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是正宗北师大的高材生。田平他爸每次训导儿子都有根有据有理有节。田平虽不服气，但其辩说都不及语文老师精辟具体逻辑性强。无可奈何，便只好佯装工作辛苦疲劳之极拖长音调打著哈欠速速上床将脑袋埋在被子里然后大骂老头子乃天下头号势利眼。
  幸而田平他爸终有一日明白了骂田平实在有失厚道、公允。关键在于那天市里成立教师协会，田平他爸坐了田平的车前去会场。田平机警过人，将车顶“出租”二字摘下。停车后田平赶紧先下来，毕恭毕敬地替他爸爸打开车门。田平他爸红光满面悠然而出连望都不望一眼田平。这气派令好些人肃然起敬，便纷纷打听来者为谁。到末了选协会理事时，田平他爸得票竟进入前五名，比名气赫然的豆儿他爸多出几十票，自然当选成了理事。豆儿他爸无疑是挤公共汽车去的，且不幸被汽车上必不可少的铁皮毛刺之类附属物将裤子撕拉开一条三角口，露出白色的衬裤在屁股之处，令许多女教师或掩嘴而笑或嗤之以鼻，最终导致身份大跌。
  田平到底为他爸争了一回光，先是自豪，而后却沮丧。田平他爸自当选为理事之后便俨然若政府长官、党委书记一般严正，自觉革命已将最关键最重要的一副担子搁在了他的肩头。从此将思想和语言与报纸化为一色，保持同步。每逢吃饭，必对家人大谈五讲四美三热爱以及两个必须一个坚决朱伯儒张海迪曲啸如此这般。弄得田平耳朵奇痒，忍无可忍。去医院看过，被诊断为中耳炎。
  而最最倒霉的尚不是耳朵，而是房子。田平他爸主动将自己分房子排第二位的名次搁在了最末，以此换得了校长亲笔签名的大红纸表扬和教育局内部通讯上一条六十字消息。田平与他奶奶爸爸妈妈妹妹五人三代合居一室，以帘代壁为两间。可田平他爸仍然高尚著脸皮教育全家人说：“我们有十五平米足矣。有的人家连人均两平米都不到。我们应该响应组织号召，谦让一些。为国家为组织分忧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田平说：“组织是谁？您得去参观参观组织住得怎么样才是。”
  田平他爸说：“领导工作忙贡献大，住好一点也是应该的。”
  田平说：“那就没什么可说了。您愿意别人不把您当人以致有一日别人想起来把您当人时您都会没法子做人的。”
  田平他爸拍桌一怒高叫“放肆！”尔后大叹这一代青年的确垮掉了，思想如此污垢岂能不猛烈清洗！否则老一辈人百年之后国将不国。便就此话题开三天夜车作了文章。遣词造句行文，精警透辟，既豪情满怀，又十分得体。吟诵再三，颇觉神采飞扬。趁豆儿来家寻田平闲聊时恭敬递上。谦谦然请豆儿不吝赐教斧正，肃肃然指出此文若能见诸报纸，无论是观点还是文字都具有引起社会重视的可能。
  待田平送豆儿出门时，田平说：“你把老头子那文章给我留下，别弄得满天下臭气。”豆儿笑了，便交给了他。一连三日，田平上厕所都用那文章揩屁股且不断跟那一格的伙计感慨现在的纸实在太光滑了，一次得使三张，委实不符合勤俭解约之精神。
  田平的车开得好，人也仗义，熟人朋友坐车田平是绝不收钱的，碰上能报销的且常撕十块钱小票让拿了去报销。田平说：“赚点烟钱吧。”于是熟人朋友上上下下没有不说田平好话的，便常有人写信到公司称赞田平热情诚恳服务周到实为新一代优秀司机。田平由此成了公司的先进青年。
  田平倒也并不觉得当先进有什么了不起，常对朋友说别写那表扬信了，不如省下邮票钱。且说：“自己兄弟，收钱脸红。下几个顾客多收他几个也就统统赚回来了。亏是绝不会吃的。”去火车站八块钱的价无疑提到十二块。
  乘客们常抱怨车费太贵却又毫不手软地掏钱，轻松得田平都替他的工资袋心疼。不过没心疼几回便晓得除开个体户，送到田平手上的都是公款。一想到反正是从国家的左边荷包到右边荷包，田平要起价来便更是理直气壮胸有成竹了。去火车站的钱数又由十二发展到十六。自然不必担心没人坐车，亦不必担心有人手软。
