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饰则稍多：黑狐皮、貂皮、猢狸皮等，洋呢、毕叽等，纱绫、羽绒绉、氆氇、妆蟒缎等，棉夹单纱绢衣等。多者不过三百余件，少则二副。而玉玩、钟表、铜锡等物，最多者不过五百余件，脂玉圈带不过一条。金银则为成色不好或重新回炉熔炼过的潮银五千二百两、赤金五十两、钱七千吊而已。
  从抄家不难看出宁国府的破落，如果将查抄宁国府与明代查抄宦官比较，其豪富衰败则更加明显。如明太监冯保的三万两金，十万两银，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则纯属提不起来的小角色。大者则如太监钱宁，金论扛，金首饰论箱，玉带达两千五百束，胡椒为三千五百担，缎匹三千五百八十扛……又如对正德年太监刘瑾的抄家，一次仅抄出银就达二亿五千九百余万两，零银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尚不计在内。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统计，明亡时，全国银货估计也不过二亿五千万两，且包括银首饰及银器皿。
  一个太监就可攫取比国库还富有的白银，这的确是匪夷所思的，但又是符合明代政治实际的。因为明代的政治，已到了腐烂不堪的地步，宦官搜刮财物只不过是黑暗冰山的一角，如刘瑾者、步刘瑾后尘者比比皆是。而记严嵩、严世蕃父子被抄家产的《天水冰山录》，最能反映明代的这类贵宦的抄家，并由抄家侧射出一个王朝腐败的影子来。现撮《天水冰山录》严氏父子被抄家产主要而说之：净金共重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一两六钱五分；纯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件，重一万一千零三十三两三钱一分；金镶珠宝器皿共三百六十七件，重一千八百零二两七钱二分，坏金器共二百五十三件，重四百零三两九钱二分；金镶珠玉首饰共二十三副，计二百八十四件，共重四百四十八两五钱一分；金镶珠宝首饰，共一百五十九副，计一千八百零三件，共重二千七百九十二两二钱六分。净银二百零一万三千四百七十八两九钱；银器皿共一千六百四十九件，共重一万三千三百五十七两三钱五分；银嵌珠宝首饰计六百二十八件，共重二百五十三两八钱。就金、银的数量看，严氏父子确实比刘瑾之流少得多，但就其质量并不等于严氏父子家产比刘瑾之流差多少。明人曾就严氏父子与钱宁、江彬被抄的黄金白银、古玉瑰宝相比较，结论是严氏父子“不如”钱宁、江彬，但是就“其书画之类”，严氏父子“出其一可以当百”，钱宁、江彬等“不敢望也”。事实的确如此，严氏父子拥有的书画件件为上乘，以各类典籍言，经史子集，样样俱全，版本不仅有官刻本，还有罕见手抄本，各朝史书除极少元版本，其余全是宋版，如从《史记》至《宋书》，皆为宋版，累代实录并经史子集等书合计共八十八部，二千六百一十三本。
  古今名画手卷册页，共计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其中包括两晋至明代大部名画，像晋顾恺之《卫索像》、晋人画《女史箴图》，唐吴道子《南岳图》、阎立本《职贡图》、李思训《仙山楼阁》、宋徽宗《秋鹰》、李公麟《孝经图》、李迪《百犬图》、黄筌《金盆浴鸽图》、李成《盘车图》、李嵩《斗茶图》、元赵子昂《观音》并《美人图》、《宋太祖蹴鞠图》、王振鹏《龙舟竞渡图》……其余还有古今名琴五十四张：金徽水晶轸足琴、咸通之宝琴、玉壶冰琴、春雪琴等，仅金徽玉轸断纹琴就九张之多。古砚十六方，有汉未央宫瓦砚，稀世珍品铜雀台瓦砚等。古铜鎏金器一千一百二十七件（共重六千九百九十四斤零二两），墨刻法帖三百五十八轴册……以上这些，使明人认为严氏父子占有的艺术品是“贪残中，又带雅趣”，由此而联结的是姚士麟《见只编》所记：严嵩江西分宜老家被抄时，严嵩还手持数帙小书而出，并向监视他的人解释说：“欲借以送老耳。”此事表明了严嵩喜好读书的习性。明人就曾这样评论过严嵩：“读书钤山，颇负清誉”，“读分宜诗，冲和萧远，无殿阁习气”。王士禛则认为：“分宜早年诗有王维之风。”与严氏父子为死对头的王世贞也较高评价严嵩：“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顾起纶甚至欲将严嵩的《灵谷》、《登岳》选入《国雅品》。这些都说明了严嵩的诗文有可取之处，至少在文人群中还可获得好感，这也许是清初修《明史》时对严嵩翻案的一个理由？是否就反映出了严嵩是位清雅之士？
