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会在北宋出现。
  据气象学权威竺可桢先生认为，11世纪的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寒冷的时期之一，仅从天禧元年（1017）至政和三年（1111）这段时间的东京来看：降雪不断，冻死甚众，有时大雪连月，至春不止，平地积雪八尺有余，连飞鸟都冻死了。进入南宋，即公元12世纪的临安，气候更为寒冷，降雪之多，胜过北宋，不仅比平常频繁，而且延至暮春。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东京，冬天虽有大风雪，但仍有夜市。除卖点心、水果外，“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临安，“冬日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至三更后，方有提瓶卖茶”。
  这两条史料揭示了这样一个史实：商贩们“提瓶卖茶”所用的瓶，是保温的暖水瓶，因为用铁或瓷制成的瓶子装茶水，即使在茶瓶的外面包裹厚实的棉被之类，在极寒冷的冬夜，一会儿也会凉的。且在宋代，是非常讲究注滚热的汤水于盏碗中，“点开”茶叶或茶饼才饮用的。像蔡襄《茶录》所说：“凡欲点茶，先须令热，冷则茶不浮。”还有在宋代笔记、小说、诗歌中屡屡出现的“斗茶”，倘无盛贮热水的暖瓶，无法想象是如何“点茶”相斗的？这就如同没有保暖的瓶胆，在冬夜里是不可以卖热茶，而冷
  茶在冬夜里不可能有市场一样。正因如此，在宋代饮食行业中，“提瓶卖茶”才成为独立的行当。需要提及的是，宋徽宗是最能追求浮华的，官宦贵吏无不以有珍稀物品争相献上邀赏，民间的工匠也无不受这种“侈奢则长人精神”的感染，纷纷钻研奇巧技艺。《夷坚志》中的擅长涂镀水银技术的锡工，就是小太监在百姓居住区发现的。这就表明这种水银涂镀技术已在民间广泛传。而暖水瓶得到最喜欢奢侈品的徽宗的赏识，会很快推广开来，也是十分可能的。临安在暖水物品方面就出现了“暖水釜”。既称之“暖水釜”，其构造必是用玻璃为胆，水银为裹。皇帝将这样的暖水器皿，赐给出嫁的公主，说明此类暖水器皿在宫中已普遍使用，并颇得人们的喜爱，从而使使用暖水器皿成为社会的时尚。
  那么，宋代的暖水瓶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呢？目前尚未有出土的宋代暖水瓶实物证实，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出土的宋代的瓷茶瓶、玻璃水瓶寻找旁证。从出土的宋代茶瓶看，它一般造型为宽口，鼓腹，平底，短流，与流成90°角的腹壁上安有筒形把手。在江西赣州、景德镇的宋井中，江苏无锡环城河宋代古井中出土的宋代挈瓶，一般为弇口（或敞口）、短颈、溜肩、长圆腹、小圈足（或小平底），为便提携，在肩部安双系或四系。
  此外，从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陈国公主墓出土的10～11世纪初中亚伊斯兰制造的高颈玻璃水瓶，辽宁朝阳北塔宫出土的伊斯兰玻璃瓶，天津蓟县独乐寺辽代塔基内发现的伊斯兰刻花玻璃瓶，河北定县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塔墓内发现的六种伊斯兰玻璃器，都能使我们对宋代暖水瓶形状有所推测。
  宣化辽墓壁画中汉仆从手中茶瓶
  1986年南京林学院发现的北宋墓中，有许多高约31厘米，底6．4厘米，口径6厘米的瓶子，这些瓶子虽不是玻璃瓶，但考古学家研究认为：已和现今的瓶子十分相似了。另外，宋代《花坞醉归图》中，有一挑着行囊的仆人，行囊后端携带的酒瓶，也为宋代暖水瓶的样式，提供了参照。我们可以想见，宋代的暖水瓶虽然不能和现代的暖水瓶完全一样，但其基本样式已无多大差距。综合以上的考证，笔者倾向于宋代暖水瓶的样式为：
  宽口，长颈，长腹，瓶口安有开启的瓶盖，它与暖水
  瓶包装外腹壁上的近似直角的弧形铁把手相连，箍在瓶颈口上，以便于开启和提携。
  也许有一天会出土宋代暖水瓶的实物，那将对笔者的这一考证作出验证。