  田平的车大多停在饭店门口。闲时常同饭店里的女服务员散坐在台阶上打情骂俏嗑瓜子儿。只要不是上级检察或文明月评比什么的日子，服务员们便常出门来同田平几个司机聊天。有房客叫唤才懒懒地进去草草应付一番依旧出来。田平大方，几乎每次都是他掏钱买瓜子。他对那帮女孩子优雅地将瓜子壳吐得满地的姿势甚是欣赏。
  那天田平正讲著澳大利亚一对老夫妇在给羊接生时接下一个小男孩的奇闻，一个女人过来要车去火车站。田平说：“十六块。”那女人说：“可以。”便提著行李上了车。
  到车站田平见那女子一副呆脸，便转了一轮眼珠说：“你报销不？”
  女人说：“报销怎么样？不报销又怎么样？”
  田平说：“不报销你就只付给十块钱，我不给你车票了。”
  女人说：“若报销呢？”
  田平说：“那你给我二十块钱，我给你二十五块钱车票怎么样？”
  女人说：“为什么？不是只要十六块钱吗？”
  田平说：“心放活一点嘛，两下都不吃亏。”
  女人说：“你们平常也都这样干？”
  田平说：“这年月能捞就捞。大官大捞小民小捞，谁也不用讲客气。”
  女人便答应了，临走还冲著田平微微一笑。
  不料那女人心怀叵测，竟于微笑中暗暗记下了田平的车号，给省报写了信还附上了多得的五块钱且义正辞严地谈了一通职业道德等等。结果正赶上文明礼貌月，报纸便把信发表了。外加了评论员文章。足足开展了半个月的专题讨论。一时间田平名声大噪几乎妇孺皆晓，白白扣去半年奖金倒是小事，每夜里听他爸爸一至两小时的理论教育实在痛苦不堪。
  田平找豆儿想请豆儿把他从他父亲嘴巴下解救出来。豆儿见面就说：“你小子给人活活当了垫脚石啦。”田平惊问缘故。豆儿方说那写信的女人是纺织局团委副书记，正与另一副书记竞争局办公室主任的席位。这事之后，那女人自然以思想境界高而被哄抬为精神文明标兵。这一来办公室主任就非她莫属了。豆儿为此专门跑了趟纺织局，果然见那女人走马上任。田平懊丧之极，大悔。说早知如此便宜之事，他便先写信去报社了，说是那女人提出给二十块钱付二十五块车票的建议的。两人现场，谁能作证？没准田平自己也能捞个文明标兵以及什么主任干干。
  豆儿莞尔一笑，说：“其实现在也不晚。”
  田平问：“有何高招？”
  豆儿说：“你到那女人家登门拜访一次，人放乖点，话挑好听的说。再给报社写封信说你在她的帮助下怎么改邪归正重新做人的。”
  田平大喜，连说对对对，然后赞叹豆儿足智多谋有鬼神不测之机。
  田平晚上即去了那女人家。那女人刚搬进新房子。局办公室主任相当于正处级，自然三室一厅是跑不掉的。
  那女人给田平倒了一杯茶又递了一支“红金龙”的烟。这使田平感到十分温暖。一温暖便产生激情。趁著这股激情田平大贬了自己往日的行为，然后说通过她的启发最近已提高了觉悟不光按里程标准收费且能主动下车为乘客开门拿行李以及解决一切困难。那女人说：“这样就好。能挽救一个人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幸福。希望你能够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革命掌握好方向盘。”田平说：“是是是。我全都铭刻在心上了。”
  正说著，来了省电台两个记者搞录音采访。致使那女人一阵忙乱，倒了桔子汁又递“红双喜”，再转进另一屋换了件外套。接待规格又升了一级。
  记者问清田平为何人后，大喜过望。立即将先拟定的由那女人独讲十五分钟的录音讲话改为由田平与她二人对话。幸喜田平这一段常听他父亲教诲，深知时下流行语言，便成竹在胸地侃侃而谈。说到痛处，声音低沉；说到好处，声音激昂；偶尔来点小幽默。由那女人的帮助教育一直说到他临来之前送一个迷途的孩子回家。如此一番，令每一个人都觉出田平若不是“金不换”那简直就象说太阳不是热的一般滑稽可笑。