  众所周知，在抄严氏父子画卷中，有久负盛名的《清明上河图》，据田艺蘅《留青日札》记严氏父子是以千二百金从苏州陆氏处购得，“馋得其赝本，卒破数十家”。这一记录验之其他典籍颇为可信，梁章炬《浪迹丛谈》曾记：严世蕃强索《清明上河图》于王，以赝本献。徐树丕《识小录》曾记：吴中一御史以《清明上河图》临本馈严世蕃而未贿善鉴古的汤裱褙，汤直言其伪，严世蕃大怒，竟使献画者身陷大辟。如此等等，严氏父子为掠珍贵古董的阴毒恶劣嘴脸昭然若揭。
  第七部分　宦海风云第2节　抄家侧影（2）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谈及了这一现象：严氏父子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骨董琐事。这真是一语中的，严氏父子爱好古董乃是因珍宝太多，古董稀少而且要比金银还值钱。所以他们才不择手段，据为己有而后快。较之他人，严氏父子又有一优势，那就是他们权倾朝野，他人对古董大多只能是“货取”，而严氏父子却往往以“势劫”，实际上这比“货取”不知坏有多少倍。
  也正是由于严氏父子这一特殊的对古尊彝奇器书画的嗜好，各地大吏，争辇致之，或索之富人必得而不遗余力，以文房清玩，致起牢狱……如同《醉醒石》第八回所述成化年间太监王臣到江南搜刮古玩一样，既祸国又殃民！以至我们看到《天水冰山录》所记录下来的古董珍玩书画，心灵已被淹没在一浪高过一浪近似疯狂的占有欲望的洪流之中，已得不到任何赏心惬意的美感了。
  这就如同看严氏父子收罗的围棋，仅碧玉、白玉围棋就达数百副，金、银象棋亦有数百副。其实下这种棋，“最为滞重不堪”，看来严氏父子喜欢金、银、玉的心理要胜过喜欢下围棋、象棋本身。这就如同查抄出严氏父子收藏古董中的亵器，虽为白金美人，但功能却是以“其阴承溺”一样，其贪多无厌、无耻之极已达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又如在查抄的严氏家产中，竟有“各样破烂小旧衣七百六十八件，每件估银五分”。一应变价帐幔被褥“杂碎”中，竟包括“八十五双裹脚布”。一应“发儒学书籍寺观经典，经史子籍等书”，计五千八百五十二部套，“道佛各经诀”，计九百一十四部套。原本此类书籍应发各儒学、各寺观贮收、供诵，可是却被严氏父子收取。
  另还有许多琐旧不堪物件，可是严氏父子亦据为己有。如戒尺三十条，刀斧废铁九百六十九件，黄白蜡十九斤，零碎缎绢一千零三十五片，棕套五百九十一双，鱼胶二斤，藤一捆，硃砂八十两，长短枪竿、大小标纛、各色旗帜、多样皮袋等兵器竟有三百四十一件，而漆、斑竹、乌木各类筷子，就抄出二万三千三百三十七双……正像明人概括严氏父子被抄家物品所说：“凡人世所应用之物，无论用与不用，靡所不备。”而严世蕃自诩“朝廷无如我富”、“朝廷无如我乐”，并非口出狂言，而是有充足的物质为支撑的，《天水冰山录》就给予这样的证明。又如《明史纪事本末》所说严氏父子的“家赀亦称亿万”、“总天下之货宝，尽入其家”。《留青日札》所说严氏江西、北京二处家产所抄，不及十四五，“盖行赂于权要者十二三，寄顿于亲戚者十三四”。以此观《天水冰山录》又是一大大缩水了的抄家记录。不过，太阳一出冰山颓，《天水冰山录》可为后人警戒，足矣。于此而引起的严氏父子何以能聚敛富可敌国的财物，则确是《天水冰山录》给人们留下的极其宝贵的思索。
  尽管《天水冰山录》掩不住严氏父子巧取豪夺古董字画的罪恶，但专从收藏鉴赏角度着眼，人们从《天水冰山录》分明看到了一部丝绸艺术史、珍宝首饰史、文房四宝史、腰带史、绵缎史、蟒绫史、补绒史、房卧史、屏风史、女袍史、缎衣史、绢衣史、川扇史、玉琴史、铜花瓶史、大香炉史……可以说《天水冰山录》记录的任何一种被抄物品，都可以梳理出一个极其专门的研究题目来。单以《天水冰山录》所记与刘瑾、钱宁之流，或与清代和怀也啾冉希涂梢猿晌桓黾幸庖遑酱虻难跷侍猓慰鑫颐强纱蛹锹疾槌鲜霞也摹短焖铰肌分姓已暗矫魍醭苌疃鹊闹ぞ荨?br />
