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小到班排长，大到方面军或一个政党领导人，同出一理。
  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因得毛泽东的领导而每战必胜，兵锋指处，势如破竹：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泸定桥，一路斩关夺隘，所向披靡，直杀过大雪山来。而历史恰恰在这时找了一个配角，以图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这个道理，这就是当时实际上是红四方面军总负责人的张国焘。为此，艰难的长征路又多了些深沉的壮烈色彩。
  １９３５年１月，毛泽东掌管中共中央军事后，电令红四方面军由川陕革命根据地向西出击，以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作战。３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转而进军川西北。
  嘉陵江，这条川中名江，当时的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它的地理概念说不上十分明确，他们仅仅把强渡嘉陵江看作是一次进攻性的战役。然而，他们在那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嘉陵江在此后他们的人生历程中，竟成了一条凸出于生命的子午线。事后明白，强渡嘉陵江，根本不是什么进攻，而是全面大退却；并进而恍然大悟，嘉陵江的强渡，实际上是红四方面军撤离原有根据地的开始。
  这时，红四方面军中广大指战员甚至是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根本不知道此次战役的目的是干什么，不知道强渡嘉陵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都仍以为川陕根据地还存在，过嘉陵江只是为了扩大苏区。可到后来才知道，红四方面军已经全部撤出苏区，根据地就这样在莫名其妙中已经放弃。
  红四方面军有着辉煌的战绩，但嘉陵江一渡，由此也就决定了全军数万人在此后革命生涯中的悲壮基调。几十年后，当你接触熟识这个方面军的老战士时，都会听到他们由于心理不平衡的倾述，他们对长征路的回忆多是充满哀与怨的，他们撰写的回忆文章多用“悲壮的历程”这个词语，有人甚至用“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的话来诅咒那段岁月和“熊将”张国焘。
  在那时，大权在握的张国焘认为中国革命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革命的形势应该是退却。他看到中央苏区丢了，湘鄂西苏区丢了，鄂豫皖苏区丢了，感到川陕苏区太靠前了。由此，他产生了一个总的指导思想，想把苏维埃区域向西边再退一步，退到第二线，到川康去建立根据地。在撤出川陕根据地时，仅留下刘子才所率领的很少一点人马，红军主力走后，很快就被地方军阀击溃了。
  张国焘这种退到川康边一线建立根据地的总指导思想，此后贯穿了他在长征路上的全部言行，并由此差点葬送了整个红四方面军，也险些中断了毛泽东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这正是本书后面要重点叙述的事。不过，张国焘在最初对红一方面军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欢迎，绝对是百分之百的真心诚意。大家在危难中都希望红军大会师后的大联合，携手共创新的根据地。因此，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转战川西北后，他们一面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一面做迎接中央红军到来的准备。在张国焘的号召下，红四方面军全军指战员捻毛线、织毛衣、毛袜，热火朝天地筹集物资。这时，新的根据地还远远谈不上建立，此时唯一能够激动人心的就是迎接红一方面军的到来。
  ６月初的一天，瓢泼大雨一阵紧似一阵，川陕苏维埃副主席余洪远在中坝通往北川的山路上策马疾驰，当他从雨幕中钻出来，走进北川城郊徐向前的指挥部时，浑身都在淌水。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连忙迎上来，拉着余洪远的手说：“来得这样快，看淋成了这个样子。”
  余洪远答道：“接到你的命令，搁下筹粮扫尾工作就十万火急地赶来了。”
