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了。于是，我初步计划五年之内不要孩子，但这种事情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我和余重采取了各种措施，孩子这东西还是不合时宜地来了。我害怕那金属器
  具伸进我的子宫刮下一团模糊的血肉，迟迟不肯去医院，拖来拖去，肚子一天天地
  长大。
  电影和小说里面，女人生孩子痛起来时总是大骂男人，我不愿流俗，而且我自
  认为是个知识女性应保持文明，所以再痛也没有破口大骂，但心里着实恨透了余
  重。
  余重喊了辆出租车，把我送进医院待产。
  这一个大房间，躺满了肚子高高，没腰没身的女人们，进进出出的则是诚惶诚
  恐的丈夫们，真是滑稽可笑。
  刚住进来不到一下午，我就从七嘴八舌的产妇们口里得知：我住的这张床刚刚
  死了一个，和我同岁，也是大学毕业生，是个还没结婚的大姑娘，难产死的。余重
  听了非要调病床不可，嫌不吉利。我无所谓，这医院的走廊不知推出去多少死人，
  我们这些活人不是一样地踏着这印痕走来走去么？
  余重跑到病房办公室，揣着两包红塔山，磨了半天，毫无结果地回来了，脸色
  铁青。
  夜里我肚子痛，睡不着，余重就也不睡陪着我。
  那一夜，余重像鬼魂附体一样说个不停，整整陪了我一夜。
  七
  儿子满一周岁的时候，我和余重接到一份婚礼请柬。新郎是余重的朋友，一个
  并不密切的朋友，从来没到我家来过。
  婚礼体面极了，又热闹又隆重，满座来宾都是高官显贵，富豪士绅，一方贤
  达，名媛淑女。新郎穿一套非常挺刮的黑色西装，配鲜红的领带，新娘则是一袭洁
  白的婚纱。新郎极有钱，新娘极漂亮，宾客们怀着艳羡、嫉妒、自卑等种种复杂的
  心情啧啧称赞着这对新人。
  在这盛大奢华的婚礼上，我和余重渺小平凡得简直分享不到新人的应酬，只是
  透过人群远远地望着这对美男俊女。新郎当众给新娘戴婚戒。那是一枚闪闪发亮的
  白金钻戒，我迷迷糊糊地对余重说：“我也有一枚这样的戒指，一模一样的，在五
  斗橱的第二个抽屉里。”
  余重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大白天说什么梦话呢？人家那是白金钻戒！
  婚礼进行曲的声音太响了，贴着耳朵说话都听不大清楚，我和余重就不说了。
  那对新人不知敬了多少张桌子的酒，终于轮到我们这边了。新郎端着血红的红
  葡萄酒，向我们走来。余重赶紧拉了我迎上去，介绍说：“喏，这位就是新加坡对
  华商务理事会的章竹安先生；这位是我太太；内人；贱内；拙荆。”余重说完就哈
  哈大笑起来。他的话一点儿也不幽默，我和章竹安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说：好像
  有点面熟！
  关于新加坡，我实在想不起来任何话题，印象中倒有一个公司，不记得是谁向
  我提起过的。
  我便没话找话地问：哦，那您知道新加坡福瑞广告公司吗？
  章竹安很谦恭有礼地笑笑：余太太，我原来倒是做广告出身，一直做了十几
  年，还没听说过有个福瑞广告公司呢？
  他稍顿顿又补充道：您知道，新加坡就那么一点点大的弹丸之地，人口还不到
  三百万。
  章竹安的新娘抢过话头，有些嗲声嗲气地说：这婚呀，早就该结了，都怪他签
  证没签下来，从雨季就开始签的，一直拖到这时候。我们中国办事呀……
  章竹安耸了耸肩膀：中国使馆拒签的理由，竟然是我在南非总统大选时，有过
  间谍活动。鬼知道，我根本就没去过什么南非。过了几个月再签，又行了。鬼知
  道。说着，他又耸了耸肩膀，一偏头看看他身边的新娘。
  我当时诧异极了！这美丽的新娘不是我们大学的同班同学柳吉吗？听说她一年
  前就死在医院里了。余重的目光里也满是狐疑。新人一转身又忙着应酬去了。我和
  余重都没吃好这桌酒席，他一个劲儿地在桌子底下用腿碰我。我知道他心中迷惑，
  我也迷惑着呢。
  因为儿子还在家等着喂奶，我们没等宴席结束，就匆匆告辞了。
  一回家，我就开始翻箱倒柜。自从有了这孩子，我就像得了健忘症似的，东西
  放在哪儿转身就忘。今天“章竹安”这名字就很耳熟，我拼命回忆，是不是有过一
  个同名的小学同学，或者同宿舍哪个女生的男朋友叫这名字，也说不定是有个叫章
