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新手辈出，但有特殊的个人风格的，似乎尚未发现。当然在这些新人中，将来一定会有人成为一派宗师的，但恐怕还要假以时日，才能形成、巩固与发展。
  〃要从平淡见奇功，无限风光在险峰。乱云飞渡仍从容，绵里藏针不露锋。天马行空矫若龙，降龙伏象闯九宫。仙人指路气如虹……〃有人说像一首七言长诗，我希望这首七言长诗能继续写下去。
  一九七六年一月序《广州棋坛六十年》
  棋盘上的皇帝
  谈比较文学之风近年颇盛，文学固然可以比较，象棋也可以比较的。倘嫌范围还是大些，那就只比较棋盘上的皇帝，也是很有趣的事。
  中国象棋的〃帅〃和国际象棋的〃王〃地位相当，都可称为棋盘上的皇帝。但〃帅〃是不能走出九宫的，〃王〃就不同了，他可以走遍〃天下〃（棋盘任何一格），冲锋陷阵，本身就具有战斗能力，不像中国象棋的〃帅〃必须依赖士、象保护。
  我想棋盘上的不同，就正是反映了东西方皇帝地位的不同。中国的皇帝是〃至尊〃，是〃天子〃，除了起自民间的开国之君可能打过仗之外，皇帝是只能住在紫禁城中，不和外间接触的。不但御驾亲征少有，皇帝出巡也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正德皇帝游江南，大大小小臣子跪在宫外谏阻他出游的有数百人之多，结果这位少年贪玩的皇帝发了脾气，各赏一顿板子，给打死的都有几个。试看，皇帝要走出紫禁城是何等不易。
  西方的皇帝就不同了，皇帝带兵打仗，并不稀奇。有两部著名的电影《罗宾汉》与《劫后英雄传》，相信许多人看过，电影中的狮心王李察不但亲自带兵打仗，甚至与武士比武。
  另一个不同是，中国象棋双方的帅不能见面，国际象棋则无此限制。这个差异，看来也是反映了东西方对皇帝的观念不同。中国的观念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皇帝只可召见属国的君主，和同等地位的敌国君主则是不会碰头的。只有在灭了敌国之后，那时敌国之君已经变成自己的俘虏，这才可以见面。但到了此时，对方的君主〃尊号〃当然早被削除，被封为〃违命侯〃之类，不能称为皇帝了。
  西方的皇帝是人不是神，中国的皇帝是天子，介乎神人之间。国际象棋或者不及中国象棋深奥，但我则较喜欢能够冲锋陷阵的〃王〃。
  棋盘上的兵马
  胡志明很喜欢下中国象棋，曾有诗道：〃错路双车也没用，乘时一卒可成功。〃诗虽浅俗，却颇含哲理，也是合乎棋理的。卒子未过河只能任人宰割，一过了河，威力就大了。一局棋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兵卒的运用是否得当。著名象棋残局中，有个名为〃蚯蚓降龙〃的残局，就是卒子可以胜车的。不过，中国象棋的卒，却千万不能成为〃老兵〃，一成老兵，战斗力就消失了。在对局中兵卒也往往成为要换取胜利的牺牲品，这一点又颇令人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感慨了。
  兵的走法，也是中西两种象棋的一大差异。中国象棋的兵，到了对方的底线，就变成〃老兵〃，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国际象棋的兵到了底线，那可是厉害之极了，它可以变成威力最大的后，或任何一种兵种（一般情形除了变后，就是变马，因为后可走直线、斜线，威力最大，但不能如马之行〃日〃字，所以只有在走〃日〃字才可把对方〃将死〃的情形下，变马才有作用）。一到有一方的兵变后，对方多半就要认输。
  身经百战的〃老兵〃，最后竟要〃报废〃，实在是令人惋惜的事。因此在这方面我也觉似乎是国际象棋合理一些，合乎论功行赏的原则。
  国际象棋的马无〃撬脚〃，这也是和中国象棋不同的。马无〃撬脚〃，威力当然大些，不过加多一重限制，变化更加复杂。艺术上的趣味，往往是从既有一定的限制，而又能够在这约束之下尽量发挥得出来。比如律诗，中间四句是要讲究对仗的，假如取消这个限制，也就失去了律诗的趣味了。不知我的想法对不对，我是比较拥护马有〃撬脚〃的。
  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同源异流，其不同处，大抵是根源于东方和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
  如果深入研究的话，相信是件很有趣味的事。
  此文为《笔花六照》繁体版再版后记。
  《笔花六照》再版，趁这机会，我把近年写的十一篇文字收入集中。增补的比例，约为初版的八分之一。真的是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了。年轻时候，或者我会等待贮足稿件，再出《笔花》二集、三集；如今我已年过八旬，限于自然规律，创作力日益衰退是意料中事，这本有所增补的《笔花》，很可能就是经我过目的最后的一个版本了。“昔时飞箭无全目，今日垂杨生左肘”，能不感慨系之？