  “十万火急？好，好。就是要十万火急！”徐向前一面忙叫炊事员做饭，一面拿出自己的干衣服让余洪远换上，然后把换下来的湿衣服拧了拧水，在火炉上边烤边说：“毛主席、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已渡过大渡河，正向天全、宝兴方向开来。李先念同志已于１０日带部分部队和炊事员迎接中央红军去了，部队已经攻占懋功和达维。叫你来，是想要你带领省政府、省委机关一部分和妇女独立团，赶去懋功一带，为迎接中央红军做物资准备，主要是筹措粮食。要给部队讲，宁可自己饿一点，也要把粮食送给一方面军的战友们。他们行程远，身体弱，要把粮食和好房子都让给他们。”
  徐向前把湿衣服在火上抖了抖，又继续说道：“中央机关和部队西征以来，长途跋涉，历尽艰险，急需得到粮秣补充，不管有多大困难，也希望你一定完成好这一任务，并要做到十二万分的热忱。”
  余洪远听出了徐向前话中的份量，当即表示：“请总部放心，我们保证以十二万分的热忱迎接一方面军战友，坚决完成总部交给的任务。”
  余洪远从徐向前那里接受任务后，用最快速度组成了迎接中央红军筹粮队，带上物资，由１个工兵营开路，１个战斗团和政府警卫营掩护，即向懋功疾进。
  此时的国民党军也在与红军抢速度，企图阻止红军两个方面军的会合。５月２６日，红军飞夺泸定桥。蒋介石闻讯大惊，连忙亲临成都指挥川西北作战，这里距离毛泽东所率领的红军已经很近，夜深时都能听到隆隆炮声。６月２日，蒋介石在成都发表《告川省绅耆书》并进行演讲，慷慨激昂地宣布要剿灭“共匪”于川康边，说：“四川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四川正如诸葛亮先生所言：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昨天，我已决定派大批党政军要员入川，共同建设可爱的四川，以促协剿共匪。”
  这个月，蒋介石即蹲在成都，亲自指挥与毛泽东、张国焘的对阵决战。
  大雪山之南激烈的枪炮声渐渐向北延伸。渡过大渡河的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很快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天全、芦山、宝兴防线，于６月７日占领天全，次日再占芦山，接着翻越白雪皑皑的夹金山，向懋功前进。１２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懋功的达维镇途中，与红四方面军一部胜利会合。
  大雪山下，红旗飞舞，一片欢腾。
  迎接红一方面军的红四方面军部队统一由红３０军政委李先念带队，部队有红３０军的第８８师和红９军的第２５师。１４日晚，红１军团政委聂荣臻抵达维，见到红四方面军第９军第２５师的指战员，高兴至极。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拥抱在一起，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徐总指挥现在在什么位置？我真想念这位老校友呢！”聂荣臻连声问红２５师的参谋。聂荣臻在黄埔军校任教官时，徐向前是军校第１期的学员。这就是他所说的“校友”的来历。
  “徐总指挥距离这里还较远，约在理番附近，到这里有４个马站的路程。我们常听他提起你和一方面军的战友，盼望着早点与你们会合。”
  “大家很快就会见面的，有许多老朋友和战友这次要大团聚了。”聂荣臻说。
  此时的徐向前与聂荣臻的心情一样激动，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谈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的情况时写道：“大家盼望很久的两军会师，就在眼前。消息传来，我们极为兴奋。６月１２日，张国焘从茂县打来电话，要我代表四方面军领导人写一份报告，火速派人去懋功，转送中央。因我住理县，距离懋功近些。我连夜写报告，介绍了敌军和我军在川西北的部署情况，请示两军会合后的作战方针，表示热烈欢迎艰苦转战的中央西征大军。连同两幅地图，第二天一大早，就派人送走了。”
  这封信写好后，原先派出接应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批部队已经在早晨走了。徐向前在当时很担心若仅派几个人去送信，距离前面接应中央红军的大部队远了，在路上会遇到麻烦。所以，他把信刚写完，就让警卫员康先海立即把通信连二班班长叫来，他要亲自布置送信任务。康先海是１９３２年初跟徐向前当警卫员的，红军长征期间，他一直在徐向前身边当警卫员。
