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天才。他所拟定的军事命令大多是一些训令，常用激动的语言描述某一任务的重要，要求受令者迅速执行，而指示各个军事单位分别担负某些具体任务时，则常是很笼统的，似乎是让各单位自行相机处理。他在江西苏区时，就与周恩来、刘伯承和李德闹得不可开交；在遵义会议后，我听说周恩来做他的副手，也是受尽委屈。”
  朱德没有再说话，他知道与张国焘争吵是件没完没了的无聊事。
  张国焘本来就对北进从内心中不满意，只是迫于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不得不勉强率部向右路军靠拢，但他却时刻在寻找借口把部队再拉回向南。就在部队进入草地的第３天，草地上铅垂的黑云裹携来一场大暴雨，张国焘侧耳倾听着平地上的炸雷，却好像听到了福音，眼睛为之一亮。
  “好大的一场及时雨啊！”这是张国焘喊出喉咙却没有张开口的一句话，他向黄超说道：“传达我的命令，天降暴雨，通知部队暂时不要渡过噶曲河！”
  朱德对张国焘如此独断专行的命令感到很意外，忙说：“雨下得并不大，噶曲河涨水也不可能到了不能徒涉的深度。”
  张国焘扬脸望着开始放晴的天空，不以为然地说：“河上游的雨下得更大，部队泅渡有危险。说不定老天马上又要下雨，等一等再说。”
  朱德清楚张国焘内心中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就再也没说什么，挽了挽裤腿，带着警卫员潘开文向噶曲河边走去。
  草地上流淌的噶曲河，河床本来就很浅，在这时容纳了刚从天空倾泻下来的暴雨，正在涨水，翻滚着草根和牛羊粪末，奔涌滔滔，显得水势不小。
  河岸边有些红军部队在整装待命，高师长见朱德总司令来到河边，跑步前来报告。
  令朱德感到奇怪的是有一个连队在过河后，现在又返了回来，便问，“为什么回来？”
  “总政委有命令，全部部队在河这岸听候命令。”高师长回答。
  朱德没有再问什么，就对身边的警卫员潘开文说道：“小潘，你骑上我的这匹马，到河里去试一试水的深浅。”
  潘开文拉缰策马跨进河流，向对岸走去。
  朱德定睛看着水中稳稳行进的潘开文渐渐到达对岸，高兴得手舞足蹈：“哈哈，水看着很大似的，其实最深才齐马肚子！”
  潘开文到达对岸后，很快就返了回来。
  高兴得合不拢嘴的朱德拍着小潘的肩膀，说道：“走，回总部，告诉总政委，看他还有什么可说的！”
  就在朱德在噶曲河边测水深的时候，张国焘在帐篷中也没闲着，他以“朱、张”的名义致电中央，口述了这样一份电报，说噶曲河涨水，“上游侦察７０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３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３天全部赶回阿坝”。并提出，右路军应“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朱德从河边回来后，兴冲冲地向张国焘说明噶曲河的水深实测情况，而这时的张国焘怎么能够听得进去与自己意见相反的话。由此，两个人很快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什么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你心中还有没有党中央，我没有同意回阿坝。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经我同意就在电报上署上我的名字？”朱德质问张国焘。
  “党中央？哼！他们那几个人还要管我们？即决即行，有什么错？”张国焘的话语中明显目无中央。
  “我说国焘同志，你我都是老党员，你的党龄还比我长。我们党的规矩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是相反！”朱德的话义正辞严。
  张国焘连“哼”了几声，却没有张口。站立在一边的黄超为张国焘辩解道：“事实就是天下大雨，河水上涨不能徒涉和架桥嘛！”