  第六部分　器物小识第2节　金明池里的船坞（1）
  天津艺术博物馆珍藏着一幅《金明池争标图》，这幅题为张择端所作的绢画，精细描绘出了金明池争标的热闹景象。印之于记述东京风物的《东京梦华录》、《醉翁谈录》、《枫窗小牍》等著作，它丝丝入扣，为我们了解北宋时期的金明池的面貌提供了相当正确的依据。尤其是图中所绘的“澳屋”，即船坞，尤为宝贵。笔者认为，这是经得起推敲的历史真实：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宋代造船业有着较之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要繁荣的表现。官府的、民间的造船工场遍布沿海各地，并以平均每年造船三千余艘的速度进展，而且有的地方所造“舟船深阔各数十丈”，频繁出海入洋，这就使停泊、检查、修补船只的船坞应运而生了。如宋太宗时的山东青州临朐人张平监阳平都木务兼造船场工之际，“旧官造船既成，以河流湍悍，备其漂失，凡一舟调三户守之，岁役户数千。平遂穿池引水，系舟其中，不复调民”。应该说这是古代史籍中较早的一条关于“湿船坞”的材料。它未说明这种“湿船坞”能不能修补船只，但是据文中“穿池引水”看，这种船坞是一种池子形状，若将池口处堵上，将中水车干，便变成“干船坞”，是可以修船的。宋代较为明确的“干船坞”则是和黄怀信这一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黄怀信，《宋史》无传，仅在《宋史·河渠志》中有点滴记录：熙宁六年（1073）四月疏导黄河时，王安石采纳黄怀信根据李公议所献疏河的“铁龙爪扬泥车法”而提出了浚河“浚川把”，从而使黄河畅通。由此可见，黄怀信对水利、机械起重都有过精深的研究，堪称专家。对黄怀信建船坞的记述，主要在沈括《梦溪笔谈》补卷二《权智》中：开国初年，两浙献来一条龙船，长二十多丈，船工造有宫室层楼，其中设有卧床，以备皇帝乘坐游览。由于年长日久，船的腹部腐朽需要修理，但在水中无法施工。熙宁中期，依宦官黄怀信提出的方案，在金明池北挖一个很大的“澳”，其大小可以容下龙船。在“澳”底立上木柱，用大木架在立柱上当梁。于是把金明池的水引入“澳”中，将龙船牵引到梁的上面，随即车干“澳”里的水，龙船便架在空中，修补完以后，再把水引进来，使龙船浮起，再撤去梁柱。在“澳”上盖一座大屋，成为藏船的房子，从此再也不怕船暴露在外面了。
  这是目前所能查找到的在船坞中修船的一条较早的史料，在宋代以前，尽管有许多造船的史料，但还未发现船坞的史料。遍查宋代其他典籍，还未发现其他有关在船坞中修船的更详或更简的记载，那么我们就非常有必要将金明池中的船坞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首先要弄清“澳”，蔡绦《铁围山丛谈》说金明池：“池北创大屋深沟以贮龙舟，俗号“龙澳”者。”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也作过类似的记述。从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中看，“澳屋”是在图之右侧，即金明池北岸正中部位，一跨水高耸敞开无门的大屋。其支柱框架突现于岸堤，后半部未画出，但可以想见整个船坞呈形。“澳”有多大？这需看金明池有多大。据载它“周围约九里三十步，池西直径七里许”。池内经常演习“水战”，杨侃《皇畿赋》说它“阵形星罗，万棹如风而倏去”。金明池北岸的“澳”之大小于此可略知其规模。还有，沈括所说黄怀信监修的大龙船长二十多丈，孟元老说这大龙船“约长三四十丈，阔三四丈”。以宋代1丈约合今天3．07米计算，大龙船长逾百米，宽十余米，是完全可能的。它“上有层楼台观槛曲”，可谓庞然大物。在金明池中是由“虎头船”等小船用绳牵引，出入于“澳”的，以大龙船的长、宽、高、深之度，便可推算出“澳”，也就是船坞的长、宽、高、深之大略。“澳”的立体状貌是怎样呢？只能从《金明池争标图》见一侧影，却找不到直接史料，只好去找旁证。北宋天圣初年，在真州（今扬州市南）建通江澳闸，胡宿写下了一篇脍炙人口的《真州水闸记》。在胡宿的笔下，其“澳闸”的结构是：
