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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半个小时，处理起文件来，我还是谨小慎微，可是没过多久，便开始一味往垃圾袋中扔密件。到中午的时候，垃圾袋已经满了。随后会有专人把这些垃圾带到地下室焚毁，换上两个新垃圾袋。我实在是不堪工作的重负。要是哪个文件你多看上几眼的话，今天恐怕就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一些文件你不得不仔细阅读）。虽然记不起自己晚上是否看完了这两摞文件，但是我确信，那根本就是痴人说梦，绝对不可能。更糟的是，第二天早晨，当我走进办公室时，又看到两摞新密件，今天早上刚从信息中心拿过来。每摞都有１２英尺多高。越南和美国的时差是１２个小时，所以大部分都是白天从越南发回，然后下午或是晚上抵达情报中心的。尽管看的很快，还是不断有一堆堆的新密件从越南发回华盛顿，让我目不暇接。
  第三天早上，我觉得有必要限定一下文件的范围。我竭尽所能，减少了自己的工作量，后来每天只看两摞文件，每摞２．５英寸——从每天１２英寸减到了５英寸。只看那些绝密文件或是一些特别的定期分析报告和机密信函。几乎每封信件都为“限量发送”、“发送主要负责人”和“禁止发送”级别的文件。这些都是国务院为每封电报或是每份报告设定的标志符。和其他普通文件发送方式不同的是，“限量发送”的文件不会发往所有相关机构，“发送主要负责人”级别的文件，收件人范围更为狭小，“禁止发送”级别的文件通常只会传给一些高官。这些文件都由其本人“亲自过目”。其实，如此划分，就是依照官员的职权范围和文件的机密等级，控制参阅文件的人员数量。
  所有的这些信函都不会列明由我过目，而且麦克诺顿也常常榜上无名。但是我常常会看到一些相关机密文件的复印件。原则上说，依据机密等级，根本就不可能复印这些文件，我和我的上司也不可能看到这些复印件。即使是国际安全事务部或是负责国际安全的助理国务卿也常常无法看到“禁止发送”级别的文件。有时五角大楼之内，即使是国防部长也无法看到一些专门发给国务卿和总统的信函。但是，这些信件现在都摆在我的面前，统统来自于信息中心。其实，“禁止发送”，这样的字眼，不过是为了减少接触机密文件和绝密文件的人员数量（根据以往的经验，发送人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以前可能有几千人或是几百人看到这些机密文件，这样做的话，可能只有六七十个人或是十几个人看到这些文件（除了部长、信使和特别助理）。
  有时，发件人会在题头写上醒目的警告语，如“仅呈部长过目”或是“总统过目”。在当时，能够读到这些文件的人的确是少之又少。我没有盗取过任何机密文件，也没有试图复制这些文件，但是我可以阅读密件。这可是我享受的特别待遇。约翰冒着莫大的风险，才得以让我在其办公室中查阅这些文件，而如果要是让其他人知道了这件事，甚至是他的助手知道的话，可能我很快就不再拥有这种特权了。人人都要小心谨慎，保守秘密，这也适用于其他领域；
  几个星期之后，因为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我差点被解雇。一次，我跟迈克·福里斯特尔通了电话。他是白宫越南事务跨机构小组的协调员。据我所知，他在国务院负责和我同样的工作。在通话中，我直接引用了美国驻越南大使电报中的一些片段。这是一封“禁止发送”级别的电报，是专呈国务卿和总统过目的。听到我引述的一段话后，他大为吃惊，说他并没有看到相关的电报。我把电报编号告诉了他，而且提到这是大使所发的每周报道，有特别的编码，保密级别很高，可能非常重要。我和麦克诺顿拿到了电报的复印件。而且还告诉福里斯特尔这些电报很值得一看，他应该确定一下，自己是否在收件人的范围内。
  鹰派人物：守口如瓶（10）
