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恒
  年代是荒唐的，但人心是真诚的美好的。荒唐大环境下的美好心灵更容易让人为之动心。
  选择这样一个故事，也有针对今天信仰、理想消失的意思。
  1
  甘蔗和芭茅没长到半人高之前，在平坦如桌面的鸿雁坝上干活，最麻烦的是大小便，谁要有个类似的动作，两公里外都看得明明白白。男人好一点，麻烦的是女人，只能去有人家的地方，距离不值得担心，院落之间大多也就在一两公里内，怕的是生产队长的情绪，倘若队长高兴，半天去两次也没关系，如果队长心情不好，去一次也骂：我不信你那东西会比皇帝后娘娘的更金贵！
  不巧的是生产队长的心情大多不好。
  甘蔗长到超过半人高也有麻烦。没有改水田的时候，鸿雁坝几千亩平展展的地几乎全种甘蔗，品种集中，生产队干活的项目也集中，说挖甘蔗行，男男女女都挖甘蔗行，经常是七八十人一起干活，等队长叫一声“休息五分钟”，大多数人都不愿在甘蔗地里凑热闹，一齐涌向靠沱江边的芭茅林。芭茅长得比甘蔗快，林子更茂密，宽阔地顺着沱江走，上游不见头，下游不见尾，几十人涌进去像朝大江里扔了几个石头，转眼不见踪影。遮蔽别人视线实际上也在遮挡自己，某大哥遇到某大姐的事便时有发生。一旦遭遇，双方各自默默闪开，换个位置去忙各自的，事后全装没事似的。
  我第一次这么干便遇见蔡五姐。
  之前志奎还教过我绝招：手背向外，旁人即使看见也分不清。志奎说按此方法，就地解决也行得通。志奎贫农成分，生产队队长，我当然听他的。只是我自幼在城里长大，没本事在男女集中的甘蔗地里解决，还是去了芭茅林。
  怕迷路，不敢太深入，选一处芭茅长势密集的地方，正按志奎教的方法实践，蔡五姐突然闯过来，吓得我慌忙中断。蔡五姐见我惊慌失措的模样，瘪瘪嘴，绒毛小鸡鸡，藏什么藏！说着，一边往下拉裤子，不再把我放在眼里。我面红耳赤逃离她，过好久还心跳脸发烧，好多天过去，只要闭上眼，眼前总要晃动蔡五姐将屁股伸进芭茅丛的姿势。
  那阵子我刚接手生产队会计，从社员花名册上看见，蔡五姐年龄25岁，只比我大十岁而已，她嚣张的本钱无非是有六年婚龄。
  我在给初中班主任老师的信中特别提到这个蔡五姐。班主任老师乘车坐船专程把我送到鸿雁坝，慎重地将我移交给公社领导，后来我总共给班主任老师写过一封信，蔡五姐成为这封惟一的信中最先提到的人。当然不是写蔡五姐在芭茅林里的姿势，我写以蔡五姐为首的一些人都小看我——写到这儿我又记起去蔡五姐家借镰刀，本来她男人已经把镰刀给了我，她又非得要亲自出面，叮咛我别砍在石头上，砍出口子很难磨。让我特别痛苦的是她那时候正在洗澡，就那么周身滴水的站出来吩咐我，一只手捏着毛巾，另一只手像老师讲课一样比比划划。看见我狼狈逃出去，她还很不理解，毛都没长全，就知道害羞了？
  很快我就明白蔡五姐不是信口胡说。我当上生产队会计后，第一次背着账本包，怀抱一把长长的算盘，去公社参加全社的会计员培训，我去晚了，培训已经开始，刚走进去就听见台上的“公社辅导会计”（相当于会计长）大声说，那是谁带来的小孩？到外边去玩！
  说的是我。
  总算明白了，那阵我虽然年过15，发育欠佳，是个不起眼的小不点。知道这一点我不丧气反而自豪，来鸿雁坝之前我就在决心书上写了“秤砣虽小压千斤”。一腔豪情。
  真正让我明白自己不值价的是飘妹儿的“黄色事件”。那事发生时我已长高了一点，但瘦得惨不忍睹，那段时间，最怕听别人在我面前说竹竿、干豇豆之类的话。
  2
  “黄色事件”与遮天蔽日的芭茅林有关。