  竹安的男生在我读大学时给我写过求爱信什么的。
  我把五斗橱的抽屉全部拉出来，终于在第二个抽屉里找到一个宝蓝色的首饰
  盒。
  就是它！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稳稳地躺着一个粗笨憨傻的金戒指。原来的那个白金
  钻戒呢？明明有一个白金钻戒，是我做女孩子时一个情人送的。婚后就再没去动
  过。
  我对着金戒指出神。
  别发呆了！儿子在哭听不见么？余重在旁边一面用力地搓着尿布，一面不满地
  大叫。
  我赶紧站起身，抱起肉嘟嘟的儿子，急急地撩起衣襟，把一只硕大的奶头塞进
  儿子的小嘴里。
  ＇点评＇在许多文学作品中，爱情常常同革命、事业、苦难、情操相联系。那些
  反封建、反压制、反世俗、反商品化的爱情故事曾经以悲剧或者喜剧的审美形式，
  激动过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爱情错觉》叙述的却是另一种爱情，它是一种离开崇
  高与壮美，与意识形态无关，因而是没有旗帜的爱情，它既不是悲剧、亦不是喜剧，
  仅仅是一段生命的体验。这部中篇出自六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姜丰之手。在复旦大
  学深造时，姜丰曾是代表复旦赴新加坡参赛的著名辩手，毕业后她又担任了中央电
  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同时她醉心于业余创作。她的小说几乎都是探讨九十年代青年
  人的情爱生活的。较之以往常见的爱情小说，姜丰是换了一个角度来看待爱情和探
  讨人类生活。或许，正是她的这种文学追求，会给读者诸君带来时代生活气息和别
  样的新鲜感。
  梦远书城（my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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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　　决
  胡发云
  冬天是一个怀旧的季节。
  这个诗意的感悟是她在那个早上生发出来的．
  那天是星期日，她醒得很晚。朦胧中发现室内弥漫着一片神秘的清亮。所有的
  光仿佛是从天上直接照射下来的．昨夜下雪了——童年的经验立刻告诉了她。只有
  下雪的日子，室内才会有这样的光亮。
  她想爬起来看看窗外的雪景，又眷恋只有雪天才能感受到的这温柔如梦的被窝。
  她便一边想象着外面的雪景，一边紧了紧被角，蜷缩起身子——这些小动作与其说
  是抵御寒冷，倒不如说是下意识地重演过去的故事。好些年来，她已没有感觉到真
  正的寒冷了。
  寒冷成了一种遥远又温馨的回忆。成了阅读中或屏幕上的一种意境。
  她想起了外婆家后院中被积雪压弯的竹林；雪地上被兴奋的小狗踏出的一片梅
  花脚印；那厚厚软软的童话般的房顶；一夜间变得单纯又美丽的小街；小街上只有
  大大小小的孩子鲜亮又活跃地在那洁白的背景中做着各种雪天的游戏。还有姨妈家
  的壁炉．那是一幢白俄留下的小楼，她长成少女后，常常靠在那壁炉旁读俄罗斯作
  家的小说。读到那些有关壁炉的文字，便格外陶醉。只是姨妈家的壁炉很少有点燃
  的时候，一年中只有那么几天，如圣诞节，元旦或下大雪的时候，姨妈才将平日省
  下的一点木柴小心翼翼地架在壁炉中，省省地烧上那么一会儿，如同孩子过年放烟
  花爆竹一般。那时木柴是要计划的，按户口本每人每月一斤或两斤，小小一捆，如
  买一把小菜般转回家来。姨妈的户口本上只有她一个人，点煤炉都常常不够用。但
  姨妈总能攒下一些来。碰上春季街道上园林工人剪枝，便是姨妈的节日了。一生高
  贵的姨妈，会立刻换上一身粗衣，和那些街道上的婆婆妈妈一样，争着，抢着，远
  远近近一抱又一抱地将那些落满一冬灰尘的枝枝桠桠弄回家中，然后折成一尺来长，
  一束束捆好，码在那张很大的床底下，等待寒冷的日子到来。她觉得，在姨妈的眼
  里，壁炉是比钢琴、地毯、意大利式沙发床更有贵族风韵的东西。那时候，她父亲
