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算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地区。与相对的缺医少药相比，绝对不缺的是医学及健康资讯。非但不缺，而且很多，并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这种局面跟我国的电影界越来越像，即大导演一大堆，却从来看不到他们拍的电影，倒光见他们出书了，一本接着一本。
  自《洪昭光健康忠告》着实火了一把以来，一大批“健康忠告”把洪昭光的下茬儿大接特接，这也难怪，薄薄的一本小册子，短期内竟出了四五个不同的版本，印了上百万册。洪医生的这本书有没有救了某一位患病读者的命，目前尚未见有相关报导，可以肯定的是，最起码已经有一家以上的出版社已因此书而起死回生。
  跟风之作中亦不乏后起之秀，近来比较火爆的，是正在网上或以手抄本方式流传的《养生经》，又名《千万不要死于无知》。作者齐国力，据说是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科主任、美国医学会会员，保健专家以及“外国医学杂志主编”（注：原文如此，原来一直不知道我国医学界也有一本类似《外国文艺》那样的好杂志）。我发现，这类读物均具有以下特点：一，权威性。作者都是医学权威，而且不仅仅是普通的医生普通的权威，他们是经常为“权威”看病的“权威”。据介绍，洪昭光医生除日常行医之外，还经常到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举办健康讲座，那齐国力虽然有些来历不明，言词却也绝不含糊：“这个问题在国内非常严重，特别是领导干部。这个极端反常的现象要求我们尽快纠正。市委非常重视，有文件下达了，要求各单位多听最新保健知识，我就是奔着这个目的来的……我就很奇怪，我们很多人凑合活着，这种思想危害极大。”听听，强强联手，都不是吃素的。
  二，此类读物一上来都以会议记录或手抄本形式传播。在此类读物的目标受众、即四十岁左右上下的中国读者之深层记忆中，手抄本这三个字别具一种深远的影响力─我绝不是说此年龄段的中国读者都有秘密传阅《少女之心》的经验，不过，相信其中大部份脱离了低级趣味者对《第二次握手》从手抄本到铅印本的历程仍然记忆尤新。总之，那是一种月子里落下的病，几句话说不清楚。
  三，作者及其论据均有美国背景。洪医生曾在美国做过两年访问学者，齐医生更是一位高龄海归，自称“去年从美国回来，此前在斯坦福呆了六年。我要介绍很多新东西。这些“新东西”包括：“宋美龄我在长岛见过，他们都活得很长，都是100多岁。他们能活，我们为什幺不能活。”
  坦率地说，做为一个迷信手抄本的读者，读了这些“健康忠告”之后，并不觉有什么意外收获，在我这个外行看来，绝大部份的“忠告”不过老生常谈，健康常识。当然，不得不承认齐国力先生有惊人之语，例如吃跳蚤：“国际会议上说跳蚤的蛋白最好。跳蚤别看它那么小，它可以跳1米多高，你信不信。如果把它放大到人体那么大，它可以跳到月球上去。所以有几个美国医生在琢磨怎么吃跳蚤呢。”搁下这些不谈，必须承认它们在文体和出版上皆堪称成功。事实上，大部份在中国市场上已经或正在取得骄人成就的产品，行销上都具备前述三个条件。
  我一直相信，“看医生”这句话并不准确，应当是“被医生看”才对。如今，手捧医生们写的书，始觉这个表达的争议性正在大幅度降低，因为“看医生”也可以理解为“看医生写的书”。也就是说，“看医生”和“看医生写的书”都是一种有益无害的行为。跟“医生写的书”打交道，我有毕生难忘的经验在学校里，生理卫生课本上那至为扣人心弦的一章，老师在课堂上是秘而不宣的，直接跳过去，像丢了转的CD。幸好校图书馆有一本《农村赤脚医生手册》，从中得以补充到丰富的相关资讯。后来上大学到了广州，鸟枪换炮，竟豪华到可以在第一时间展读新鲜热辣的《家庭医生》。壮年听雨客舟中，如今我已相信，当性的好奇和冲动逐渐消退之后，这些“医生写的书”其实跟卡耐基，《穷爸爸富爸爸》以及《谁动了我的奶酪》之类“致富秘笈”一样，都可以当成励志读物来读，反正读不死人。
