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里，她常常在梦中见到他们，恶梦或者美梦。后来便渐渐淡忘了。没想到，近
  三十年后这个雪天的早上，她又将这一切清清楚楚地记了起来，比昨天、前天刚经
  历的事还记得清楚。她想，这些往事，怕是已刻在骨子里了，年岁愈大，那刻痕愈
  清晰。
  她如醉酒一般，被一种浓浓的乡愁浸润着。她决定回国一趟。来日本后，从第
  四年起，她每一两年也回去一趟。那主要是看看父母弟妹，给父亲带一些日本的药，
  给弟妹们带一些他们期盼的各种物件。当然，还带一些钱，补贴休息后生活日益窘
  迫的父母。父母则把这些钱分一些给弟妹们。有一次；她在日本读到大陆上一些乡
  下女孩到特区卖淫，将所赚的钱寄回家中补贴家用，她觉得自己也挺像她们的。
  她回去后总是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也不见什么老友熟人，像一个见不得人
  的潜逃者。
  八十年代末，她嫁给了小岛。小岛人不错，起码比她那两个前夫强。也比她在
  大陆上见到的许多男人强。这世界的事颠颠倒倒的，当她和许多女孩在大陆上头戴
  军帽腰扎武装带挥拳顿足叱咤风云的岁月，日本女性正是最温驯可人的时候，就像
  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低眉顺眼跪在门口迎候丈夫，然后轻柔说一句：“您回来了。”
  当她和她这一代铁姑娘们被折腾得灰头灰脑心力交瘁，一个个都忙着寻一个安全的
  小窝躲起来的时候，日本女性又史无前例地疯张起来。所以小岛对她说，中国女人
  温柔、专一。小岛的前妻因为有多次婚外恋情，终于与小岛分手。
  就在这个雪天的早上，在那很温馨的中式床上，她决定了春节回去。日本有许
  多节日，却唯独没有春节。因此，来日本的十年中，她很少能在春节的时候回家。
  给别人打工的时候，没有假。自己有了公司后，又没有了空。她不明白，这个和中
  国同文同种的民族，为什么没有把中国最美妙的这个节日学了去．
  一个多月以后，她回到了家乡。
  小岛说想和她一起回来，她拒绝了。她倒是想带儿子回来，儿子又不愿意。他
  说寒假期间已和同学约好去北海道滑雪。和小岛结婚的第二年，她将儿子接来日本。
  在日本的几年，最折磨人的是思子之苦，为了他，她不知偷偷哭过多少回。富裕与
  文明对孩子有一种天然的诱惑力。几年间，儿子已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男孩，
  对大海彼岸的事情已全然没有兴趣，甚至连中国话也不愿讲了。这常常刺痛她的心。
  有一次他的同学来聚会，她对他说个什么事，他压低嗓子说，妈妈你不是会说日语
  吗？儿子和小岛说话的时候比和她说话的时候多。小岛没有孩子，所以很喜欢他，
  把他当自己的儿子一样。近两年来，儿子已不太会说汉语了。那次她正在看一部中
  国控诉日本侵华罪行的纪录片，一个衣衫破旧的老农民撩起衣眼，让记者看他背上
  一块深赭色的伤疤。儿子从旁边过的时候用日语嘀咕了一声。她听见了，儿子在说
  “真是恶心人”．她的脸一下子红了．她很想骂他几句什么，气都冲到嗓子跟了，
  才发现不知该骂他什么好。
  父亲已是第三次脑血栓了，一边身子已完全不听使唤，脸口也有些歪斜，说话
  嘟嘟哝哝，吃饭滴滴嗒嗒，大使小便都管不住。每次回来她都会伤感地想，这怕是
  和父亲最后一次相聚了。她一直没有对父亲说她加入日本簿的事。
  父亲一再生气地追问她为什么不带儿子回来。她搪塞说儿子学校有事。她许诺
  暑假一定带儿子回来看他．她想，还是让父亲保留一个记忆中依偎在他膝间，听他
  纵横捭阖的外孙吧。
  几天后，她和弟弟妹妹一起去看了她们家原来的住所，三十年前的那一幢苏式
  宿舍楼已很破旧了。原来她们一家住的那一层楼，已住了三两家，每一个角落里都
  塞满了杂物，走廊里放着扫帚和簸箕的地方，她记起来，是父亲当年放黑牌高帽的。
  那时走出没别的东西，这两个物件便特别触目．他们没有再进到里屋去，已经有一
