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秋莎的眼皮一连跳了几天了，她知道有件大事就要发生了。
  春天的延安晴空万里，一孔孔窑洞散落在沟沟岭岭间。这天，柳秋莎刚吃过早饭，她一手拿着小凳子，一手拿着笔记本，准备到操场上去上课。那是他们军训队的课堂，黄土垫成的操场，平整而又结实，那里还长了两棵歪脖枣树。此时，那两棵枣树已经打了芽苞，说不定哪一天，芽苞就会绽放出嫩嫩的芽叶。
  每天上课时她总会提前几分钟来到操场，这不能说明柳秋莎学习文化课有多么积极，她是要抢占有利地形，也就是那两棵歪脖子枣树的某一棵。她坐在树下，背靠着枣树，那样的话，她就会感到很轻松。
  太阳暖暖地照耀着操场，也照耀着柳秋莎，远远的有一声又一声悠远的军号声传来，间或伴着士兵们的喊杀声或者是歌声。那是部队在训练，这一切对柳秋莎来说都恍然如梦。于是她就一副很困倦的样子，眼皮也很不争气地合上了，邱教员讲课的声音渐渐远去了，声音邈远得很。
  在那一瞬间，柳秋莎就做了一个梦，她又回到了东北那冰天雪地的崇山峻岭，她在雪地里奔跑着，身后是日本兵的枪声。枪声响了，她一惊，便睁开了眼。此时，她看见邱教员已经停止了讲课，用一双幽深的目光望着她。她发现好多人都在望着她，于是，她有些不好意思，低垂下眉眼，小声地说：我没睡觉，就是迷糊了一会儿，谁让延安的天这么好呢。坐在附近的人听到了，便小声地笑。她不笑，很茫然也很无辜地望着邱教员。
  邱教员二十多岁的样子，长得文气得很，脸孔白白净净的，望人的目光总是含情带露的。她知道邱教员是大学生，一年前投奔到延安，到了延安后，便在军训队当文化教员。邱教员讲话的声音很好听，不紧不慢，软软的，轻轻的。在柳秋莎听来，仿佛是一支“催眠曲”，一会儿，又一会儿她便睡着了。
  她不睡觉的时候，目光便总跟着邱教员转来转去。她喜欢邱教员讲课时的样子，一身粗布军装穿在他的身上，不显得土气，相反，更让他多了一种气质。究竟是什么气质她说不清，反正她喜欢看邱教员的样子。
  她每天坐在枣树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里离邱教员比较近，又是侧面，从这个角度欣赏邱教员会更加全面和生动。她看了一会儿邱教员，又看了一会儿。邱教员讲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在这里能够很好地看见邱教员高挑的身影。
  笔记本摊在她的膝上，却一个字也没有记。她想记点什么，搜肠刮肚的，却想不起会写多少字，那些字乱哄哄的都挤在脑子里，怎么也连不成句。于是她就不记了，她就一身轻松了，她能更加全心全意地欣赏邱教员的神采了。
  左眼皮一连跳了两天后，她知道将要出事了，果然就出事了。
  小王秘书出现在她的面前，她正想去操场抢占有利的地形，小王秘书就喊住了她。小王喊：柳秋莎同志，请你等一下。
  她站在那里，望着小王秘书。小王秘书其实也不小了，二十多岁的样子，也是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只因王秘书身材长得小，一身最小号的粗布军装穿在他的身上仍是显得肥肥大大的，于是人们都叫他小王秘书。
  柳秋莎一望见小王秘书就想笑，然后就笑着说：小王秘书，你是喊我呀？
  小王秘书就飘飘悠悠地来到了柳秋莎面前。小王秘书样子腼腆得很，尤其是见了女同志，总是很不好意思。他一不好意思就舔嘴唇，舔来舔去的，他的嘴唇就很滋润，整日里唇红齿白的。小王秘书红头涨脸地冲她说：韩主任让你去一趟。
  柳秋莎心里就忽悠了一下子。前几天同宿舍的王英大姐就曾被韩主任叫去过一次。王英回来后就唉声叹气、六神无主的样子。晚上，俩人躺在一起时，王英就说了，说是韩主任给她介绍了一个同志，当然是男同志，从井冈山走了二万五千里的一个“老”同志。这个老同志姓刘，在部队里当着副团长，因为革命，到现在一直没有机会恋爱。现在延安有了这么多女同志，他们这些革命“老”同志也该恋爱、结婚了。
  当时王英不明事理，她比柳秋莎大两岁，今年已经二十了。二十岁的姑娘仍不明白韩主任这话的意思，就说：刘同志恋爱就让他恋呗。说完还低下了头。
