愿意护理别人。如果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做给别人看，或者由于害怕公众舆论，那就会对别人的成长产生不良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