  个妇人用警惕的眼光盯他们了。她和弟妹们出来，在门日照了一张像．
  她又去了一次母校．那所中学已经全变了样。几幢两层的教室变成了一幢很气
  派的五层教学楼，只有操场后面的山坡上的一排平房教师宿舍还是当年的。再往上
  又新建了几栋那种方盒式的宿舍楼。食堂是原来的，当年还兼作礼堂用，曾有许多
  次批斗会在那儿召开．先是她和她的战友们斗别人，后来是别人斗他们。操场上空
  空荡荡，积满了被踩得很出的残雪。她曾在那儿跑过，以过，做广播体操．那时她
  扎着两束丰满的短辫。操场旁边的那一洞砖砌的墙报栏还在，贴着一些被雨雪浸湿
  的庆祝元旦的地报稿。三十年前的那个初夏，她和肖、钟经过一个激越的不眠之夜
  写出的那篇战斗宣言，就是贴在这个地方．
  操场旁边的两道上，偶尔走过一两个教师模样的人，都已不认识了。
  那天下午，她决定到肖家去．那天是正月初一，她特意选定这个对中国人来说
  是最隆重的日子去肖家．她知道，这是她这次回来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冥冥之中
  纠缠了她许多年的一笔孽债。她寻了许久，寻到了肖家的那条小巷．那条小巷已被
  拆掉了大半截，拆掉的地方正在盖一片楼房，四处都是断壁残垣泥水砖石。肖家那
  所大院居然还在，居然还是三十年前的那个模样。她匆匆从门口走过去，远远地站
  着，百感交集。她不知道肖是不是每天还从这个黑乎乎的院门里进出，肖的父母不
  知还在不在，如果还在，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印象中，他们那时都已很老相了。
  站了许久，她终于鼓起勇气朝那个门走去。从那个黄昏之后，她再没有来过这里，
  也没再见过肖。她不清楚肖对这件事究竟知道多少，对她在这件事中扮演的角色究
  竟知道多少。当年，她几次想去找肖，对肖陈述一切，但一直没有机会，也没有勇
  气。
  她走进那座大院。一切都还是当年的样子，只是更暗了一些，更胜了一些。走
  道上，有些煤炉换成了液化气炉。她问一个在房门口择莱的老太太肖家还在不在这
  里住。老太太说消已经不住这里了，现在是肖的弟弟住这儿，一早他们两口子带着
  孩子走亲戚去了。肖现在在一所小学，当了副校长了，去年刚分的房，把他母亲也
  接了去。肖的父亲已去世多年。她问是哪个小学，老太太叫来屋里一个中年女人，
  那中年女人告诉说是哪个小学。问完后她还是走到第三进天井肖家的楼下。她抬头
  望了望，觉得最后一次爬上肖家好像就是昨天的事。
  第二天，她找到了肖的那所小学，又在小学附近的一条小巷找到了肖的新居。
  肖来开的门。他几乎是一个老人了，头发花白了，干瘦，在家里还穿着一件厚
  厚的棉袄。他没认出她。她说了她是谁。肖想了一想，才猛然记起似的，慌乱地让
  她进屋。就在走向小客厅的那对沙发的几步路中，她看见肖的腿瘸得很厉害。这时
  她才真切地听见了三十年前的那两声枪响。
  肖待她坐下，又慌乱地去沏茶。肖问她是怎么寻到这儿来的。她说她去了肖原
  来那个大院。肖说，那个院子马上也要拆了。她问肖的母亲，肖说母亲在屋里睡着。
  天冷，母亲身体不好，没有起床。她又问肖的妻子和孩子。肖说他妻子上班去了，
  妻子在一家商场做营业员，今天是中班，到夜里八九点钟才能回来。有一个孩子，
  是男孩，十九岁，在读技校，平日住在学校里，星期天才回家。今天是跟几个同学
  看一部什么刚上演的美国片子去了。
  大年初二，肖的家里没有一点年节气氛。客厅中间有一只煤炉。但屋里依然很
  冷。她说很多年没有在国内过春节了，觉得不像从前那么热闹。肖说不让放鞭炮了，
  又没兴致弄什么吃的，各家各户的人也少了起来，所以比原来冷清多了。
  肖很拘谨地问起她的情况，她简略说了一下。听说她在日本有一家公司，肖一
  下兴奋起来，忙问她的公司做些什么，然后说自己的学校办了两个校办工厂，他就
  是负责校办工厂的副校长。这几年校办工厂很不好办了，没有好项目，没有资金，
  老师们的奖金、福利、住房又都指望着校办工厂。他很认真地说，她要有条件，有