  韩主任就笑，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那天的太阳依旧很好，仍暖暖地从窑洞的窗口照进来。韩主任在阳光里走来走去，窑洞里便一会儿亮一会儿暗，王英就用不解的目光追随着韩主任。
  韩主任是这支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四十多岁的样子，是革命的老资格了，在上海当过地下党，又去苏联学习过，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于是韩主任办事时总是显得从容不迫。
  韩主任笑着说：那你就和刘同志见见嘛。
  王英顿时迷糊了：见我？
  王英就觉得大事不好了，还没等韩主任说完，便逃也似的离开了韩主任的办公室。那两天王英一直显得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
  直到有一天傍晚，她们吃过晚饭，正坐在窑洞前说话，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马蹄声越来越近，最后就停在了她们面前，从马上跳下来一个黑塔似的男人，这男人粗门大嗓的，几步来到王英和柳秋莎面前，声音很大地说：我姓刘，王英你好！
  那时刘同志还不敢确定谁是王英，只是含混地冲俩人敬了个礼。
  王英自然是清楚的，她脸红心热，又一百二十个不愿意地向前走了一步说：我是王英，你找我有事吗？
  刘同志便从怀里掏出一个用粗白布裹着的一包东西，热乎乎地塞到王英手里，然后头也不回地骑上马飞奔而去。
  直到刘同志的马蹄声消失了，王英才回过神来，她一手托着布包，一手抚着胸口，气喘着道：他……他姓刘？
  涉世不深的柳秋莎看到了王英这个样子，被逗得哈哈大笑。王英抚着那一小包东西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仿佛那是炸药包，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最后还是柳秋莎把那个包打开，她一打开包便惊呆了，这是一包延安蜜枣，个儿不大，却个个结实饱满。
  后来，那包蜜枣差不多都让柳秋莎一个人给吃了，她一边吃一边说：真甜，王英姐你也吃吧。
  此时的王英越发的六神无主了，她盯着柳秋莎手里的蜜枣，喃喃着一遍一遍地说：他姓刘，他就姓刘？
  王英在那些日子里都有些魔怔了，上课下课的眼神总是发直，一有时间就喃喃自语：他就是刘同志。
  有时在梦里还在叨咕，柳秋莎笑她道：王英姐，别魔怔了，不就是一包枣嘛，有啥了不起的。
  的确没什么了不起的，但王英却被什么东西给击中了。从那以后，刘同志经常在傍晚时分骑着马赶过来。每次来，他先在窑洞外把马拴好，然后大声地喊：王英，我来了
  王英就没有理由不出去了。王英一出去，刘同志便牵着马和王英在沟沟坎坎的小路上走一走，俩人中间大约有个三五步的样子。俩人在前，马在后，马还不停地打着响鼻，咴咴的。柳秋莎望着月光下王英这样的情景就想笑，于是她就笑了，笑得哏哏的。
  几次之后，王英便不那么六神无主了，每次她从外面回来，总是神采飞扬的。
  她说：他叫刘天山，是副团长。
  她又说：他们部队住在王家坪，离这儿有二十多里的路呢。
  她还说：刘天山都三十二了。
  她再说：天山十三岁就参加了暴动，后来参加了红军，在井冈山打过五次反围剿……
  王英说这些时，眼神一飘一飘的。
  柳秋莎那时还不知道王英已经恋爱了。她不知道恋爱有多么好，反正，每次刘天山来总不空着手，不是带点儿枣就是带点儿晾干的南瓜片什么的，南瓜片也很好吃，甜甜的。王英每次回来，柳秋莎就去翻她的兜，总能找出点内容来，柳秋莎就很高兴。后来，王英开始护卫着自己的“隐私”了，她不再让柳秋莎翻自己的兜了，而是自己拿出一点点让柳秋莎品尝，在这一点上，柳秋莎总是意犹未尽的样子。
  从那时开始，王英开始失眠了，有时柳秋莎睡了一觉了，睁开眼睛，无意中发现王英仍大睁着眼睛躺在那里想着什么。于是她就说：怎么还不睡呀？
  王英不说什么，翻了一个身，把后背冲给她。她就知道，王英这是出事了。她冲王英说，都是让刘天山闹的
