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石斋画报·棋局翻新》
  这就是学者们称之为“汉文化圈”的交流现象。在这个“汉文化圈”里，有许多事物都是以汉文化为主体交流的，清代越南人“下活象棋”，便是这种交流的一个成果。但是必须看到，这种交流并非单一的，而是双向的，可以说是同源异流，相承相异的。
  如南亚各国向中国“进象”这一事例就很典型：它的源头可追溯到汉武帝时代，自此之后，史不绝书，至清代余韵仍在回响。专家仅对乾隆时期进行统计，南亚各国向中国“进象”次数就多达17次，驯象总共达50多头。这些大象的情况，在清代《燕京杂记》中记述较详：
  它们是由泰国、越南等国贡赠而来的，安置在宣武门内的“驯象所”，大象的主要活动是在南北郊及祈谷雩祭大典时，驮祭器，驾辂车出行，充卤簿之职。平时大象主要充当朝贺的仪仗，朝贺钟声一响，大象即按部就班，分相对两列，懔然肃立。待文武百官入毕，它们互相交鼻为障，便无有敢逾进者了。正因为大象担负着朝廷仪仗的庄严职位，所以它们也似朝廷命官一样食国家俸禄，有大象历经几代帝王，可至大将军一品爵禄。清统治者将这些外国贡献的大象视为“国宝”，格外珍爱，老百姓们则将它
  们视为“有太平之征”的吉祥物。
  尤其是在清代北京的六月，时值人畜洗浴的“天贶节”，朝廷为了显示四海清平的气象，往往在此时举行“洗象”仪式。每逢初伏，即六月初六，整个北京城都沸腾起来了——在通往宣武门西的“洗象”城壕处，食货络绎，游骑纷沓，百戏如云，车辆似阵……这正像《燕台口号一百首》等诗说的那样：“年年初伏车增价”，“雕鞍宝毂如流水”，“天街簇拥行人疾”，“士女倾城御河上”，“葛衣纱褶新兴样，穿往河边看象牙”。许多文人墨客，乘机施展才情，争赋看“洗象”的盛景，其中以大学士王士禛所作的“竹枝词”最为脍炙人口：“玉水轻阴夹绿槐，香车笋轿锦成堆。千钱更赁楼窗坐，都为河边洗象来。”
  再如方朔《洗象行》：
  壮哉雄物此大观，立地平山拖一线。
  红旗摇曳征鼓鸣，摧颓蹴踏驱之行。
  泥深水浅足力重，陡然潮涨东西平。
  一蛮奴跨方腾赶，众蛮奴搏浑浆跃。
  雨作涛翻十丈飞，何处蛟鼍掀大壑？
  前者未起后者趋，水中岸上交欢呼。
  在这些诗中，“洗象”场面跃然纸上，但这毕竟不同于图画。清代画家顾月洲就画了一幅《年例洗象图》，布之于
  《点石斋画报》上，它与“洗象”诗歌互相映照，堪称清代北京“洗象”的最为生动的笔墨。其实，说穿了，这是清统治者文化心态的一种观照。因为清统治者一向以“天朝声威赫赫”自居，他们将外国贡赠来的大象，作为朝廷仪仗，就是一种“万邦皆备于我”的观念使然。而这种使外来大象融入中国文化体系所采取的每年“洗象”的做法，可谓巧妙极了。
  可惜的是，顾月洲的洗象图只给予我们“洗象”的直观印象。是不是将象赶入水中冲冲就算是“洗象”？如何“洗象”？我们仍不能得知。在笔者的研究视野中，日本文化二年（相当于清嘉庆七年）由冈田玉山等人编绘
  的《唐土名胜图会》中的“洗象”图画，是可以使我们了解到清代“洗象”全貌的。
  第二部分　中外相会第3节　“汉文化圈”的交流（2）
  洗象工具
  冈田玉山等人勾画出了“洗象”的工具。它们是：笛、校、橛、耳钩、筰、叉、、颈索。并加以注明：“笛”和“校”均为牛角制作，“笛”是吹发音令象进退的，“校”是缠象脚以制象乱动的。“橛”是立于河中缚象用的一大粗木。“耳钩”为铜制，长四寸余，因象耳广垂如荷叶，挂钩系之而洗。“筰”为洗象的竹刷，大约如董元恺《都门洗象词》所说的“双帚缚来洗刷”一般。“叉”长四寸五分，柄长三尺余，为铁制，是以叉口推象进退。“”九寸许，铁制，其状似滚筒。笔者理解，“”为
  洗涤象身垢物、搔痒用的。“颈索”，是缚象头于橛用。雄象颈索三尺九寸，四十四曲，雌象三尺一寸，三十二曲。颈索上有径两寸的铜环。
