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资格被称之为〃　天地之圣文〃。因为〃文者，道之所寓也〃　：〃　文以载道〃。数学物理公式之所以有一种神性，就是因为有大道在里面。别的不说，初中几何课本上的圆周长公式便是一首千古绝唱。明代方孝孺说：〃　诗之道，大则明天地之理，辨性命之故。〃　第二，语言文字符号系统有许多品种，汉语、英语、法文……是一种语言；音乐、绘画、建筑、雕塑、舞蹈……也是语言；数学同样是语言。
  第三，对语言的类型、要素、结构和意义的思索是一门大学问。当今西方有门叫〃　语言哲学〃　的学问便是这一思索的结果。这门学问还研究〃　语言与真理〃　，〃　语言与意识〃　这些课题。
  语言和思维存在着紧密关系，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人是借助于语言文字（语文）进行思维的。没有语言，思维、观念便无法清晰地呈现出来。（当年我在北大读书还没有达到这种认识水平）
  如果一个人在讲话、书写的时候，总是前言不搭后语，词不达意，到处是文法错误，那么，你能相信他会写出一篇优秀的物理论文吗？你能相信他对该课题有很深刻和透彻的把握吗？
  再比如物理学家是这样用简洁、清晰和符合逻辑（文法）的语言文字来表述伟大的能量守恒定律的：能量可以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但不能创造，也不能使它消失；其总能量是恒定的。
  在我看来，该定律的表述才是〃　明天地之理〃　的诗文，也是天地的至文。物理学家如果对物理现象没有妙悟，他能写下这条定律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如果他的语文水平很差，他能用如此简洁、清晰和符合逻辑（文法）的语言文字表述该定律吗？
  所以语文和思维是相互依存的。
  对于我们人类，没有语文，世界也就消失了，至少是混乱了。
  当时我把〃　文〃　这个汉字作一推广是较模糊的，也是无意识的。到了今天我才知道，〃　文〃　这个汉字应当且必须涵盖文科和理科。只有这样才是天地的至文。
  原来，我一辈子都在同广义的语文打交道。学好它，成了我的人生使命。语言文字是我的归宿，我的家。没有语言文字，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我的语文范围，也是我拥有的世界的范围。我的语文的广度和深度，也是我拥有的世界的广度和深度。而我的语文的〃　第一课〃　不在别处，又在北大。我的所有〃　第一课〃　都是母校给我的。这才是〃　母〃　这个汉字的确切涵义。
  第三部分要点金术在北大求学6年，我只做了一件事：选择了上帝的右手：要点金术。
  隐隐约约在瞑瞑中，我看到上帝同时举起两只手，说：〃　赵鑫珊，你听着，我的左手握有一块现存的纯金子，右手握有点金术，你选择我的哪只手？〃　幸好，我选择了点金术。今天我才懂得，这是我在校6年的最大收获。
  自己会〃　点石成金〃　比拥有一大块现成的纯金子要珍贵千倍，万倍。事实上我毕业后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在那里泡了十七年，就在学着用上帝的右手（点金术）把广大的农业科学——应用生物学放进我的〃　哲学世界观〃　大磨盘中去碾碎。
  这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灵魂的觉醒（TheAwakeningoftheSoul）；追求真理的激情（APassionforTruth）。
  在北大，我的最大收获原来是拥有了这两个条件。后来我渐渐明白，我的〃人生使命感〃　是决心在贝多芬《命运》主题的感召下成为〃　永恒的回声〃　（AnEchoofEternity）。——我今天还走在这条路上。
  当我时时听到这回声的时候，我是幸福的。
  是幸福，不是快活。幸福的层次比快活要高，且高得多。
  第三部分待日后开采金银矿在北大，我只做了一件事：在大约十几处初步探明了大型金矿、银矿，但没有大规模开采。当然要一个学生去大规模开采是不现实的。
  在有的地方（比如西方古典音乐和量子物理学的哲学问题）我挖掘的层面稍微深一点。
