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了许多。去年的时候，要想驾车赶到头顿，简直是不可能。约翰建议省长继续在该方面做出努力，省长认真听取了约翰的建议，然后挥手送我们离开。访问结束后，我们驾车返回了西贡。
  希望的泯灭（1）
  驾车穿过公路，去各省访问的途中，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了充分的发言权。正因如此，我才得以在１９６６年春天参与如下的调查。当时，约翰逊总统对外提出了“另一场战争”的理论。另一场战争关注的是冲突中政治方面的内容，旨在获取乡村地区农民的支持，和军事关系不大，由作战部队对抗北越军队和越共主力军的军事行动并不涵盖于其中。约翰逊总统要求使馆定期汇报该方面的情况。1966年，使馆向总统提交了第一份报告，就绥靖政策可能取得的“预期进展”进行了汇报。副馆长要我为其收集西贡附近第三军团辖区内的信息，用于向总统汇报。此次工作不需要美对越军援司令部参加，我们要做出自已的评价。
  我再次驱车去第三军团下辖的各省走访。这次却是独自一人，驾车观察路况信息，和美国顾问谈话。此行主要关注的是美国顾问，而不是农民，因为我需要立刻完成报告。我把自己访谈的成果包含在３月３日提交的草稿中。草稿对预期的“进展”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我在开头写道：“1966年实施的绥靖政策可能最终会无果而终……”
  在使馆的政务会上，我把草稿分发给列席会议的所有机构领导或其副手，向他们作了详细介绍，同时给出充分的理据，支持草稿中的观点。会议由副馆长波特主持，出席会议的还有军方的主要代表，其中包括美对越军援司令部负责绥靖政策的将军、中情局的代表、以及其他一些机构的代表。白宫国安会的罗伯特·科默也出席了此次会议，为约翰逊总统调查绥靖政策所取得的进展。罗伯特后来也来到越南，在威斯特摩兰将军的领导下，主持绥靖方面的相关工作。我现在还记得会议的日期，1966年４月７日，因为当天正值我的生日。
  会议开始，柯林斯将军手下负责绥靖政策的哈里斯·霍利斯将军，使用地图，进行了简要的情况介绍。他从军事方面，对第三军团所取得的进展进行了描述。霍利斯将军利用地图阐述相关的情况。他指出，在地图上，红色区域为越共控制的区域，用交叉排线表示的为竞争区域，越南政府控制的区域为蓝色区域。霍利斯将军发言后，我开始针对霍利斯将军的情况介绍，阐述自己的观点。我发言时，地图就放在旁边的架子上。我提到，原则上说，不同地区需使用一套繁复的标准来断定是否由越南政府控制，但是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直接做出判断：亦即，越南政府，可能最终还是美国政府出资供养的村长或地区长官在没有卫队的陪同下，在村落里睡上一晚。这是检验该地区是否由政府控制的一种最好方法。实际上，在第三军团辖区内，甚至是蓝色区域内，很少有人敢这样做。更重要的是，在和官员们交谈时，我发现，竞争地区就是指，当地官员晚上不会在村落里过夜。只有白天的时候，在一个班或是一个排的卫队保护下，才会前往各个村落。由越共控制的红色区域，如果没有一个连或是两个连的兵力的话，当地官员是决不敢踏足此地。
  还有另外一种鉴定的方法。在竞争地区，白天的时候，越南政府一般控制着当地村落，但是晚上时候，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有些时候，如果白天没有越南政府的部队，越共也会出没在村落里，不过他们大多数是在晚上活动。实际上，越南政府白天“控制”村落，晚上由越共取而代之。这意味着越共可以定期征收税款，扩充部队，施以教化，甚至晚上在村落中过夜。平心而论，他们实际上就居住在这些村庄里。白天在卫兵陪同下前往各村落的政府官员对此毫不知情。越南政府可以在白天征收税款（田租），招募士兵，进行舆论宣传，当地的游击队的力量还不足以将越南政府一并赶出各村落，但是如果他们想要穿过村落，伏击政府正规军或是越南陆军的话，简直易如反掌。当地村民会给他们提供大力支持，绝不会对越南陆军透露半点儿信息。正因如此，他们才有恃无恐。总而言之，如果把这些地区称为竞争的地区和村落，就是在自欺欺人。实际上，这些地区均由越共有效地控制着。