  冈田玉山等日本画家细致入微地描绘了用什么样工具“洗象”，使如何“洗象”在人们眼前清晰起来，从而也填补了中国历史典籍中“洗象”的一个空白，因为在清代典籍中缺乏这种用工具“洗象”的具体记载。这正是许多中国的事物在日本赖以继承的一证。有道是“礼失而求诸野”，“汉文化圈”虽以汉文化为主体，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这个圈子里可以独尊，许多事源出于华夏，传入异邦，是异邦加以妥善的保存。应该说“汉文化圈”内这种交流，是循环往复，相互促进的，日本的文化根在中国，可日本人民通过交流，又加以变化，推陈出新，又反过来影响于中国，这从日本刀传入中国的史实中也可鲜明可见：
  北宋的欧阳修，曾写过一首《日本刀歌》，但司马光也写过一首《和君倚日本刀歌》，笔者将这两首诗对照，发现除个别词句不同外，其余完全一致。他们在诗中均这样说道：
  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与铜。
  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在他们之前，梅尧臣曾有一首《钱君倚学士日本刀》诗，诗中说道：
  日本大刀色青荧，鱼皮帖把沙点星。
  东胡腰鞘过沧海，船帆落越栖湾汀。
  卖珠入市尽明月，解绦换酒琉璃瓶。
  当垆重货不重宝，满贯穿铜去求好。
  会稽上吏新得名，始将传玩恨不早。
  归来天禄示朋游，光芒曾射扶桑岛。
  坐中烛明魑魅遁，吕虔不见王祥老。
  古者文事必武备，今人褒衣何足道。
  干将太阿世上无，拂拭共观休懊恼。
  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都是朝廷重臣，见多识广，加之他们所处的时期科技昌明，可是他们却对日本刀发出由衷的赞叹，如欧阳修、司马光所说：“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日本刀的质量上乘可以想见。
  从历史典籍看，日本的冶金及制刀剑技术，是由中国传入的。可是日本却长期钻研，对制作刀剑加以变化，终于创造出了当时“汉文化圈”中最为精良的刀剑来。宋代的诗歌反映出了这一点。明清以来，这种交流的现象更为突出。据专家统计，明清时期日本输入中国的刀多达数十万把，《东西洋考》中就记录了当时的中国人多买日本刀，就是因为它“精者能卷之使圆，盖百炼而绕指也”。
  如嘉靖时，胡宗宪就曾得到一把软倭刀，“长七尺，出鞘地上卷之，诘曲如盘蛇，舒之则劲自若”。日本刀的制作水平是远远超过中国刀的。
  正像明末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所说：日本刀甚锋利，“光芒炫目，犀利逼人，切玉若泥，吹芒断毛发，久若发硎，不折不缺”。由于日本刀具备这样好的质地，所以明代的兵器中比较重要的长刀、腰刀等，均仿日本刀制作，呈现出前代所无的新式刀制的模样。这种刀长其刃而短其杆，与旧式长杆短刃的长刀及大刀形制相反，其效能较大，可用猛刀砍劈，折断敌人长兵器的柄，或削断砍损敌人兵器的刃，进而砍断敌人的身体。
  明代中国军刀运用日本刀之样式
  这种仿造日本刀的做法，以名将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论述最有代表性：
  此自倭犯中国始有之。彼以此跳舞光闪前，我兵已夺气矣。倭喜跃，一迸足则丈余，刀长五尺，则大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缘器利而双手使用，力重故也。今如独用则无卫，惟鸟铳手贼远发铳，贼至近身，再无他器可以攻刺。如兼杀器，则铳重药子又多，势所不能。惟此刀轻而且长，可以兼用，以备临身弃铳用此，况有杀手当锋，故用长刀备之耳。
  戚继光对日本刀的分析是很中肯的，因此他所统率的部队也都装备了这种仿日本刀样式的长刀，在以短兵相接见长的“藤牌兵”的基本作战方式中，如“懒扎衣势”、“斜行势”、“仙人指路势”、“滚牌势”、“跃步势”、“金鸡畔头势”、“埋伏势等等，这种由日本刀变化而来的长刀，在与倭寇交锋时，发挥了所向披靡的威力。在优良的日本刀面前，中国不得不向日本学习，而一旦中国掌握了这种器具又推广开来，又以中国样式、中国气派征服于“汉文化圈”，立于世界之林，这已成为“汉文化圈”中的一个规律，即人们常说的反馈与反反馈。