  或者说，北大6年，我的最大成绩是知道了叫开深藏金银财宝山洞的暗语：芝麻芝麻，开开门！
  我永远忙碌在庄子指出的路上：〃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道大自然的作用，也知道人的作用，这是最高的认识）
  这正是我一再说到的〃　世界哲学〃　（WorldPhilosophy）
  的最高使命。我撰写这本书是为了怀念、纪念我的最初一步。
  那是我搭建或构筑〃　天地人神〃　四重框架的岁月。当时我并没有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后来的四十多年是我不断充实、深化该框架的过程。
  这个过程不会有最后一个句号。它是一首《未完成交响曲》。
  第三部分只怪我自己〃　有眼无珠〃　一件在青少年时忽视或疏忽的东西，到了日后（比如二三十年后）往往是他追悔莫及的珍宝。
  大学三年级我疏忽了陈镇南先生的德语语法课便是我的一次失误。这性质同我忽视高名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相近似。只怪我自己〃　有眼无珠〃。陈先生，上海人，早年在清华读数学（？），精通逻辑。后专攻德语语法，也是一绝。他写了一套讲义，发到我手中，被我轻视了，我没有好好读，漏掉了一条大鱼！后来我在回忆中才懂得那套讲义的价值。陈先生是用数理逻辑的眼光去处理、分析德语语法，分析得很透彻，有如剥洋葱，一层层地剥，很严谨。
  德意志民族出了那么多的大思想家，德语语法能不是很哲学味的吗？我又想起英国伟大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名言：德语非常适合用来表述哲学。而词汇和语法是语言的两大部件。
  德语语法肯定是很哲学味的，即具有哲学——囊括天地人神——的结构。就是说，德语语法比较接近数理逻辑。
  这正是陈先生写讲义的着眼点。但是我忽视了，漏掉了。因为我手中的大网有不少大洞！
  大约二十年后，我读了英国哲学家艾耶尔（A。J。Ayer，1910－）
  的成名作《语言、真理和逻辑》（Language，TruthandLogic）才恍然大悟陈先生那套讲义的哲学和逻辑价值！
  后来，艾耶尔还写了一本《哲学和语言》（PhilosophyandLanguage）。其实陈先生的讲义也是这条路子，只不过他还没有达到语言哲学的境界。过两三年，我一定写本专著《哲学和语言》，为的是弥补我在北大的失误；为的是以实际行动改正自己的错误。知错不改，才是真正的错。
  近年来日本有门叫〃　失败学〃　的学问。很好。
  日本各大企业非常注重分析失败案例。失误、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人生经历。
  让人在失败后变得聪明起来是〃　失败学〃　的使命。
  我和陈镇南先生的私下交往仅两三回。他衣冠楚楚，发型挺括，油光可鉴，给人绅士派头印象。这在当年并不多见。或许他也是在用严谨的法则和秩序去安排日常生活。生活也应该符合语法。我知道北大有些怪才。陈先生恐怕是一个。
  他热爱昆曲。有一回元旦晚会，他还清唱了一段，声音尖而细。他自己很得意。
  在座的几位德国专家用莫扎特的歌剧去衡量，觉得十分茫然。但为了礼貌，只好鼓掌。
  陈先生是一位极有个性的人。但在当年的政治大环境中，他的日子不会好过。
  文革中如何呢？他的命运我不得而和。
  如果一个社会连陈先生这样一位与世无争的人都不能容忍，我就要说：这种社会一定是病态，且病得不轻。
  有一回（大概是1960年春）胡其鼎约我一块去看望他。他住在德斋（紧靠未名湖）。一个人一间，好像是单身。约莫40岁。职称是讲师。可惜那次见面他的讲话居然没有一句触及我的灵魂，拨动我的心弦！否则我会同他接近起来。
  也许那一次他根本就没有把心扉打开。如果他能讲一讲德语语法同德国思辩哲学的内在关系，那对我又是珍贵的〃　第一课〃。其实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名言便表达了这种关系：〃　DasAllgemeineWeltdenkenDenktinMir。〃　（那普遍的世界思维在我里面思维着）