  我告诉与会人，会场前面的地图，很好表明了这一点：“该地图用颜色来表示我们控制的区域。”地图上的覆盖区域是指：“实施计划后，今年年底这些地区将归我们控制。我们希望告诉总统的是，蓝色区域正在不断扩展之中，马上就会有更多的蓝色区域。”
  希望的泯灭（2）
  我指着地图上的覆盖区，说道：“我们的计划是蓝色区域将从地图的这里扩展到这里。总统现在正试图断定这些计划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我们应该怎样向总统汇报呢？”
  “其实应该告诉总统，蓝色区域绝对不会扩展。1966年，农村方面没有任何进展。”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越共对当地的安全状况构成了威胁，更重要的是，农民缺乏安全感，缺乏政府武装的保护。为了解释这一点，我向与会者讲述了最近十天以来，驾车在公路上行驶时的所见所闻。
  在离西贡不远处，有座桥。一日早晨，驱车向西贡南部行驶时，我看到桥旁边的村落正笼罩在熊熊大火之中。一个村民告诉我，晚上的时候，越共会悄悄地返回村庄。大桥离村落很近，大约100码。从村里望去，可以清晰看见边上的大桥。我把自己拍摄的照片分发给与会者，因为只有站在大火笼罩的村庄中，只有看到摄有大桥和村落的照片，才会切实体会到大桥和村落之间距离的远近。
  提到该大桥，是因为南越陆军２５师４９团的总部就位于大桥桥墩下。大桥附近还驻扎着越南陆军的两个营，一个营驻扎在距离村落不到２００码的地方。村民和越南陆军告诉我，村落起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越共游击队的一个班，他们晚上常常会聚集在这个村落，所以驻扎在２００码之外的越南军队向村落发射了导弹和迫击炮，以致于整个村庄笼罩在熊熊烈火之中。村舍全部是用棕榈叶搭建而成，很快，整个村庄化为一片灰烬。
  从来没有一个班或是一个排从桥下的总部冲出来，挑战村落中的越共士兵。越共不过是晚上在村庄里休息了一下，可是南越陆军居然毁掉了整个村落，炸伤了他的近邻。也许越共是出于某种原因，故意惩罚当地的村民。也可能是他们依据过去的经验判断，觉得村民和越南陆军之间狼狈为奸，故此决定借越南陆军之手，在当晚除掉这个村庄。也许是越南陆军的营长出于某种原因，想以此惩戒当地村民。但是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最后受苦的还是村落中的村民。他们告诉我，越共的那个班，在攻击开始前，已经跑得无影无踪，根本没有任何伤亡。每个人都同意，是越南陆军首先开火的。
  我不知道，此次事件中到底有多少人伤亡。村舍之间离得很近，所以几轮轰炸过后，熊熊烈火就可以从一个村舍蔓延到另外一个。任何一片村舍林立之处，都有大人和小孩在废墟中四处搜寻破碎的陶器和茶具碎片，寻找玩具和面目全非的照片。我把当时摄下的照片分发给与会者。村民个个神情沮丧，只有小孩们从废墟中找到一个玩具时，偶尔会眼睛一亮。
  只有设身处地，方可见到此情此景。顾问不会进行汇报。十天以后，我查看了相关记录，但并未发现顾问对此的相关汇报。
  我继续讲述十天来亲眼所见的另外两件事。我对绥靖计划援助建设的各个校舍进行了调查。我们按照非军事援助计划，为各个学校提供了水泥，但是我的所见所闻让这一切不攻自破。走在学校的地面上，会感觉自己的脚马上就要深陷在水泥中。要是从口袋里拿出一枚硬币，在墙上或是地面上蹭几下的话，马上就会碎屑乱飞，时不时还会刮出一个坑来。这就是所谓的“水泥”——其实全是沙土。一个省的援助代表告诉我，美国国际援助署规定，为每个教室提供７５袋水泥。但是在实际建设时，每个教室才用了３０袋水泥。地区长官挪用了剩余水泥，把它们放在黑市上去卖，用于富人在西贡建筑自己的寓所。我在会上转述美国代表所说的话：“人们都知道这些水泥的去处。绥靖计划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影响呢？民众又可获得什么好处呢？绥靖计划带来的背信弃义，挪用公款，收受回扣，假冒伪劣的建筑工程，会不会让人们对政府愈加失望呢？我们应该继续深究这些问题。”