  康先海马上跑步到通信连，不巧的是二班长病得很重，去执行送信任务显然不行。康先海返转身赶紧回总部向徐向前报告这一情况，准备建议另换个班去。在回返的路上，康先海想：“我若是能去给毛主席送信，多好啊！这可是一个几年来做梦都想见毛主席的好机会。”以往，徐向前曾多次带着敬重的神情谈起过毛泽东，这给康先海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在那时康先海的心目中，徐向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既然连徐向前都敬仰的人，那肯定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
  康先海回去见到徐向前后，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没想到，徐向前很高兴地答应了康先海，说：“好嘛！合二为一。但要记住完成任务是首要大事，信送到了，也就见到了毛主席。这是我能在政治上给你的最大优待。现在，我宣布你为通信连二班班长。”
  徐向前接着严肃地指着地图对康先海说：“你带二班立即从这里出发，今晚不要休息，一定要赶上早晨刚走的红３０军部队后卫，才能避免路上遇到过多麻烦。翻虹桥山后，沿江向南，就会遇上党中央机关，一定要亲自把信交给毛主席。路上注意安全，加强后卫警戒。这封信千万不要落到敌人手中，记住，要与信共存亡。”
  康先海把信紧捆在身上，带领二班的９名战士立即上了路。沿着徐向前所指的路线，机警地不分昼夜向南急行。１９日上午，他们终于找到了中央红军总部机关。
  一个穿着与红军战士一样服装、个子高大的人走到康先海的面前，说：“我就是你要找的毛泽东。小同志，你辛苦了。”
  康先海心情很激动，赶紧把信掏出来，双手递给毛泽东。
  当毛泽东知道康先海是徐向前的警卫员时，很高兴地向康先海问这问那，然后，把信纸展开。微风吹动着，毛泽东就站在草地上聚精会神地看完了这封信。
  “徐向前的信！”毛泽东高兴地举着信对人群讲道，大家围了上来。这时，红１军团参谋长左权因病落在了后面。军团长林彪不知怎么的，也没有跟上来。
  毛泽东把信递给聂荣臻等人传看。大家都深深为徐向前信中所述“请西征红军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顾全大局、不避艰险、勇挑重担的大将风度所折服；深深为徐向前信中表示的“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十万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的真挚感情所激动，感慨万千。
  这天下午，康先海所带领的通信二班跟随中央机关一道行军，天黑前到达抚边小镇。那时正下雨，毛泽东把康先海等人当作客人特别关照，让他们住进一间房子内，其他机关人员和部队大多数都是露宿。这使康先海等人倍受感动，经久难忘。几天后，康先海１０个人带着中共中央、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和对徐向前等领导人的问候，回到了徐向前身边。
  两个方面军大会师的喜讯迅速传遍川西北。
  本月中旬，一袋袋来自江油中坝的大米，一包包来自南部盐井的白盐，一壶壶来自资阳、郫县的豆瓣，还有川北山地的茶叶，川西平原的海椒面，阿坝草原的酥油糌粑和带着红四方面军将士体温的绑腿，凝结着当地人民群众和红四方面军将士的深情厚谊，塞到了中央红军指战员们的手中。
  红军指战员们的嘴巴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大家拍肿了巴掌，喊哑了嗓子，祝贺两个方面军的大会师。
  中央红军指战员们捧着红四方面军赠送的这些东西，真是万分地高兴。一位姓曹的团长，因伤躺在担架上，他紧握着余洪远的手说：“感谢老大哥部队，感谢张副主席、徐向前总指挥亲自派你们送东西来，这可是给了我们最大的支援啊！”
  卓克基，是中央红军向北通往毛儿盖、包座方向的“丁”字路口，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和总指挥徐向前指示在这里设了一个大粮站，把小麦磨成炒面，青梨做成糌粑，玉米磨成粉，还储集了洋芋（土豆）、萝卜、白菜和南瓜等蔬菜，凡是从这里路过的部队都得到了补充。中央机关和总部也走这条路，因为他们不能像部队那样可以自己筹些粮食，所以，粮站按每人３０斤粮食给予重点补充。
  几天后，中央红军在这里得到了较充实的物资补充和休整，体力得以恢复。肚中有饭，囊中有食，精神饱满，又继续北上。
  红四方面军仅在卓克基附近就筹集了２００万斤粮食，２万斤食盐，还有一些牛羊、骡马和蔬菜。这里面包含着红四方面军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