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猎杀目标的搜索，他只是在静静地等待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在1997年的夏天来临，猎杀目标：东南亚。
  东南亚曾经是新世界的宠儿。
  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四小龙”在战后迅速崛起，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终于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地区）的行列。
  继它们之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模仿“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利用本国劳动力成本便宜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比如纺织品、皮鞋、箱包、普通机械及其零配件等等，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向发达国家出口。同时以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外国资本到本国投资，一时间搞得风生水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被称为“亚洲四小虎”，大有重现当年“四小龙”辉煌之势。
  但“四小虎”所处的时代和“四小龙”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全球统一的金融市场开始形成，并产生了数额极为庞大的全球性投机资金，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投机资金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反映速度极为迅速，一旦嗅到什么风吹草动，就可以在一夜之间从世界各个角落蜂拥而至，对一国经济展开毁灭性的打击，获取暴利之后迅速撤退，留下一个个经济崩溃、民生凋敝的国家，其行动效率和破坏程度丝毫不逊色于航空母舰和巡航导弹。英镑狙击战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就是这些投机资金的经典之作。
  和索罗斯这样的国际金融界的“老狐狸”相比，东南亚国家的领导层和企业界在金融问题上还显得非常幼稚，很多人被迅速发展的经济冲晕了头脑，似乎眼前的繁荣可以轻松地持续下去，而不用做任何改革和防范措施。
  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发源地泰国为例，泰国从1984年起就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长达13年没有变化。这个篮子中的货币与权重分别为：美元80％～82％；日元11％～13％；西德马克6％　～8％；港元、林吉特和新加坡元0％～3％。泰国中央银行每天公布中心汇率，浮动区间为中心汇率的±0。02。在此制度安排下，泰铢对美元汇率基本固定，长期维持在1美元兑换24。5～26。5泰铢的水平上。也就是说，泰国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盯住美元制度。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比如马克、日元贬值，泰铢也跟着贬，美元升值，它也就跟着升。
  1984年—1995年，由于美元对主要货币持续贬值，而泰铢是“盯住”美元汇率不动的，所以泰铢也随着美元一起贬值。也就是说，同样价格的泰国商品，在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都变得更便宜了，这就大大提高了泰国的出口竞争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有力地推动了泰国经济发展。1986年—1994年，泰国制造业出口年增长30％，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由36％上升到81％，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2％增加到29％；农业出口比重由47。7％下降到13。9％，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21％降为11％。
  东南亚金融危机（2）
  但好日子总有到头的时候，随着冷战和海湾战争的结束，美国国家安全的压力大大减少。1992年，年轻的克林顿击败海湾战争的胜利者老布什成为美国总统，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发展国内经济上来，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使得美国成为信息化时代的领头羊，经济发展迅速。到了1995年，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由贬值转为持续升值。由于美元持续、大幅度升值，泰铢实际有效汇率跟随美元不断走强，削弱了泰国的出口竞争力，1996年泰国出口增长从1995年的24％下降到3％。出口下降导致泰国贸易逆差迅速扩大。1995年泰国贸易赤字达到162亿美元，占GDP比率超过8％。
  进口大于出口，就意味着卖出去的东西少，买进来的东西多。由于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是美元，所以贸易的逆差只能用美元来填补。填补这个缺口的美金主要是两个来源，第一是泰国中央银行的美元储备，第二个来源就是外债或者外商投资——外资进入泰国，必须先把美元兑换成泰铢，这样就可以增加泰国中央银行手中的美元。但是这些美元不是白送的，外商手里拿着泰铢，随时可以把它们再换成美元。所以这些美元可以看做是泰国中央银行从外商那里借来的债务。外商毕竟不是慈善家也不是爱国人士，一旦觉得在泰国经济出问题了，就会立刻撤退，泰国中央银行就必须把美元还给外商。
  就是在这个时候，泰国政府放松了警惕，为了解决贸易赤字，给外资进入泰国打开方便之门。实际上，墨西哥金融危机刚刚结束，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投机资金就已经开始不动声色地进入泰国。他们并不是投资于长远发展的工业，而是蜂拥而上，爆炒泰国股市和房地产，因为这些东西可以迅速买进卖出，不用像投资制造业一样必须有较长的资金周转期。在这些资金的冲击下，泰国股市和房地产价格暴涨，造成虚假繁荣，掩盖了泰国制造业衰退，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的事实。
  在表面繁荣的假象里，泰国政府没有能够及时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进行金融制度改革。任由外国投机者利用手里的价值被严重高估的股票和地产作为抵押，从泰国金融机构获得大量贷款。1996年底，泰国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贷款分别占总贷款的8。8％和24。4％，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是外资所为。1996年，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商业银行和金融公司经营状况恶化。1996年6月底，泰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达到1兆7　800亿泰铢，不良资产率达到35。8％。其他东南亚国家如印尼、菲律宾等国家的情况也基本类似。