  “什么，这就是理由？可我刚从河边回来，我的马和警卫员是到了河对岸又返回来的，这才是事实！”朱德端坐在凳子上，脸色气得铁青。
  “电报已经发了，他们很快就会回电同意我们回阿坝。我不和你争了！”张国焘的话中带有几分无赖的伎俩。
  朱德镇静地说道：“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
  这场争吵没什么结果，但朱德仍然坚持北上，劝说张国焘过河。可是，几天过去了，噶曲河的水流也变得平稳多了，张国焘仍旧按兵未动。
  “还是北上吧，我看是可以渡河的。”张国焘的部下也这样劝说。
  张国焘闻言严厉训斥：“你们的头脑太简单了，这不是一个往南往北的简单问题，这是个谁指挥谁的大问题！”
  ９月４日，张国焘不顾朱德、刘伯承的坚决反对，命令部队由噶曲河岸边返回阿坝。５日，张国焘又电令正要北上的第２纵队就地巩固阵地，备粮待命。
  这几天，等待在巴西的中共中央成员几乎天天在开会，谋求妥善解决矛盾的方法。徐向前、陈昌浩也连连致电张国焘，陈述北上的理由。
  一片乌云终成了张国焘拒绝北上的挡箭牌，而在同一片乌云下，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正躺卧在雨过天晴的泥水中，拚命为北上的道路打开通途。
  第九回　包座血战劈开通途　蒋氏为毛枉备刑场
  太阳已沉入西山，森林中的鸟儿在喧闹一天后也各自归巢。
  天色渐渐暗下来。
  红３０军先头部队奉命赶到包座后，以第８９师为一梯队，由该师第２６４团担任主攻，消灭包座河河东岸大戒寺内之敌，其余两个团在大戒寺西北地区担任侧攻；以第８８师（缺第２６５团）为第二梯队，隐蔽于班佑至大戒寺路侧待机，准备打援。
  ８月２９日黄昏前，各部队进入预击位置。
  暮色中，红２６４团突然向大戒寺国民党守军发起猛烈进攻。
  军长程世才、军政委李先念和第８９师师长邵烈坤在包座河西岸边指挥战斗。
  战斗打得非常艰难。第２６４团一直打到晚上９时，才攻占了大戒寺外围北山山脚下的几个碉堡和西坡半山腰的１个碉堡，相继占领大戒寺，歼国民党守军１个多连。国民党守军第３营李营长带少数人东逃。红军将残敌围困在大戒寺后山碉堡中。
  ３０日，又是一天激战。傍晚，国民党军第４９师第２９１团先头增援部队在大戒寺以南与红军警戒部队接火。红军为了诱敌深入，在令第２６４团象征性地阻击一下后，将主力撤至大戒寺东北山地隐蔽，仅留下少数兵力监视敌人的行动。当晚，红军撤出大戒寺，国民党军第２９４团进驻寺内。
  夜晚，天气转晴。红２６４团一部在淡淡的月光夜幕掩护下，向大戒寺国民党守军发起突然偷袭，毙国民党军第１营少校营长陈嘘云以下数十人。
  红军指战员抓紧时间准备下一步的战斗，侦察部门根据已掌握的敌情和俘虏的口供，绘制了包座守敌要图和增援部队行进路线图，然后将地图和俘虏的国民党军１个排长和两个班长押送到军部。
  ３个俘虏对红军的宽待政策有所了解，在审问时都表现得较为老实。
  李先念和程世才从俘虏口中得知包座守敌的情况，并获知国民党军第４９师主力明天就可到达包座。
  军情如火急！
  李先念分析判断情况说：“根据当前的情况，包座之敌以逸待劳，地形又对他们有利，我军要很快拿下包座有很大的困难。如果坚持打下去，不但会造成很大的伤亡，最重要的是会因为拖延时间，直接影响和耽误明天与敌４９师的作战。
  我看我们应该变换战术。”
  程世才接着说道：“对，我们可分个前后缓急，加重到松潘公路上的打援力量，然后转过头来再强攻包座。”
  于是，李先念和程世才当即决定，由第２６４团将包座守敌包围起来，但围而不攻。第８９师另外两个团立即调往包座西南地区和第８８师一同做好打援准备。
  审问完俘虏，李先念和程世才在朦朦月光下亲自勘察地形。对照俘虏的口供，察看包座守敌的情况。然后又转向南行，对国民党军增援部队的来路进行重点勘察。他们知道，在眼下敌我势力从数量上看几乎相等，但在装备上却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指挥员正确的判断和周密的计划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这一夜，李先念、程世才和军参谋长彭绍辉等人是眼睛未能合一下，在勘察地形后，反复研究，重新制定了作战方案。
