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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中期，我接受邀请，离开兰德公司，加入了国防部，我的职责就是协助高层官员制订对越政策。这里需要着笔说明一下。并不是我对越南问题产生了新的兴趣，也不是我对越南问题的前景再一次充满了希望，恰恰相反的是，开始工作几周后，美国驻西贡使馆发来的机密电报令我对局势的发展更为失望。这自是在情理之中。但为什么如此多的政府职位，我偏偏选中了这个职位，每天还得应对这些压抑的电报？腐臭变质的鱼又是如何落入我手中的呢？
  依我看来，罪魁祸首还是自己的研究工作。六年前，我所从事的有关避免核战的研究，再次把我带到了另一个极端。表面上看，两者似乎关系不大，实则不然。从越南回来后，我并没想到自己会在五角大楼一周工作70个小时，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工作使得国家陷入了这场战争之中。越南之行前，我一直在为大规模核战做准备。有鉴于自身的背景，研究核战实在是有违常理。从事核战领域的研究工作，是因为我——早在二次世界大战之时，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儿——就极为厌恶轰炸平民的行为，极为痛恨核武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我现在还心有余悸。上述观点并不是人过中年后的心得，它们一直在我的生命中激荡，推动着我最后对越战做出惊人的反响。
  我１９３１年出生于芝加哥，父亲是位结构工程师。五岁那年，全家迁到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几年后，又迁往底特律。十岁那年，收音机报道日军空袭珍珠港的情景，我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时，父亲正在工厂中制造轰炸机。两年之前，电影和广播报道中的法西斯轰炸场景我还历历在目，而遭受轰炸的大部分都是平民百姓。以前观看的电影片断中，常会出现法西斯轰炸华沙时的情景；也常常会看到德国的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对难民家庭进行狂轰乱炸，甚至连路上的孩童也不放过；夷为平地的鹿特丹市中心，还有伦敦的闪电战也常是电影描述的主题。所有这一切都昭示出法西斯罪恶的本性。对妇幼的轰炸，罪大恶极，不可理喻，甚至德国的侵略，闪电战和战前对犹太人的清洗（我对二战时候的种族清洗一概不知）也无法与此相提并论。（尽管我的父母都出生在美国，在丹佛长大，家中无人是教徒，但是我的祖父却是犹太人。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父亲早年丧偶，后来娶了母亲。在嫁给父亲之前，母亲是个信奉基督教的科学家。她和父亲从小就认识。早在我出生前，父亲就随着母亲开始虔诚地信奉基督教。父亲告诉我，我们是犹太人，但在宗教信仰方面，却不能算是“犹太人”。我从小就信奉基督教，家里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可是在父母的眼里，甚至是在法西斯的眼里，我们还是百分百的犹太人。）
  珍珠港事件发生之时，我正在上小学。事件之后，我们常常会进行空袭演习。一次，老师给我们放了一段有关伦敦闪电战的电影片段。同时，拿出一个燃烧弹模型。模型不大，也不长，通体呈银色。作战部队用这种炸弹引起大火，加速火势的蔓延。老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镁炸弹，发出的火焰，用水是无法扑灭的。只有使用沙土，使其与氧气隔绝，方可扑灭燃烧弹引起的熊熊大火。正因如此，每间教室里都放了一大桶沙子。我们还在每个窗户上挂上窗帘，拟作灯火管制，在各个大楼里设了空袭预警人员。在当时看来，日军轰炸机轰炸底特律的机会微乎其微，所以这样布置，就是为了让大伙体验战争。但是镁炸弹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人类居然制造发明这种耸人听闻的燃烧物质，然后活生生地投向其他人，简直让人不可思议。而且这种燃烧物质又不易熄灭，一点点就可把常人化为灰烬。我当时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向孩童投掷燃烧弹。
  鹰派人物：守口如瓶（2）