  现在，索罗斯开始亮剑了。不动则已，一击必杀，正是索罗斯最喜欢的风格。
  1997年2月，索罗斯带领国际游资对泰铢发动第一波攻击，手法仍然和袭击英镑一样，大量借入泰铢，在外汇市场上兑换成美元。泰国中央银行运用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平息了这次风波，索罗斯空手而回。
  三个月之后，他卷土重来，除了实实在在的攻击外，还不忘四处调兵遣将，寻找帮手。6月27日的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写道：“像索罗斯这样的大投机家不排除使泰铢贬值20个或者更多个百分点的可能性。”凭借英镑狙击战和墨西哥金融危机中树立起来的“威信”，他的话对全世界的投机者就是金科玉律，于是国际金融市场上再次盛传泰铢贬值，全世界的投机资金都被他调动起来，引发泰铢汇率大幅波动。泰国中央银行通过“东亚中央银行总裁会议”的会员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以百亿美元的代价把汇率维持在25泰铢兑1美元的价位。
  索罗斯的前两波攻击都以失败告终，但却有效地减少了泰国中央银行的美元储备，并且在投资者心中制造了恐慌，那些以前大举进入泰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短期资金疯狂撤退，泰铢贬值压力进一步增加，外汇市场出现了连续不断的恐慌性抛售。到1997年6月底，泰国外汇储备下降300亿美元，失去了继续干预外汇市场的能力。到了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被迫宣布放弃盯住汇率制度，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泰铢汇率最低曾达到1美元兑32。6铢，贬值幅度高达30％以上。
  东南亚金融危机（3）
  索罗斯深谙“集中优势兵力，个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且运用自如。他的策略就是集中资金全力攻击“四小虎”中最脆弱的泰国经济，彻底击垮泰铢。在泰国政府放弃抵抗，任由泰铢贬值之后，他又利用大众的恐慌心理迅速转战东南亚各国，逐个消灭，将这些国家多年经济发展的成果席卷一空。
  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
  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这次袭击又让索罗斯的量子基金获利30亿美元，但他给亚洲国家造成的损失却远远超出了这个数目。在1997年7月26日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索罗斯暗中操纵货币投机活动，从而使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贬值，破坏这些国家的货币稳定，摧毁东南亚国家努力了三四十年所取得的经济成果，并呼吁将这种通过恶意摧毁一国经济来牟取暴利的行为定为一种国际罪行。
  对此，索罗斯的看法是他并不能摧毁一国经济，只有当这个国家的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才有机会乘虚而入。所以真正应该为亚洲金融危机负责的并不是像他这样的投机者，而恰恰是亚洲各国的领导人。
  索罗斯哲学与股票投资（1）
  索罗斯能成为当今首屈一指的国际超级投资家，与其对哲学的爱好不无关系。哲学培养了他宽阔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和持久、沉静的耐心。20世纪60年代初，索罗斯还曾花了3年时间准备写一本哲学方面的书，结果因为太忙而宣告破产。
  正因为有着深厚的哲学素养，索罗斯能够不循常见，超越惯例，往往是见人之未见，思人之未思，因而能得人之未得。
  索罗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他的最大教训就是，期待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并做好准备应付它。他认为，每个人都因一些先入之见妨碍他们正确地认识现实。在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上，股票和外汇的价值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认识而并非反映客观现实，这种客观现实与对其认识之间的差距，就创造出了有利可图的机会。对投资者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他的判断是对还是错，而在于当你正确的时候，你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你的力量。索罗斯的原则就是，确定自己所能承担的风险的大小，最初投入少量资金，当某种倾向逐渐明朗时再逐渐加大筹码。投资者不必对某种事物了如指掌，而只需比别人更了解它，就不难以有限的资金、有限的信息而胜人一筹了。
  索罗斯还提出了一种“反射理论”：人们的认识会改变事物，而事物的变化又会反过来改变人们的认识。例如，投资者如果认为美元会上涨，拼命地购买，则他们本身的行为就会促使美元上涨，进而降低美元利率，刺激美国经济。这反过来又使美元的增值有了根据。如果投资者认为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股票会上涨，并大量买进，将促使其股价上涨。而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管理人员就可以利用高股价的有利条件去收购别的公司，从而反证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股票增值是有理由的。这也就是索罗斯所说的现实和对现实的认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好比战场上有大雾，你无法获取所有的信息，但等雾停了，你得到了所有的信息时，战局又发生变化了。证券市场上实际是炒朦胧题材，当一切都变得清晰时，你也就输给了市场。在索罗斯看来，投机者的一窝蜂行为是无法用经济学中的价格供求理论来加以解释的。如果价格上涨，按照书本上的供求理论，这时供给会增加，需求会减少，从而制止价格的上涨。但是如果人们预期价格还会上涨得更高，待价而沽，则供给反而减少，需求反而增加，从而价格会进一步上涨。因此，在市场上左右股价变化的并非供求理论，而更多的是人们对价格的预期。
  索罗斯认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他不同意经济学上经常假定的人对市场有完全认知的能力。人们身处的世界每一刻都在变化，无人可以对这个不断改变的世界有完全的认知。因此他也不相信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近20年来有长足发展的衡量投资组合风险的一些方法，而竭力去寻找那些非均衡状态。他认为这种状态发出了促进他采取行动的信号，并觉得当人们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