  我说过，这种表达方式，这种语法，是很怪异的。汉语没有这种说法。中国人乍一读，不习惯。但静下心来，细细咀嚼，浓浓的哲学味便品尝出来了。确实是〃　此中有真意〃。如果中学生作文造句，写出上面的句子，老师肯定会说：语法不通！
  但有些杰出思想和观念的表述往往是不规范的。只有在不规范、打破常规的外壳中，杰出的内核才能存在。
  中国古诗常常有这种不合语法现象，但非常有意境。如果语法很规范，诗意即告吹。比如李白有首写听僧人弹琴的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余响怎么会入霜钟呢？不太合语法，但这样去表述，便非常有味道，诗意浓。中国古诗词的妙绝常常在此。
  唐诗不合语法规范的句子恰恰营造了惊风雨、泣鬼神的效果。这也是〃　语不惊人，死不休〃　的秘诀。如果把〃　余响入霜钟〃　交待得清清楚楚，符合语法，那么诗的意象便会告吹。
  不是故意出语惊人，实在是诗意的需要。最哲学、最诗意的境界也许都在语法规则之外。
  陈镇南先生如果今年还健全，估计有八九十岁的高寿，祝他健康，长寿！谨向他致歉，当年我不成熟，没有认识他的讲义的价值。
  第三部分我最亲近的一位老师她是我最亲近的一位老师。
  在她和我的师生关系中，还有点母与子的成分。她比我母亲的岁数估计大三五岁。记得有一次，我的纽扣掉了，她替我缝上。这个细节，这个镜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每当我怀念母校，我自然就想起赵林克娣老师。
  古人说：学贵得师，亦贵得友。
  细细算起来，她整整教了我四年德文。她是看着我长大的。二年级上学期九月开学，她一见到我就说我长高了一点。那回恐怕是我最后长个子。因为暑假在学校锻炼，伙食比家里要好些，最后长了点个头。
  大家都叫她〃　赵太太〃。因为她的丈夫姓赵，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名教授，冶金专家。早年留德，在柏林工业大学攻读。
  据说，赵锡麟先生在特种钢方面是权威。纳粹德国投降，美军代表团去接收德国的科研设备和资料。双方代表团各有一位中国人：钱学森是美方成员，赵锡麟是德方成员。
  1946年赵先生携带家属（一子一女）回国。先在天津北洋大学，后到北京。赵太太原在清华任教，后在北大西语系教德语。
  赵太太的德国姓是林克（Linke），名克娣（Kethy）。她把丈夫的姓放在前头，便成了赵林克娣。
  她是贤妻良母型的德国女人。
  大女儿叫玛蓉（Marion），全名是赵蓉，比我小五六岁吧。小儿子叫米侠（Michael），全名是赵侠，比姐小两岁。
  1955年冬，我在他们的清华园家见过姐弟俩。当时她（他）们读初中。
  赵太太是个人道主义者，从头到脚，充满了人情味。
  班上耿义顺同学是个调干生，已婚。有一回，他儿子满月，赵太太特意送他一个洋娃娃和一袋糖，以示祝贺，由此可见她的爱心。
  1955年冬，期终考试，外面下雪，赵太太给我们每个考生（共20个）
  发一块牛奶糖，说：〃　给你们增加一点热量！〃　反右后，人与人的关系紧张，政治、阶级斗争色彩很重，挤掉了人情味的地盘。赵太太的人道主义只好淡化些。
  她天性开朗，能歌善舞。有几首德国民歌，我便是从她那里学来的。有几回我们抽空跑到钢琴房去，她自弹自唱，我也附和着几声。
  1957年，她们家从清华园搬到北大朗润园，离温德先生家不到100米，也是靠湖边，草色青青。
  他们两家成了邻居，隔着一座小土山坡，约两三米高，长满了各种树木和灌木丛。站在温德先生家的大门口向南边望，你看不见赵太太家。
  遇上雨季，湖水漫过湖边的小路，只好爬小土坡走到赵太太家。
  许多年，温、赵两家成了朋友，时有交往。赵太太有时做些好吃的，亲自送给温德先生。赵先生路过温德先生家的花园，也在大门口站站，同老温德交谈几句。有一回我也在场。第一次听到赵先生说英语，我有点吃惊，因为他的英语说得太正宗、太流利了！
  1957年赵先生被划为右派。罪名是攻击苏联专家，给教育制度提了些意见。处分是免了他的教授职称，贬他到图书当资料保管员。
  右派都是些讲真话的人。我想起也住在朗润园的季羡林教授。他有幸躲过了这场劫难。1999年，先生在〃　记张岱年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