  随后的电影片段显示，美英战机勇往直前，飞过德军的防空炮火，向德军目标投下大量的炸弹。我不知道，美英联军投下的燃烧弹，是不是跟我们课堂里所见的相同，是不是也是那种可以把人化为灰烬，很难熄灭的燃烧物质，是不是也是由白磷或是凝固汽油制成的那种。面对铺天盖地的轰炸机，面对汉堡、德累斯顿和东京的熊熊火焰，地上的人们又是如何呢？从电影上，我们无法感受他们所经历的痛苦。不过我们相信，而且老师也告诉我们：在诺登投弹瞄准器的帮助下，我们的精确轰炸只针对军工厂和军事目标，尽管有时也会误伤平民。英国领导人告诉民众，英国的夜间“区域”轰炸，也只是针对军事目标，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英国曾故意发动针对平民的恐怖性轰炸，但是官方通过保密、撒谎，把事实真相全都掩饰起来。美国在后来袭击德国，轰炸日本时，也曾采用过恐怖性轰炸。
  在轰炸日本的城市时，我们的行径和法西斯有什么区别呢？虽然当时我还没有考虑该问题，但是后来我碰巧学习了美国战略轰炸史，对美国的战略轰炸有了更为详近的了解。我得出了一条令人信服的结论：亦即对军工厂的恐怖性轰炸和“精确”轰炸并没有缩短战争的进程，但是按任何标准评估，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战争罪行，是我们犯下的战争罪行，而不是纳粹犯下的战争罪行。在广岛和长琦投下的原子弹，毫无疑问，针对的就是无辜百姓。正是出于上述原因，使得我在二战结束后，对拥有核武器一直保持着一种复杂的心理。核武器变成了恐怖性轰炸的首选工具。随后从事的研究还告诉我，永远不要相信那些鼓吹战略轰炸的人。然而，十五年后，我发现自己正在起草作战计划，而该作战计划很有可能就包括运用热核武器，实施报复性军事行为。
  自相矛盾的是，去越南之前，我和其他美国人一样，是一个“鹰派人物”。这并不是因为我和父亲一样，从小就是保守派。我是一个支持冷战的民主党人，一个自由派。我尊敬弗兰克林·罗斯福，对他的新政和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深表赞赏。我信奉团结和民权。产生上述思想，主要是得益于我的表兄哈里，他长我１１岁。经济萧条时期，他曾一度很是激进。在我上初中时的一个圣诞节时，他送给我一本经济类图书，使我对工人运动产生了兴趣。我当时正在布卢姆菲尔德上学，享受全额奖学金。当时，我们学校的学生，父母都是汽车公司的总裁，这些人都是站在斗争的另一边。1948年6月，我毕业时，心目中的英雄是沃尔特·鲁瑟，那时我很想加入汽车工人联盟，所以在上大学前的那个夏天，我到一家汽车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１７岁的我，加入工会要获得父亲的允许。父亲是个共和党，对工会运动非常反感，可是他同意我加入工会。百事可乐公司为我提供了全额奖学金，资助我上任意一所大学。我选择了哈佛，据说那里有很好的经济系。我在哈佛主修经济，同时对工会也情有独钟，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成为一名工会组织者或是工会经济学家。
  1949年春天，我还在上初中的时候，杜鲁门主义诞生了。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战后外交政策。我对经济和工会的兴趣也是始于当时。随后的几年里，共产党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的政变，俄罗斯、东欧的政治风波，柏林墙危机，以及后来的朝鲜战争和东欧的崛起，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逐渐接受了冷战的思维和观点。正是因为这种思维，我对斯大林式集权政府的深恶痛绝不再只限于苏联，东欧、中国、朝鲜、古巴以及越南同样令我反感不已。但问题是，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们每一次所遇到的“危机”，都是因为与苏联的对峙所引起的，而且我们把每次对峙，都等同于二战之前和期间面临的挑战，加以应对。也许冷战思维的核心就是把斯大林和希特勒相提并论。这不仅是因为斯大林对国内的集权统治（那倒是个很恰当的比方），而且因为他对全世界人民的自由构成了威胁，因为他们军事侵略的矛头直指美国和西欧。因此，我们要积极备战，共同防御，英勇地进行战斗。尤为重要的是，正因为我们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所以也就无法通过与共产党政权进行有意义的协商来解决争端，促成军控。