  春末，甘蔗苗长到半人高时就要挖甘蔗行子，将两行之间的泥土挖松，用一种锄头和锄把角度很小，被当地人称作“行（hang）锄”的特殊锄头，将两行之间的泥土一下一下提到甘蔗苗里，间隔开一株株甘蔗苗，再将一整行垒成一条圆埂，又有人把这活儿叫垒甘蔗埂。干那活儿的场面是很可观的，一眼望去全是绿绿的甘蔗叶梢，一大群人走进去只露出若干肩和脑袋，有点风吹草低见“人头”的味道。整块涌动的绿色上，不时有锄头起落，间或搅得阳光一闪，这种所谓可观的感觉，要在不亲自动手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一旦成为这队伍中的一员，很难再找到此心情。
  用“行锄”提泥土到甘蔗苗里，要细致也要力气，一不小心就会毁坏一株甘蔗苗，惹来许多人痛斥并算损失账，我第一次干这活儿便狼狈不堪，一会儿工夫落后别人几十米远，一天下来周身疼痛僵硬，做饭弯不下腰，吃饭端不起碗。队长志奎来我家串门，看见我惨状，又好笑又同情，年纪小了一点，缺劲，明天别垒了，换把锄头，跟女人一起去挖。还安慰我，过两三天身上就不痛了。生产队长的话也有不管用的时候，过了五六天，我睡觉翻身还得分几次运转。倒是没想到干这么累的活儿，照样能折腾出更累的事来。
  挖甘蔗行子通常是两个人一行，女人和弱劳力在前面将间隙地挖松，有利于强壮男人在后面提泥垒埂。这种分工没人出面搭配，挖的只管挖，垒的各自垒，与谁同在一行，完全是临时遇着谁就是谁。出事前飘妹儿同大块走到了同一行，到志奎喊“休息五分钟”后就发生情况了。
  喊“休息五分钟”是志奎的说话习惯，有人说过，宁要志奎的五分钟，不要电台的半小时，可见这五分钟的伸缩性有多大，就像时下执行某些规定。
  听到志奎喊声，大家放下手中工具，涌向不远处的芭茅林，进去几乎是同一时间，出来却有早有晚，我以为没人会在意这个时间差，偏偏有人长了这个心眼。都怪芭茅林太宽阔太密集，遮盖了沱江到甘蔗地之间的所有空间，近处只有一条小道横穿，由于里面曾经发现过全裸女尸，平时很少人路过。前几天富贵从县城坐船过来，穿过芭茅林时听见里面传出一种类似憋出来的声音，以为有人在与阶级敌人搏斗，顺声音寻过去，才知是一男一女在“如何”。
  长心眼的人不是一个，是一群。他们先在芭茅林里看见大块和飘妹儿走到一起，出来后，又注意到大块比大家晚出来，飘妹儿出来的时间比大块更晚，是在又动工好一会儿以后。
  更说明问题的是，飘妹儿没出来挖甘蔗行子，大块没提意见，不声不响拿起飘妹儿的锄头帮忙挖。挖了地，放下锄头，再拿起自己的行锄垒埂，一人干两人的活儿，累是肯定的，还要来来去去变换工具，正常情况下，谁都不会容忍，大块却一声不吭。
  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似乎没啥了不起，但“现在的眼光”只对未来有用，不可能倒回去改变过去。那个年代，人们特别看重的问题中就有一条：生活作风。富贵是生产队民兵排长，根正苗红，机灵聪明，换电灯头修抽水机之类的事一看就会，具有找对象的多种有利条件，刚满18岁，有人领来一女孩，全家看了都满意，富贵爸爸争着介绍情况：我家富贵，各方面都强，只是生活作风差一点。富贵爸爸的本意是说富贵喜欢睡懒觉，爸爸把习惯和作风混淆了。那女孩对亲事本来乐意，一听这话顿时瞪大眼。富贵爸爸见自己的话引起女孩重视，一得意又重复一遍，女孩马上起身走了，一家人呆在那里，过了好一阵富贵才说，爸呀，你老人家算是整到穴道上了。
  大块和飘妹儿的反常表现引起一些人愤慨，互相交流几句，就推荐蔡五姐去向妇女队长反映。那些人说蔡五姐，你是贫下中农代表，又是革命干部家属，你要主持正义。蔡五姐马上放下锄头，边走边拨开甘蔗苗，横跨过十多行甘蔗，走到比她小几岁的王永红面前，说，我代表广大贫下中农来反映一个严重问题。讲完事情蔡五姐又加一句，这么严重的事，随便你们干部管不管！