  第七部分　宦海风云第3节　千刀万剐话酷刑（1）
  “凌迟”酷刑，亦作“陵迟”，是指山陵斜坡逐渐低下，含有慢慢之意，又俗称为“剐”。因其规例在千刀之上，“凌迟”还可通称为“千刀万剐”。唐律尚无“凌迟”，五代才特置。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宋代中后期始用“凌迟”，但不常用。《宣和遗事》记章惇在越州时，专事惨刑，有“刀掊”、“钉手足”、“剥皮”、“斩颈”、“拔舌”，但不见“凌迟”。元代“凌迟”载于法典刑律，具体行刑较少。
  只是到了明代，“凌迟”用语频繁起来，较为典型的是明代《瑞严公年谱》、《渔樵话郑本末》，其中对“凌迟”的详述，使人见其具体步骤——
  “凌迟”时搭起一座棚子，棚前竖起一根上有分叉的粗木杆，刽子手手持磨得锋快的铁钩、利刃，三声炮响后便开始，规例是3357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剐得肌肉如大指甲片，一条一缕，密麻丛集，犹如刺猬。初动刀时，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了。主要是因受刑者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血都从这里流出去了。“凌迟”后将受刑者五脏、躯体、头都吊在杆上示众，监刑官舞红旗，策快马，飞驰宫中，向皇帝报告刀数……
  对犯人采取这样厉害的“凌迟”，是因明初朱元璋就执刑甚严，当时官员们竟用鸠血染衣带，一有捕拿，即吮带死，以免受酷刑折磨。据《明史》、《明实录》，当时刑法无所不用其极：
  朱有熺以掠食人肝脑为能事，朱宪逼奸妇女或生置棺中烧死，或手刃剔其臂肉，剜目耳。还有的活埋露首，使其慢死，或让受刑人吃自己儿子被割下的鼻、舌。朱国桢《涌幢小品》说两广都督韩观杀人成性，竟用人皮当坐褥，吃人眼。夏允彝《幸存录》说一徐姓术士，因骂魏忠贤被捕，手足被钉在门板上，遍体浇上沥青，用椎敲，一会儿举体皆脱，其皮壳俨若一人……
  祝允明《野记》中的有关记载更让人惨不忍睹：
  高皇恶顽民窜逃缁流，聚犯者数十人，掘泥埋其头，十五并列，特露其顶，用大斧削去，一削去数颗头，谓之“铲头会”。国初重辟，凌迟处死外，有“刷洗”，裸置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刷刷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背悬之。有“称竿”，缚置竿彼末，悬石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入谷道，钩肠出，却放彼端石，尸起肠出。
  即使一般的刑法，执行起来也十分残酷。如《诏狱惨言》，记叙明代镇抚最为普通的五种刑具：一种是“械”。坚木制成，长一尺五寸，阔四寸多，中凿两孔，着臂上，就是受刑时也不脱，杀人最便利。一种是“镣”。铁制，又称“锒铛”。长五六尺，盘左脚上，因右脚受刑不方便。
  一种是“棍”。杨、榆木制成，长五尺，曲如匕，执手处，大似人小指，着肉处径可八九分。每用棍，用绳束其腰，二人踏绳的两端，使受刑人不得转侧。又用绳系两脚，一人负之背，使不得伸缩。
  一种是“拶”。杨木制成，长尺余，径四五分。每用拶，两人扶受刑者起，跪在索上，力束木的两端，随即用棍左右敲，使受刑者更加痛苦。
  一种是“夹棍”。杨木制成，长三尺余，去地五寸多，贯以铁条，每根中各绑拶三副。凡夹人，则直竖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上，急束绳索，仍用棍一具，交足之左，使受刑者不能移动。又用一根长六七尺、围四寸以上的大杠，从右边猛力敲足胫，使足流血洒地……
  这几种刑具，是中国古代刑法中最基本的，看来简单，但用起来极苦，如明人所说：“棍则痛入心脾，每一下着骨，便神魂飞越矣！”燕客《天人合征纪实》叙杨涟、魏大中等“六君子”在狱中受“棍刑”，毒打30棍，股肉就已经腐烂了，只得用帛
  急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