  当然吾人切不可就此而低估了这类读物在功能上的强劲。有报导说：“广告上说，过年送礼送脑白金。我看咱女儿送的《养生经》比什么都好”。励志、送礼以及孝敬咱爸妈之外，还可以搞笑。你要憋着不笑，就大大地辜负了作者的一片苦心，齐医生教导我们说：“哈哈一笑，皱纹没了。笑使很多病都不得。第一不得偏头痛，第二不得后背痛，得了偏头痛别着急，哈哈一笑就好了。而且性功能不减弱，生殖功能不减弱。罗马尼亚老太太92岁还生胖娃娃，人家天天笑啊。天天绷着个脸当然不能生了。”
  第一部分掏出了一条三文鱼
  看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杨子荣伪装成奶头山惯匪胡彪上威虎山投奔座山雕，献出秘密联络图之后，座山雕大喜，封杨子荣为威虎山“九爷”，还特地命八大金刚陪同九爷到威虎山自办的花寨耍乐。关于这“花寨”，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惜墨如金：“这花寨是安置抢上山的良家妇女的几间木头房子，专供匪徒们蹂躏糟蹋。目前还有二十七个民间妇女，被押在花寨里，她们已受了一年多的痛苦了。”
  一为文字，便无足观，一为电视剧，这“花寨”就有点看头了。问题是，面对受苦受难的阶级姐妹，身为工农子弟兵的杨子荣，此刻既不能有所为，又不能因无所为而暴露了自己的“共军”身份，急中生智，只见那杨子荣点上一袋烟，再次不紧不慢地施展了独门的“忽悠”功夫，从“花寨”日常所用的香粉、胭脂等化妆品谈起，一路忽悠到山西刀削面，再从刀削面忽悠到大马哈鱼。老杨问八大金刚，大马哈鱼，知道不？八大金刚答，知道啊。老杨又问，那黑龙江、牡丹江一带的大马哈鱼，是从日本海游过来地，你们知道不？忽悠至此，虽渐有时尚杂志的味道，但基本靠谱。杨子荣的扮演者王洛勇在访谈中曾表示，对新版杨子荣的变化不以为意，而且“剧本给我什幺我就往外掏什幺。”于是掏着掏着，不经意就从剧本里掏出一条三文鱼来─杨子荣接着说：“在日本，大马哈鱼它不叫大马哈鱼，小鬼子管他叫三文鱼。吃起来，小鬼子们一手托鱼，一手持刀，削成极薄极薄的蝴蝶形状薄片，生生的就飞进了小鬼子的嘴里。”若不是蝴蝶迷突然闯入花寨，杨子荣其实还可以继续往下忽悠：“弟兄们，小鬼子还有一好，就是把三文鱼做的生鱼片摆在一个光（月＋定）娘们身上吃，那叫‘女体盛’，知道不？听说昆明那疙瘩就有。我看，今年咱威虎山的‘百鸡宴’，干脆改‘女体盛’得了。”
  虽然蝴蝶迷在《林海雪原》的小说原作中并没有在那个节骨眼上闯入花寨，不过小说里的的杨子荣的确是经常用“忽悠”来化险为夷的。当座山雕突然问起许大马棒知不知道“蝴蝶迷和郑三炮不大干净”之事时，对土匪的“下流生活”不是很了解的杨子荣先是机智地尿遁，“在往返百余步的厕所道上作了紧张的思考”，然后“果断地想定了自己的对策：‘我给他个借题发挥，大拉蝴蝶迷……凭我这两片嘴给他个一岔十万八千里。”就这样，从厕所重返威虎厅之后，他“添枝加叶，渲染逗趣，一会儿联上猪八戒，一会儿又联上武则天，幷且联系得非常奇妙，一孔不漏，一绽不露。”
  既然“一孔不漏，一绽不露”，那么我还是想说说电视剧的那条“三文鱼”。据我所知，“三文鱼”是英语Salmon的译音，而且是粤语的译音。这个词是香港人的发明，历史不会超过20年。日本人称此鱼为“鲑”，发音如Sake，跟“三文”浑身不搭界。此外，据我个人在日本的不完全观察，日本人非但不知“三文鱼”为何物，而且幷不如中国想象的那么爱吃。又据蔡澜先生揭发：“（香港）假东洋鬼子店中，本地大师傅头上绑巾条，大力介绍：‘三文鱼鱼生，日本人最爱吃！’到日本，你会发现传统的日本寿司铺里，根本没有三文鱼刺身卖，觉得它有一种怪味。”事实上，目前全球市场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三文鱼”都是来自挪威。挪威贸易委员会曾公开表示，挪威每年的“三文鱼”渔获量多到吓死人，如果不努力向国外推销，每个挪威人每年得吃掉650公斤以上才吃得完。挪威人可能打死也不会想到，Salmon在中国市场上的开拓，一直都得到了大众文化“日本想象共同体”的暗中相助。身为此共同体的一员，我个人意想不到的，是“三文鱼”竟然在电视剧的“红色经典”之中进一步完成了它的“日本化”进程。全球化的叙事，不仅超文本、超时空，某些必要的时候，甚至还不得不超越了常识。