  老年人喜欢怀旧，我也并不例外。我这一生，和香港《大公报》的关系最深，《胡政之·赞善里·金庸》一篇，就是写《大公报》在香港复刊的轶事的。胡政之是旧《大公报》三巨头其他两巨头是吴鼎昌和张季鸾。之一，一九四八年南来香港，筹划香港《大公报》的复刊。在香港的日子，他住在坚道赞善里八号四楼，和他一起住在那里的有蔡锦荣、金庸等人。当时的职位，蔡锦荣是翻译主任，金庸是翻译。二战后，胡政之曾经以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其后，香港《大公报》的复刊，可说是他“在最后的日子，完成了最后的辉煌”。
  在《大公报》的故人中，陈凡曾经是我的“顶头上司”，他也曾经在《大公报》写过一篇武侠小说，篇名《风虎云龙传》，笔名百剑堂主。一九五六年时他以《大公报》副总编辑的身份分管副刊，金庸和我则是副刊编辑。在他倡议之下，我们三人合写一个名为“三剑楼随笔”的专栏。《亦狂亦侠能哭能歌》记下了我和他的一段“诗缘”。我觉得在他的诗、文和小说中，诗最好，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写的一些旧体诗。钱锺书曾为他的诗集题句云：“笔端风虎云龙气，空外霜钟月笛音。”据我所知，陈凡生前自编的《壮岁集》，即将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陈凡一九八三年选辑旧作名《壮岁集》，一九九○年得友人何耀光资助，“为之付梓，以公之于同好”，列入何氏“至乐楼丛书”，属于非卖品。二○○四年，其家人交给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发行。，除了钱（锺书）序之外，还有饶（宗颐）序。钱饶二公，乃是当今之世“超级”的文史大师。有关陈凡的诗就无须我来多说了。
  相形之下，我的另一位老上司蔡锦荣似乎比较“平凡”，但他的“特别”处，就正是在平凡之中显出不平凡。在《荣辱关怀见性情》这一篇，我写了老蔡的晚年。我觉得他在澳洲以种菜为业终其一生，正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表现“老大公人”的情操。
  编入“师友忆往”这一辑的，还有《缘结千里肝胆相照》一篇。说的是一位在新加坡有“文坛老园丁”之称、“编文织艺不知倦”的友人谢克。在我的笔墨生涯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作品（包括武侠和文史）都是在港新两地几乎同步发表的。在相关的副刊编辑中，我和谢克交往的时间最长，文学的理念也较为接近。我曾借用纳兰容若赠顾梁汾的词句：“有酒唯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转赠他，这份友情维持至今。他在二○○○年，获新加坡文艺协会推选为“亚细安文学奖”得主。烟云吹散尚留痕
  在香港的文艺界朋友，有一位和我相识半个世纪、相知甚深的朋友，他就是被称为香港“乡村派作家”的舒巷城。不过我认识他的时候（一九五二年），他用的笔名是秦西宁，舒巷城则未“出世”。
  舒巷城是以新诗人的面貌出现的，在六十年代中期，以中英合璧的抒情诗，成为香港诗坛一颗耀目的新星。很少人知道他会写旧体诗，我也是和他相识多年之后，方始知道他不但会写，而且写得很好，数量亦不少。他是用“尤加多”这个笔名，在香港《商报》发表的。熟悉舒巷城的人，怎想得到在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出世”（开始刊出）的那个尤加多就是他。
  一九九九年四月，舒巷城不幸去世。我写了一篇《无拘界处觅诗魂》，专谈他的旧体诗，“无拘界”是他在《商报》写的那个专栏名。由于在尤加多“出世”之前，我也曾写过一篇题为《铿然一瓣莲花去——谈舒巷城的诗》，收入《笔花》初辑，这一篇《无拘界处觅诗魂》，我就把它编入“诗话书话”这辑，以比较全面的评介，作为对故人的悼念。
  《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这篇，也是属于怀旧的。二○○一年十一月，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主办一个“讲武论侠会”，请我参加，讲这个题目。武侠小说我早已放下，本来不敢接招。但主其事的邝健行教授说：“不必紧张，你只当作是讲故事好了，讲自己的故事。说不定从你的故事中，也可以提供一点资料，给研究武侠小说的专家学者参考。”有这几句话壮胆，我才敢自比“白头宫女”，来说“开元旧事”。
  往事并不如烟，要说是说不完的，能说多少就多少吧。这正是：旧梦依稀记不真，烟云吹散尚留痕。是为记。
  二○○四年六月于悉尼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