  几个小时之后，麦克诺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神情凝重，焦虑不安。他问我，“你是不是向迈克·福里斯特尔透露了越南使馆的新电报？”
  我说，“是啊！他好像还不知道这件事，很显然，他需要看一下这些文件。”
  约翰看了我半晌，然后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能留在这工作。他们让我解雇你。我可真是遇到了麻烦。”他把头扭到一边，一边敲着桌子，一边冥思苦想。当时我也在想：我为什么不能把信透露给迈克·福里斯特尔？据我所知，他一直在协调华盛顿对越公务啊！而且他父亲是前任国防部长，是肯尼迪总统的“密友”。即使是现在换了新总统，可他毕竟还在白宫工作，为什么就不能看这份每周报告呢？（后来我才知道，事件的敏感性在于，这些文件编码是按照泰勒大使的要求设计的。因为一些常人无法获悉的原因，他想避开前白宫同事福里斯特尔，和两位上司私下进行交流）。连这点小事都把握不好，我又怎能再信任自己的判断力呢？
  最后，约翰说：“在这方面，你是个新手。我父亲过去常说，‘人有失手，马有失蹄’。你现在已经犯了一次错误，丹尼尔，我真的希望你以后千万小心点儿。”但是，约翰也为我的失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从那以后，这方面的电报就不再发往他办公室。而且五角大楼只有一份复印件，一般都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办公室里。因此，他不得不去部长办公室察看复印件，这些复印件一般都夹在笔记本上，无法拿下来，看起来很是不便。
  这就是事情的始末。我最后还是保住了自己的工作。其实光就判断力来说，我并不能算是一个初学者。数年以前，当我还是兰德公司的顾问之时，就常常奔波于五角大楼各办公室之间。但是麦克诺顿是对的。对我来说，这个新岗位也是个全新的学习过程，我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学习。我现在才知道，作为政府机构中的一员，作为上司的心腹，我应该做些什么，应该如何尽忠职守。麦克诺顿的言行给我提供了很好的例证。看他出席部门间会议，代表麦克纳马拉阐述其观点时，我的确学到了很多。其实那些观点他有时根本就不同意。
  在国务院的一次午餐会上，一位不太熟悉约翰的官员告诉我，约翰是华盛顿最为直率的官员。午餐会结束后，我把官员的评论告诉了约翰，并且向他保证：“我一直在捍卫你的名誉。我告诉他，你是全华盛顿中最为含蓄的人。”他高兴地一笑，然后说道：“谢谢你。”
  我经常陪同麦克诺顿出席记者招待会。因为不论何时他出席记者招待会，都会要求我一同前往。这也是掩饰自己的一种方式——也可能是国防部的一项规定。如此的话，他身边就多了一位目击证人，可以随时向外保证，他对一切保密信息和敏感信息一概不知。一旦需要弄虚作假时，他那伊利诺斯州培金城口音就会越来越浓，到最后就像农贸市场上的农民在谈论谷物的价格，就像河船上的船夫在高谈阔论。一看就知道，他全身散发着一股乡巴佬的气息。在编造谎言时，他会毫不顾虑，言谈举止活像一个乡巴佬。我后来的顶头上司爱德华·兰兹代尔也是如出一辙。一旦面对一些不知情的人士，想要含糊其词时，他就会佯装单纯。在各种情况下，他们的方法都能奏效。一个小时侃侃而谈，谎话连篇。可事后记者们会说，与其他官员相比，你的上司是何等“直率”。所以我认为，所有记者都没有思想，没有洞察力，甚至最为优秀的也不过如此。他们常常被这些异乎寻常的谎言骗的团团转。
  谎言本身并不会让我烦恼，但是一想到有些捏造的谎言很可能会被拆穿，我就不由得心惊肉跳。其实，我一直都在杞人忧天。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捏造的谎言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不过还是有一次，我不得不沉着应付，严阵以待。