  正指挥一个大水电站的建设，她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妹也去了。她在省城读书，
  便住进了一直寡居的姨妈家。姨妈其实是一个革命者，解放前在大学里就参加了地
  下党。姨父是姨妈的上级，解放后派驻国外，后来很神秘地死在那儿了。姨妈家没
  有留下任何关于姨父的痕迹，连一张旧照片都没有，如同这个人从来不曾存在过。
  姨妈也从未对她说起过她一生中唯的那个男人。
  整个青春期中，她在姨妈家的壁炉旁读完了姨妈保存的全部世界名著。那主要
  是俄苏作家的作品。因此，在六六年那场大革命到来之前，她已完成了一个女革命
  者的理想与情操的教育。琼玛，薇拉·巴夫洛芙娜，卡捷琳娜，索菲娅，卢森堡……
  还有那些在冬天的泥泞中，幸福又自豪地跟随流放的丈夫运行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
  人的妻子。当然，还有安娜、冬妮娅、达吉雅娜这样一些又高贵又浪漫又富裕又纯
  洁的女性，她们都成为她的青春偶像。
  六六年刚入夏，姨妈便在她的壁炉旁自杀了。壁炉里是一堆日记、信件、照片
  的灰烬。壁炉边是姨妈美丽的尸体。她从此离开了那幢白俄的小楼。那时，她刚刚
  开始她短暂的职业革命家生涯。
  这是东京都今年的第一场冬雪，她在一片异光中，在轻柔舒适的被子里，半梦
  半醒之中，回到那些早已远去的岁月里。
  丈夫一早就走了。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升迁，几个朋友去新宿一家酒店庆贺。这
  一顿酒，一定要从早上喝到深夜，不醉成一滩泥不回家。日本男人平日大多兢兢业
  业、勤勤恳恳、规规矩矩的，但只要一沾酒，就全然是另一个人了。她没有成为十
  二月党人的妻子，倒成了一个“东洋鬼子”的老婆，而且连姓名也改成了地地道道
  的东洋婆子的姓名，这一点是她做梦也未曾料想到的。丈夫姓小岛，她姓林，便叫
  了小岛林子，她从前的名字在这块异国土地上如烟云一般消失得无踪无影。好在原
  来上大学时，一些朋友也曾叫过她林子，在校刊上，她还以“林子”这个名字发表
  过几篇散文，这总算留下了她一点过去的痕迹——或许在更名时，她已有意要留下
  这最后一点纪念。婚后第三年，丈夫、公公、婆婆让她加入日本国籍，态度很坚决。
  这可能与继承小岛家的巨额遗产有关。那正是八十年代末，她万念俱灰，痛哭了一
  场，变成了一个日本女人。虽然她知道，这是许多在日本的大陆人梦寐以求的事。
  今年是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大陆上从一开年便说着这个重要的话题。但在日本，
  却很少见到这类字眼，只有中国留学生编的《留学生新闻》、《半月文摘》等发行
  量很小的华文报纸有一些这类的报道和言论。绝大多数日本人全然没这么回事一样。
  倒是对五十年前广岛长崎被扔了两颗原子弹的事作了很多文章，举行了很多盛大的
  活动。
  她嫁给小岛时已四十出头，这是她的第三次婚姻。仿佛在那场革命之后，注定
  了她不再可能成为革命家一样，那场革命中的爱情也注定了她这一辈子不可能得到
  真正的爱情。她现在来想前两次婚姻已恍若隔世。有几次甚至连两个前夫的模样都
  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些符号性的印象。第一个是一九七六年初夏，在乡
  下。那时，她对生活已完全绝望，嫁给他可以说是一种以自虐来寻求快感的行为。
  那是一个比她大八岁的老知青，大跃进时下乡的，已做了公社副书记。喜欢穿一身
  军衣，那是向乡下当兵的农村青年要来的，那种军衣绿晕晕的，脏了以后，很像村
  头那一坑刚刚沤下的农家肥。有一段时间，她也喜欢穿军衣，那是她父亲曾穿过的
  那种洗得泛白的黄军衣，卡叽布或斜纹布，高贵又大方，那种感觉很像许多年后的
  牛仔服，自从看到他穿军衣之后，她从此不再穿军衣了。此人贪吃，爱喝酒，喝了
  酒爱吹牛，不爱洗脚，性活动特别粗暴。为人很猥琐，特别是见了县里的干部。和
  他结婚不到一年就分手了。第二个是大学同学，一个看起来文质彬彬满脑子学问，
  但极其索然无味又孤芳自赏的酸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