  电视版《林海雪原》因在情节上与小说有些出入（比样板戏的出入更大），听说原作者曲波同志的家属有些看法。做为曲波的读者、江青的听众以及王洛勇的观众，我本人对任何出入都绝无任何意见，前面拿“三文鱼”说了些事儿，更无“挑硬伤”之意。相反，这正是我向“三文鱼”的作者和表演者致敬的一种方式。“忽悠”，东北话，京白又名掰赤，难听的说，又叫扯蛋或扯淡。本来我一直以为，论扯淡，我认第二，中国便无人敢认第一。看过“三文鱼”之后，我知道我错了，真的忽悠或真的扯淡，总是建立在强劲的逻辑基础之上的─如果说威虎山是用“智取”的，那么这“智取”的“智”字里就有不可忽视的“忽悠”成份。也就是说，反正杨子荣当时是在“忽悠”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忽悠”与其在常识的基础上进行，就实际效果而言，倒实在不如脱离常识来搞的好─唯一担心的是，八大金刚中某匪会不会从“三文鱼”看出了破绽：“三爷，他不是胡彪，也不是共军，他真是从百老汇来的王洛勇啊！”
  第一部分“小姐”的应用文
  “小姐”二字，在汉语里笔划不多，且简繁通用，但是其词意之复杂，命运之坎坷，庶几与今日社交称谓上最流行之“老师”无异。
  今之被称为“小姐”者，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未婚女性；二，已婚女性但因种种原因而使对方觉得其尚属未婚或不明其夫姓者以及其夫姓不明者；三，服务行业的女性从业人员─只限前台工作者，以餐厅为例，凡知客、服务生、部长、收银、啤酒推销员，等等，后台工作者不在此例，例如女厨师、清洁工以及老板娘，等等；四，风月或准风月场所的女性从业人员。例如坐台、服务生、妈咪、伴舞、陪唱、按摩女、洗头妹、等等。
  风月场所虽然在产业上亦属服务性行业，不过，它有一个特殊之处，即前台工作与后台工作之界线比较混淆。也就是说，当该等场所处于“正常”营业期间，它的绝大部份工作人员包括老板娘，都属于前台工作者，也就是说，在企业内部，虽然“小姐”和非小姐”（如妈咪）这两种岗位还是有极其清晰的界定，不过原则上通常都可以被称为“小姐”；营业一旦受到外界冲击─例如“扫黄”运动，上述前台工作者会立即集体变身为“后台工作者”，也就是说，立即拒绝他人（主要是执法者）称呼（准确地说应该是“认定”）自己为“小姐”。
  综上所述，显而易见的是“小姐”已经从一个称谓变成了一种职业或者一种职称。糟糕的是，虽然无需评比，但是在主流的价值观念里，此种职业乃一种不正当的职业。报纸的新闻标题，有时干脆直接用“小姐”　替代了“娼妓”或者“鸡”，而“找小姐”亦已成为招妓的代名词。更糟糕的是，做为一个名词，以大趋势观之，不正当的“小姐”正在或已经对正当的“小姐”形成大面积的覆盖─如果是“颠覆”倒也罢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笔写不出两个“小姐”，“覆盖”至少在当前的社交生活上造成了一些可大可小的混淆。“小姐”今天剩下的惟一可以安全通用幷且值得信赖的涵义，似乎就只有“女人”了。
  “小姐”之贬值，人皆以感慨系之。其曰：世风日下，昔日之敬语竟成一非礼之词。事实上，白话文里的“小姐”二字，基本上是一个文明/西化的结果。其直接的出处，乃新文化运动对英语Miss的借用。有意思的是，古汉语中恰好就有一个“小姐”对应摆在那儿。洋为中用，里应外合，拿来主义一举成功。虽然被赋予了时代气息，但由于“小姐”在字面上毕竟土气未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