  和我聊天的其他顾问，认为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说，人们知道水泥的去向，知道这些水泥没有用于建设学校，造福孩童的事业上。他们也明白，美国政府对一切勾当了如指掌，但是美国对他们听之任之。越南人对美国和越南政府恨之入骨，所以他们鼓励自己的孩子加入民族解放战线。的确，越共也曾摧毁了一些业已建立的学校。在公路边，在义勇军的哨所边，随处可见上述场景。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越共根本没必要攻击学校，因为这些学校早已摇摇欲坠。我把自己陷入所谓的水泥地时摄下的照片，连同其他沙土教室的照片一起分发给在座的各位官员。一切都可以在照片上看得一清二楚。微风轻轻吹过，就可卷起阵阵沙土。上个月刚刚才建设的教室，美国所施的恩惠，在我们的眼前立时化为乌有，消失得无影无踪。
  希望的泯灭（3）
  我所汇报的第三件事是有关一越共村庄的情况，该村庄由两个村落组成。这些村落由３８特种部队保护。３８特种部队，是按照美军特种部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在村落中走访时，我发现弹痕累累的墙上有一些标语。标语用越语写成，找人翻译过来以后，发现都是污言秽语。所有口号都是在侮辱美国任命的革命发展干部。标语全部都是特种部队所刻，墙上的弹痕也是他们所为。有人告诉我，特种部队的一个连长曾命令一个女干部和他同居，但是被女干部严词拒绝。领导让她保持缄默，顺从连长。她再度严词拒绝。因为该事件，革命发展干部和特种部队之间爆发了冲突，几名干部在冲突中死亡。那个时候，越共不断对特种部队军营发动攻击，座卧不安的特种部队，一怒之下，血洗了这些村落，许多村民惨死在他们的枪口前。特种部队抢走了村落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强奸了很多妇女，其中包括那名女干部。因为害怕特种部队，现在所有的干部都已撤离该处。３月２７日的早晨，正值我造访村落之时，我收到信息，村落中的村民已经跟越共接触过了，要求越共帮助他们打击作威作福的特种部队。
  在报告快要结束时，我说道，我们应该告诉总统，物质支援、金钱和装备——诸如为学校提供水泥，为越南武装部队提供资金——不会收到任何成效。如果我们继续如此，美国就不可能达到既定的目标，也不可能占据任何主动。我们应该竭尽全力改变现状，不管怎样，我们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就如何采取行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1966年一年，总统不要希望看到任何进展。
  当时，我竟然在总统派来的代表面前，和与会的军方人士针锋相对。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儿心惊胆寒。但是，十天以来，不辞辛劳，驱车在公路上考察之后，我觉得自己不能退缩。也正是因为这段时间追随约翰走南闯北，我才掌握了这样一张重要的牌：整个会议室中，只有我一个人曾经遍访各个村落，了解了当地的情况。和我同级的文职官员和军官中，还没有一个人可以依据自己的观察，就这些情况做出评述。再加上自己向来义无反顾，所以我的结论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权威，使得他们无法肆意指摘。
  令人欣慰的是，我很快发现，高官的反应并不像预想的那样激烈，而且也不是那样深怀敌意。一位经验丰富的上校散会后，把我叫到旁边的房间里。我们面对面地坐下来，他一脸严肃地告诉我：“你所说的全是事实。那都是事实。”他直盯盯地看着我，然后点点头，说道：“你很棒。”我点点头，然后我们一起起身，离开了会场。
  我发言后，先前介绍情况的美对越军援司令部将军起身发言，试图挽回一点儿颜面。他说，我所提到的都是事实。以前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但是在美国的领导下，一些越南陆军，特别是第五师，正在“不断进步”。
  多少年以来，美国顾问（此前是法国顾问）一直保留着一种为上司排忧解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