  次日上午，红军除用少量兵力继续包围监视包座守敌外，将第８８师和第８９师主力埋伏在国民党军援兵必经之路的西南山上，并派１个连控制了东山制高点。这座险峻的山岗，西可俯视来援之敌，北又可对包座之敌形成包围。
  红军主力潜伏下后，向松潘方向派出了侦察警戒部队，一有敌情就发出战斗号令。
  经过几天几夜急行军的红军指战员，在这时已是非常疲劳，一旦停下来，进入埋伏阵地卧倒，两个眼皮就开始不由自主地向下垂。大家想尽办法克制瞌睡，焦灼地等待着战斗的打响。
  “敌人现在来就好了，强制自己不打瞌睡的滋味太让人难以忍受了。”自言自语的程世才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又把望远镜贴在脸上向远处眺望。
  空荡荡的大路上渺无人影，连个野兔的影子也看不到。
  时光慢腾腾的，在这时显得慢得不能再慢。指战员们戴的用树枝编织的伪装帽上，小鸟儿啄着绿色的树叶，似乎考虑着在这里是否做巢。
  突然，远处有鸟儿从地面惊叫着冲向天空。伪装帽上的小鸟儿紧张地仰起头探听来自大路上的脚步声，也拍打着翅膀匆忙飞走。
  浩浩荡荡的国民党军增援部队终于出现在红军侦察兵的望远镜中。
  从松潘到包座的大道上，顿时悄然无声，鸟儿也不叫了。
  “该死的敌人，到底送上门来了！”红军指战员们咬牙切齿地说。
  ３１日中午，战斗全线打响。
  为全歼敌人，红军预定等国民党军增援主力进入埋伏圈内后再出击。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顺利，国民党军十分狡猾，不肯轻易冒进。他们以一部兵力搜索前进。与红军接触时，先进行局部战斗，夺取有利地形后，主力再作前进。李先念和程世才看穿了国民党军的这一诡计，命令在山上的主力部队隐蔽好，只以正面的红２６３团一部在一些非重点防御的小山头上抗击，给敌以大量杀伤后就节节撤退，诱敌进入埋伏圈。
  包座附近的山很有特点，多是一漫坡的大斜坡，顺着高山下来大坡上又有许多小山包。山上多是一人搂不过来的大松树和半人高的小松树林，十分便于隐蔽。自以为势力较强的国民党军在遭到伏击后，像瞎子一样，摸不清红军的情况，又因为距离包座只有１０多里路，救急心切，就步步前进，结果正中了红军诱敌深入之计。
  红军在节节抗击中，不仅给予国民党军很大的杀伤和消耗，而且摸清了对方的战斗力和作战特点：国民党军的战术动作和小集团（连、排）战斗打得比较灵活，并且相当顽强。其火力也很强，每次冲锋时，除了有很多轻、重机枪掩护外，还用迫击炮、小炮等武器轰击红军前沿和纵深，杀伤红军的有生力量。距离火线只有１公里的红军指挥所附近，也不断有炮弹爆炸。针对上述情况，李先念认为在红军和敌人进行最后决战时，攻击必须是多梯队的，队形必须疏散开，快速运动，快速接敌；火力必须集中，冲得猛打得狠。
  “制造点声势给他们看看！枪声要激烈些。”为了吸引国民党军尽快全部进入预设战场，李先念命令第２６４团加强对大戒寺守敌的围攻。
  枪炮声震天，像除夕夜的鞭炮炸成一个点，在山谷中回荡，更显得到处都是激战的战场。
  国民党军第４９师代师长伍诚仁竖起耳朵紧张地听着半空中隆隆作响的喊杀声，他有些耐不住性子了。
  很快，红军即获得国民党军两处的重要情报：大戒寺国民党守军的团长急呼第４９师迅速来援，惊叫：“大批共军正在猛攻包座，我们已经很难支持。请务必火速增援。”胡宗南的声音也出现在这一片慌乱惊叫声中，他严令第４９师必须于当晚进驻包座。
  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前卫团已被红军诱至包座以南５公里的地区，李先念命令第２６３团坚决抗击，再不准敌人前进一步。国民党军加强了攻势，向红军第２６３团发动猛攻。
  红２６３团的阵地上硝烟弥漫，枪声一阵紧似一阵。
  伍诚仁率领师本队的侦探队、特务营，通讯连、无线电队、工兵连、卫生队等直属分队，在前卫团的掩护下直趋上包座。他命令在包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