  砻美石以甃其下，筑疆堤以御其冲，横木周旋，双柱特起。深如睡骊之滨，壮若登龙之津。
  胡宿所写的是建在水中的“澳闸”，而不是盛大龙船的“澳屋”，可是“深如睡骊之滨，壮若登龙之津”的澳闸，与金明池中的“龙澳”两相对照，可以发现它们还是很接近的。再说，真州水闸建造在黄怀信监修大龙船之先，对他以后建设船坞恐怕不无启发。
  第六部分　器物小识第2节　金明池里的船坞（2）
  “澳”的面貌似乎可以有一能自圆其说的解释，但如何使“澳”中的水车干以在“澳”中修理龙船？1979年，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市造船工业局合著的《造船史话》认为：大龙船引入金明池北一大坑后，“再用土墙将坑与金明池隔开，抽掉坑中的水，船就被架了起来，修补非常方便。修缮完工后，将土墙挖去，龙舟又浮了起来。以后，就将木梁木墩拆除”。
  这种解释明显与事实不合，因为沈括没作过用土墙将坑与金明池相隔的记录。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沈括没有说过，就不能有用土墙相隔来解决船坞的问题的设想了。若用土墙相隔，挖掉土墙，船是可以浮起来了。可是“澳”中都是水，在水中怎么能将承架那样庞大龙船的大木大梁大木墩拆除？如果不将木、梁、墩拆除，大龙船怎么能再次进入这船坞？根据《东京梦华录》可以知道，大龙船出船坞俯瞰“争标”，当天便返回船坞。
  针对此点，笔者从当时机械起重程度出发，认为关键在于“澳”有个“门”，或者称之为“闸”，较与事理相符。其依据是：《东京梦华录》卷一中就记录了开封出入船只的最大城门之一的东水门，“有铁裹窗户，遇夜如闸垂下水面”。这表明完全可以设立一能启闭上下的较大的装置。其启闭的工具应为那种装摇柄和轴的起重装置——绞车，如曾公亮《武经总要》云：
  绞车，合大木为床，前建二叉手柱，上为绞车，下施四单轮，皆极壮大，力可挽二千斤。用牲畜或多人，或同时用多部绞车之力是能绞起能容纳大龙船那样宽大的“龙澳”之门的。
  严格地说，这是一种整体升降的“悬门”，它又唤作“兼板”、“插板”。曾公亮《武经总要》有这样的描述：
  其制用榆槐木，广狭准城门，漫以生牛皮，裹以铁叶，两旁施铁环，贯铁索。门阖五尺，立两颊木，木开池槽，亦用铁叶裹之。若寇至，即以绞车自城楼上抽所贯铁索，下插极于槽中。
  在陈规《守城录》中就可以找到从城墙上用绞车起放“悬门”的记录。而且，北宋雍熙元年（984），乔维岳在淮安至淮阳间人工运河堰中就创“二斗门”，“二门相逾五十步，覆以厦屋，设悬门蓄水”，这与金明池北岸的“龙澳”情况何其相似！按乔维岳设“悬门”的时间计算，它在修龙船之先，前有榜样，足资借鉴，设“悬门”以修船，应为顺理成章之事。
  据王应麟《玉海》记载：熙宁六年（1073），汴河就有启闭有时的“水闸”。这些实例都会对如何解决隔断金明池水入“澳”，和引水入“澳”以使船出这一设计思想产生积极作用。一言以蔽之，在大船坞设“悬门”以解决隔水、引水，当是较为合乎规律的。
  然而，从张择端所作《金明池争标图》来看，池北岸的“龙澳”上只有“厦屋顶”，却无“悬门”装置。张择端如实写照的“界面”之笔是不容怀疑的。经过反复考证，笔者得出的结论是：黄怀信在浚通黄河时采用的“滑车绞法”，可以解决金明池船坞“悬门”的移动这一疑难。其方法，正是《宋史·河渠志》中所说：
  以巨木长八尺，齿长二尺，列于木下如把状，以石压之，两旁系大绳，两端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车绞之，去来挠荡泥沙，已又移船而浚。
  已故的机械史专家刘仙洲先生，将这种“滑车绞法”总结为“复式滑车法”。在宋人所画的《捕鱼图》中，还可以看到这种方法的原型。其法可作这样表述：
  在杆上所装的同一个轴上，装上直径大小不同的两个滑车，使原动力一边，即人搬绞车的一边，转动较大的滑车，再由同轴上的一个较小的滑车转动，以牵动升降重物的绳索，这样就可以用较小的力量吊动较大的重量，使“悬门”容易被升降起来，并移到他处。修大龙船的船坞的“悬门”，就是采取黄怀信所创的这种方法升降、移动的，所以在画面上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