  二
  柳秋莎没想到的是，自己也出事了。
  小王秘书让柳秋莎去韩主任那儿一趟，这是命令，她没有理由不去。于是她就一手提着凳子，一手攥着笔记本，随小王秘书向韩主任办公的窑洞走去。一路上，柳秋莎的心跟小王秘书的身影似的飘了一路。没见到韩主任，她心里已经明白了大概。前些日子，王英也是这样被小王秘书叫去了一趟，韩主任跟她谈话后，就出了个刘天山。她不知道，这次韩主任跟她谈完话后，会出来个什么人呢？在这一瞬间，她想到了邱教员，邱教员文文静静的样子便出现在了她的面前。她也不知为什么，自己在这时会想到邱教员。
  一路上，她碰见一些军训队的同学。同学们有男也有女，他们看见柳秋莎随在小王秘书的后面，似乎什么都明白了的样子。有的很有内容地跟她打招呼，有的等她走过去，心知肚明地掩着嘴笑。
  那一刻，柳秋莎脸是红的，一直红到了脖颈。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韩主任办公室的。韩主任起身迎接她，还捉住了她的手握了握，接下来韩主任就微笑着让她坐。韩主任办公室除了一张桌子外，还是有几把椅子的。她没有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了自己的小凳上，这样她感到踏实。
  韩主任一直叫她师妹，这样让柳秋莎感到很难为情。韩主任在苏联的军事学院学习过，韩主任早就回国了，柳秋莎却阴差阳错地去了苏联，她在那里呆了三个月。
  她十三岁便参加了“抗联”，刚开始她只给“抗联”送个信，通个情报什么的。那时她和父母住在只有六七户人家的靠山屯，他们家住在最东头的一个山坡上，来往很便利，一抬腿就上山。刚开始是父亲为“抗联”送情报，父亲是“抗联”发展的地下党，那时她不知道，知道这些，那是后来的事了。
  有一阵子，父亲的老寒腿病犯了，上山下山的行动不便，有跑腿的事便落到了她的头上。这一带山山岭岭的她已经很熟了。他们靠山屯这些人家，一半靠种地一半靠打猎。春天的时候种地，冬天便进山打猎，靠这些猎物换回一年的柴米油盐过日子。她从七岁开始便随父亲进山打猎，沟沟岭岭的自然就熟悉起来了。十三岁那年，她便接替父亲交通员的角色，到山里为“抗联”送情报。
  这种情况和身份，让她还称不上“抗联”战士。事情的起因是那年的冬天，那一年她十五岁。
  那年的冬天雪特别的大，也特别的冷。日本人的封山计划使“抗联”遭到了空前的打击，有人坚持不住，举着白旗下山投降了。那天，父亲从山下得到情报，日本人发现了住在熊瞎子沟的“抗联”小分队，要进山清剿。父亲得到消息后，便让她急忙上山去送信，让熊瞎子沟的“抗联”小分队火速转移。她连夜进了山，把消息送到了。第二天早晨她下山时，才发现自己家那两间小房已经被日本人给烧了。父亲被捆在一棵树上，肠子流了一地，母亲的头上流着血躺在院子里，人早就硬了。
  她爹呀娘呀的刚喊了几声，邻居于三叔就把她的嘴给捂上了，把她给扯到自家屋里，低声告诉她：日本人就在附近埋伏着，准备抓她。
  她在于三叔家藏了一天，半夜于三叔把她送出家门。家是没有了，月黑风高之夜，她跑到了山里。她跑了半夜，最后确信终于安全了，她才放声大哭了一回。哭过了爹、哭了娘，然后跪在雪地上，冲着家的方向，给爹娘磕了三个响头。于三叔告诉她，父母的尸首他替她给收了。磕完头后，她便头也不回地跑进了深山老林，投奔了“抗联”。从此，她便成为了一名“抗联”战士。
  那些日子风餐露宿的，她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她参加“抗联”后，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被叛徒告的密。从那以后，她就想着报仇，这仇一日不报，她就一日不得安生。她睁眼闭眼的，眼前总是浮现出父母惨死的情景。后来她知道，那个叛徒在县里给日本人当着看家护院的“狗”，她要把他给杀了，否则父母九泉之下都闭不上眼。
  那年的秋天，打了两次仗，在日本人手里缴获了一些武器，于是她手里也多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