  鹰派人物：守口如瓶（3）
  几年后，我对自己审视了一番，发现我已成为一名杜鲁门式的民主党人。在国内问题上，倾向于自由派，但在对抗苏联的问题上，却是义无反顾，从容不迫。我是自由派中的一名“鹰派人物”，支持工会，反对共产党，就像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以及（后来的）亨利·杰克逊和沃尔斯·鲁瑟那样。杜鲁门总统派遣战斗机，向柏林的市民投下煤炭和食物，我对杜鲁门总统的行为很是赞赏。面对朝鲜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他所做的回应也很是令人折服。杜鲁门总统曾拒绝麦克阿瑟将军把战争扩展到中国和使用核武器的建议，决定把朝鲜战争定义为有限战争。这实在是个明智的决定。出于对政府的充分信任，我决定亲自奔赴朝鲜，参加战争，尽管当时我并不热衷于战争。我读大三的时候，和19岁的卡罗尔·卡明斯订了婚。卡明斯是一名大二的学生。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海军积集朝鲜，展开了浴血奋战。（我后来有幸得以在一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英雄威廉姆·巴伯手下接受培训。他是荣誉奖章的获得者。）因为据我估计，在大学毕业之前，我就会被应召入伍，所以当年圣诞节，我向卡明斯求婚了。假期时，我们就结了婚。这样的话，在我参军以前，还可以在一起呆几个月。
  1951年2月，婚后一个月，试行了入伍考试。经过考试后，军队允许我和我的朋友完成大学学业后，再入伍当兵。我很高兴可以享受如此的殊荣。后来我获得了伍德罗·威尔逊奖学金，得以在剑桥大学学习一年，所以入伍的事情也就又推后了一段时间。但是我认为，入伍的事绝对不能再拖了。朝鲜战争现在仍在继续，我应该赶快回国。从英国留学归来后，我认为该是参军的时候了。
  申请海军预备军官课程时，很多教授和朋友都很诧异。我根本就不是那类人。我的兴趣几乎都在学术方面，不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可能成为一名军官。我的教授瓦西里·列昂杰夫想帮我在空军里谋个差事，主要是从事新数学领域的线性规划研究，这跟我今后从事的经济领域的学术研究如出一辙。而海军方面的工作就不同了。更为重要的是，海军不轰炸城市，在太平洋和朝鲜战争中，他们只和敌人真刀真枪的干，从来不伤平民。
  当时海军预备军官的服役期只有两年，这可谓是一个创举，但是因为服役期太短，没人想加入海军。我加入海军还有另外一个不同寻常的动机。我妻子的父亲是一位服役多年的海军上校，二战结束之后，退役了，退役时军衔为准将。妻子对海军军营有着美好的回忆；她的兄长离开耶鲁大学后，应征入伍，参加了海军，19岁生日那年，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牺牲了。我希望用自己的选择，给她一个惊喜。我想，如果我再次回到海军军营，她一定会欣喜若狂。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1953年夏天，我从剑桥大学回国，报名参加了海军预备军官培训课程。但是直到1954年春天，才正式开始授课。所以在这段时间，我又去哈佛大学选修了一个半学期的经济。因为我在本科阶段已经修完了经济学专业的硕士课程，于是很快得以参加博士学位的口头测试。就在参加测试的当天，海军通知我去匡迪科参加培训。几个星期之后——1954年5月8日——清晨，我笔直地站在训练场上，教官命令我：“把枪搁好，奠边府已经沦陷了！”
  在新兵训练营集训的第一个月，我没看一份报纸，因为这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总之，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枪准备好。我没能够关注艾森豪威尔总统著名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亦即，如果北越“沦陷”，亚洲绝大部分地区将会落入共产党手里。1954年4月7日，正值我23岁生日时，总统发表了上述理论，而当时我刚刚奔赴匡迪科不久。4月16日，集训开始后的第二天，尼克松副总统宣布了试行方案，因为当时在集训，所以也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