  广播一放，效果出奇之好。报社记者敏感地来了个追踪采访，从“之一”一直写到了“之五”，直到田平害怕再写下去便没人把他当人了才用计使记者打住。田平说：“现在好些女孩来信向我表示仰慕。你再写下去，她们来找我睡觉我可是不会拒绝的。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嘛。”记者一听便不再露面了。
  田平每月能赚四百来块钱。虽说是早出晚归却也值得。有回送一个白发教授去个什么地方讲学。田平先是战战兢兢，生怕颠碎了教授的贵体。待问得教授不过每月拿两百出头后便大舒了一口气，下车时便怠慢了好多。又一回坐上来一个作家，先问了田平月赚多少后便大叹“惭愧”。作家月工资才六十几元，吭吭哧哧写一两个月小说，一个三万字中篇也只能拿到五百块而田平原先以为至少可以拿三千的。有比较才有鉴别。同那些轰轰烈烈的人一比方知自己委实了不得，凭添了些许做人的信心。
  近月来田平大有突破五百块的趋势。原因是田平开一个青年什么代表会时认识了一个个体户。那家伙坐田平旁边并递给了田平一支“良友”。“良友”烧完后田平亦不示弱反手还上一支“三五”。这一来二去，大有知音之感。一问职业，知对方全不属运动员杂技演员诗人歌唱家小提琴手以及青年理论家电视播音员优秀影视明星诸如此类场面上的人物。晚间散会便相邀下馆子喝了酒且结拜兄弟。
  个体户常点名要田平的车。钱是照付的。虽说是朋友，可他老兄的钱也来得太顺手，田平自然也懒得客气。
  那一日恰巧豆儿找田平没事玩玩。个体户来了。点要田平的车。见豆儿问田平：“是你朋友？”田平说：“绝对可靠。”个体户便没罗嗦，上车即说：“到原处，照老样子。”
  田平开著车七拐八弯，居然拐入细肠般的小巷。让豆儿如若灌了迷魂汤脑子里糊糊涂涂起来，心觉有趣，油然升一股地下党员找暗号接头的滋味。车在一家极破旧的小板皮屋前停了。个体户下车时说：“今天给九十。那十块给这兄弟买点饮料解解渴。”说罢朝豆儿一示意，便下车进了那屋。一去半天不见回转。
  豆儿问：“这是干什么？象地下党。”
  田平说：“这还不明白，亏你为社会名记者。”
  豆儿说：“可别搅到什么地下组织里去了。杀人放火都行，这方面的亏可吃不得。”
  田平说：“政治上的事谁还敢管。想管还没那份文化。赌场。明白了吧？”
  豆儿说：“何必不让你走？这不招惹警察吗？”
  田平说：“警察不就在街面上转转，管得了这了？留我就是防警察的。”
  豆儿说：“怎么讲？”
  田平说：“不敢多带钱在身上，输了就坐车回去拿，赢了也得送回去。我这叫跑程。”
  豆儿说：“为什么不多带？”
  田平说：“怕抓呗。抓住了按钱带得最多的一人为罚款标准，往上翻番。你若带了一万，其它人只带了三千，也得以一万为底往上翻。这岂不太亏？”
  豆儿说：“一万？说得好吓人。”
  田平说：“一万算什么。现在下赌注都不带数钱的。游标尺一卡，论厘米不论元。”
  豆儿连连“啧啧”。想想自己颠来倒去地奔波亦不过六百八十大毛，便大叹早知如此不如干个体户好。又问田平：“常赌么？”
  田平说：“要不怎么打发日子？什么都买到手了，钱却还有一大堆，又不能买房子修别墅象外国什么大老板一样开个什么工厂。放屋里长霉不说还占位置，且不如一赌为快，还算过了一过文化生活。”
  豆儿说：“捐给国家盖个学校办个幼儿园什么的，买个名声不也挺好？”
  田平说：“国库里的钱让一些官僚们挥霍得快活，盖学校修幼儿园什么的倒叫老百姓掏钱，这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为了国家面子上多一些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