  机会，一定关照一下他们。
  她很想和肖谈往事。谈谈那次扒货车，谈谈那全市第一张红卫兵宣言，谈谈被
  打成野心家反党小集团。甚至谈谈那次“处决”，和“处决”之后各自的遭遇。但
  尚却…直在谈他的校办工厂，谈它们几年前的兴旺，谈它们这两年的艰难，然后又
  询问起她的公司在中国有没有投资意向。他说他们教委还有一个大公司，如有大的
  投资项目也可以和教委那个大公司合作。
  后来，她问起了钟。削很吃惊，说，你没有跟钟联系过？她说没有，她跟谁都
  没有联系过。肖说，听说钟现在在南方，生意也做得很大了。八十年代初钟来找过
  他一次，那时钟已出狱一年多，他坐了十二年牢，提前出来了。她问钟对他说了些
  什么。肖说，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些事，那些事在当年审查时已翻来覆去折腾了多
  少遍了，我现在想都不愿意再想它，大家都是受害者，不存在谁对谁错谁向谁道歉
  的问题。肖说钟当时还没有正式工作，准备和离休的父母一道回陕西老家去。几年
  以后，好像是八四年或八五年，在街上碰见过钟一次，钟说他已在一家部队背景的
  公司里面做，父母亲也没有回老家。肖说最后一次见钟是前年，在中央电视台办的
  一个体育晚会上，钟以一个什么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向某足球队捐款，很大一笔钱，
  几十万还是几百万。钟还讲了话，说自己少年时就做足球梦，中学还当过足球队长，
  是一个很棒的前锋，然后足球队送了钟一只全体队员签名的足球。
  可以看得出来，肖的生活依然不富裕，家里的民设，在她出国前，大陆一般人
  家就有了。她突然想给他一点钱，又觉得这样做有点欺侮人，似乎想轻易地将三十
  年前的那一笔孽债洗刷掉，但她实在想不出别的什么办法来表达自己的心境。她惶
  惶然像做坏事似的几次将手伸进口袋也没敢拍出来。后来谈起了肖的母亲。肖说母
  亲一生为他吃了很多苦，特别是那次事情以后，多少年没过安神日子。现在刚刚好
  一点，又落了一身的病，母亲没有正式工作，看病吃药都得自己掏钱。母亲一生俭
  省要强，大病小病都不愿看。入冬以来一直不好，怕打不过今年的。她到肖家来之
  前，最害怕的是见到肖的母亲，进门后听肖说他母亲睡着，才宽松一些：现在听肖
  这么一说，便想进屋去看望一下。但肖极力阻拦，说母亲眼睛已看不大清楚人了，
  屋子里空气也不好。这时她便将口袋里的十万日元拿了出来，说给伯母找个好医院
  看看。这笔钱她原本想留给弟妹，在父亲有什么不测时用。肖一看这么大的数字，
  一下都惊呆了，连忙推还过去。她说日元面值大，这其实没多少。肖说不管多少我
  也不能要你的钱。她说这是我对伯母的一点心意……她说着，眼泪都快出来了，她
  差一点就要像日本人那样跪下去说一声实在对不起。正在他们推推扯扯的时候，有
  人敲门，肖去开了门，门口站了两个中年男人，忙匆匆地要肖到楼上哪个老师家去
  打麻将。肖说家里来了客。那两个人便说我们在楼上等你，快点来。在肖和那两个
  人说话的时候，她把那十万日元压在茶杯下面，走到门口向肖告辞。肖挽留不住，
  便锁上门去送她。
  肖一瘸一瘸地下楼，一瘸一瘸跟着她。两个人都不知说什么话好。她知道，身
  边这个头发花白满脸沧桑的瘸腿男人，是三十年前那个睿智沉着正直厚道的风华少
  年演变而来的，但他已经不是那个肖了。不是那个在装满黄沙的货车车厢里，让她
  品尝到第一次少女春情的肖了，也不是那个让她肝肠寸断执意要进京向毛主席汇报
  情况的肖了．她明白了，当年那两声枪响，是怎样地轰毁了一个十七岁少年全部的
  信念与勇气，那种戏剧化的革命激情，是如何在那一瞬间化作了久远的恐惧与绝望。
  她感到一阵苍凉，我们都太早地消耗掉了自己的热情与梦幻，因此失去了未来。
  我们又太快地忘记了过去，因此又失去了历史。我们孤零零地活在现在，活在眼前。
  我为我的公司，为我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