  约翰的桌上有一条直通国防部长的专线。通常只要铃声一响，电话机上的红灯一闪，即使当时麦克诺顿正在与其他人通话，也会立即拿起话筒，然后干脆地说道：“您好，鲍伯！”要不他会提起笔来做些记录，要不就直接离开办公室，撒开两只大腿，一阵快跑，直奔国防部长办公室。为了避免其他军事官员看到，他一般会从过道跑向部长办公室，从来不从走廊直达。
  鹰派人物：守口如瓶（11）
  一天早上八点钟之前，麦克诺顿接到一个电话，便匆匆离去。几分钟后，从麦克纳马拉办公室回来了。他告诉我，“一架绿簧侦查机在中国坠毁了。鲍伯决定在八点三十分召开新闻发布。我们要在十分钟的时间内，为他编造六个不同的谎言。”
  在我的记忆中，他是首次使用“谎言”这个词。绿簧是无人驾驶的侦查机的编号，主要是拍摄图片，执行间谍侦查任务。约翰递给我一个黄皮本，我拉了个凳子，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开始飞快地编造谎言，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交流思想，避免出现重复的谎言。第一个谎言显而易见，可能每个人编的都差不多。如果中国对外宣布该事件，我们可以说，这架飞机不是我们的，美国对此毫不知情。第二个谎言是，这是中国国民党的飞机。在约翰奋笔疾书时，我顺便问了一句，“上面是不是有美国的标记？”
  “谁知道呢？”约翰头也不抬地道。第三个谎言是，这是一架教练机，偏离了航线。第四个谎言是，因为天气缘故，飞机偏离了航线。我想起，１９６０年，美国U－２侦查机在俄罗斯坠落。当时因为苏联活捉了飞行员，而且赫鲁晓夫并未立即告诉美国，所以我们的一切谎言并未奏效。这次虽然不可能有飞行员的存在，可是如果中国展示美国的摄像机怎么办？话虽如此，我还是绞尽脑汁，又编了几个谎言。麦克诺顿看了看表，正好十分钟，随即抓起我的便簿，就往外走，边走边看我的六个谎言。在他正要离开办公室之际，我叫住他，问道：“为什么他不说‘无可奉告’呢？
  约翰耸耸肩，说道：“鲍伯不会向媒体说‘无可奉告’。”
  几分钟后，他回到办公室，招呼我到他的办公桌前坐下来。他把我们写的几张纸撕了下来，然后把一本便簿塞到我手中，说道：“鲍伯很喜欢这些谎言。他还想要四个。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又开始奋笔疾书。他离开以后，我想到一个新的谎言，但是其他的却煞费精神。现在我一个都记不起来了。当约翰撕下这几张纸后，正好过了五分钟。我说：“真的，他应该考虑一下向媒体说声“无可奉告”了。你离开之后，我一直在想：“中国现在应该已经发现了飞机的残骸，这足以证明所有的这些叙述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记者们对情报的收集很了解，对谎言也十分厌恶，所以还不如不说呢！”
  虽然情况紧急，约翰还是和往常一样，认真听取了我的建议。一边点头赞许，一边说道：“我不认为他会这样做，但我可以把你的想法告诉他。”
  九点多一点儿，约翰结束了新闻发布会，回到办公室。我问他事情进展得如何，他说：“简直无法相信。一些人拿出了中方对该事件的报道。实际上，部长采用了你的方法。他说：‘对此我无可奉告’，然后开始回答下一个问题。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会这样做。”
  “后来又如何呢？”
  “记者们似乎很喜欢他的回答！他们不再继续追问了。”几分钟后，一名五角大楼专职记者离开麦克纳马拉的会议大厅，来到约翰的办公室。我当时正好在那儿，他对我说：“告诉你的顶头上司，今天的‘无可奉告’实在是令人耳目一新！我真没想到，麦克纳马拉居然会这么说。”我总认为，部长的伎俩之所以大获成功，是因为记者们知道这些都属于机密情报，因此不想继续探究。其实这并不适用于一切情况。在多数情况下，一句“无可奉告”还不足以打消记者的穷追猛打。就是刚入门的新手也知道那不过是搪塞之词。但是在当时，却往往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