  宋代真宗时期（998～1022），中国从越南中部广南一带，引入耐旱的只需60天就能成熟的占城稻，浙江一带就以“占城早”、“六十日”而传扬，以至很长时间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早熟水稻是受越南传入的占城稻影响，可史实上这种早熟稻的源头，是从中国浙江余姚河姆渡传到越南的，又由越南再传回到中国。又如，中国宋代以前惟用团扇，元初时东南使者持聚头扇，人都讥笑。从明代永乐年间始，日本送来他们学习中国制作的折扇，中国又加以仿效，很快全国通用这种扇子了。另外，中国虽以漆器制作长久而又精致著称，但却缺乏泥金画漆之法，明代宣德时期，中国特派漆工到日本，学到其法归来……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从“贡象”到“洗象”，从中国刀剑制作技术传入日本，又从日本传来其制作的“宝刀”，中国又加以变化、使用，“汉文化圈”这一系列的交流，都交织着中国与周边的越南、日本、朝鲜等国人民的智慧和心血，它们已成为宝贵的、共同的财富，需要好好记取和发扬。
  第三部分　货殖撷趣第1节　鬼市子（1）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经济用语，名称各异，但细细考察，都可从中窥见当时经济发展的状况及其特殊之点，“鬼市子”便是一例。“鬼市子”出自《东京梦华录》卷二《潘楼东街巷》条：
  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又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
  同书同卷《东角楼街巷》条亦载：
  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至平明羊头、肚肺、赤白腰子、奶房、肚、鹑兔鸠鸽野味，螃蟹、蛤蜊之类讫，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
  这两条史料告诉我们，所谓“鬼市子”，就是清早以衣服、古董为主要买卖的市场，附属于它的还有出售食物的小市。但为何市场冠之于鬼名？寓意是什么？《东京梦华录》则语焉不详。考之宋代典籍，南宋赵汝适《诸蕃志》有一说明：
  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则彼去，彼来则我归。卖者陈之于前，买者酬之于后。皆以其直置诸物旁，待领直，然后收物，名曰鬼市。
  汝适所言“西海”，为今日叙利亚等地，其货易方式自是阿拉伯民俗无疑。据此看来，“鬼市子”似乎还是舶来品，可明掌故家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却作了这样一番考究：
  务本坊西门有鬼市，冬夜尝闻卖干柴声，是鬼自为市也。《番禺杂记》：“海边时有鬼市，半夜而合，鸡鸣而散。人与交易，多得异物。”又济渎庙神与人交易，以契券投池中，金辄如数浮出，牛马百物皆可假借。赵州廉颇墓亦然，是鬼与人市也。秦始皇作地市，令生人不得欺死人，是人与鬼市也。谢肇淛的说法，不乏荒诞成份，说穿了，它不过是早市买卖的一种景象，之所以呼为“鬼”，首先与清早曦光微露，朦朦胧胧的氛围有关系。宋代《丁晋公谈录》云：徐铉在寒冬上早朝，看见待漏院前有灯火人物，卖肝夹粉粥者，来往喧杂，此又为一证。而且这种买卖一到日出则散去，是有点鬼味。
  委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则记：北宋治平年间，东京甘泉坊有一妇人，每天一大早就肩负着旧衣到市场上出售。一林文叔者，贫苦无衣，这位妇人便赠衣给他。两人日久生情，结为伉俪，后生一子，这位妇人化为鬼与林文叔诀别了……委心子说的这妇人，无疑是在“鬼市子”上卖旧衣，委心子又将她描绘为鬼，这大约是为了和“鬼市子”吻合或作一依据吧？
  魏泰《东轩笔录》记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