  蔡五姐话音未落，王永红已经板起面孔，你怎么用这种眼光看我们干部？
  王永红用力挖下去，让锄头立在原地，她不是生蔡五姐的气，是方便回来找锄头容易些。她立即去找生产队长志奎。
  我的位置在蔡五姐和王永红之间，从蔡五姐们议论时我就听到了，我真的是异常震惊，就像书上说的如雷灌顶，好一阵手脚发软，若干次举起锄头挖不准自己想要挖的位置。队长叫休息五分钟时，大块是和我一起走进芭茅林的，我俩在一大丛芭茅下发现一个洞，大块怀疑是野兔或黄鼠狼穴，我俩还蹲在那儿考察了片刻。我不知哪根筋出了毛病，觉得这儿离蔡五姐说我是绒毛小鸡鸡的地方不远，心里有些乱跳，借口大便离开大块去了旁边。去了才发现芭茅林年年冬天砍光，年年春天重新长成，那儿早已面目全非，根本说不准是不是那地方。真没想到大块比我动机更不纯，我一转背他就出事。
  我刚来鸿雁坝曾见识过类似事，鳏居多年的木匠替一妇人做了一条木凳，木匠将小凳子递给妇人时，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手碰着妇人丰腴的前胸，妇人大怒，告到队长那儿。当时的队长还不是志奎，老队长当晚就在保管室晒坝召开全队社员大会。那晚晒坝上坐了近200人，约占全队总人口八成以上，昏暗的灯光下，黑压压盖满大半个坝子。富贵说从没见过这么多人来开会，而且这么严肃认真。妇人在会上勇敢揭发木匠单身久了，饿慌了，连品行都不要了。木匠从头到尾没说一个字，那以后再没人听木匠说过一句话，过了两个月，人们几天不见木匠，先以为他外出做木工活了，后来见门是从里面关上的，撬开进去，才发现木匠死在自己家里……那是我到鸿雁坝见到的第一件印象深刻的事，那几个月里，我任何时候闭上眼，都能见到木匠坐在晒坝里的模样。
  大块和飘妹儿常与我一起玩，我不敢想象他俩站在批判会上的样子。
  到中午收工，我发现人们看大块和飘妹儿的眼神明显有了变化。大块一如既往不苟言笑，看不出他的反应。飘妹儿似乎有所觉察，肉肉的脸蛋绷得紧紧的，一听队长喊收工，抢先独自大步离开，我默默盯住她扭动的屁股，心里很复杂。
  我一路猜测王永红和志奎会怎样处理这事，志奎在半路上叫住我，要我准备记录。志奎说他一听出了这种事心子就抓紧了，一再问王永红，这么重大的事！有没有证据？志奎是真的意识到事情的麻烦，绝不是戏谑。王永红更严肃：没有证据但有现象，不然不会有人来反映。
  王永红还说，要是不管，人家会说我们干部不坚持原则。
  志奎说，不管肯定不行，必须管，还得马上管。
  志奎提出召开一个小会来处理这个“事件”。王永红也担心事情闹大会有人怪队里干部没能力，同意开小会，她、志奎，再加上大块和飘妹儿，四个人参加。志奎做了一点修改，取消飘妹儿，换成会计来记录。志奎的理由是有记录才经得起核查，至于飘妹儿，志奎说她年纪小，脸皮薄，承受能力差……
  王永红不同意这一点，小什么小？和我同年的，虚岁18了。
  志奎于是换一个说法，出了这样的事，从来都是收拾男的，先把飘妹儿放一放，弄清情况再说。王永红这才勉强赞同先开大块的会。
  我听出，两个人都很坚持原则，只是王永红更能打破情面，更有斗争精神。其实我刚来鸿雁坝就发现，王永红看问题很有眼光，我当时憋不住，曾同她谈起蔡五姐让我心跳的两次表现，王永红毫不惊诧，一针见血指出，你别以为她要怎样，她只是在显示自己。
  说这话的时候，王永红还没当妇女队长，只是个可爱的邻家小妹儿。
  3
  小会议在生产队保管室召开。我的记录本上记下的时间是，午饭后，下午出工前。
  全队居住集中，一个大院子，200多人，担心人来人往看见，开会前先关上大门。保管室土墙厚窗户小，室外临近初夏的阳光明亮亮的，室内却不得不拉开电灯，25瓦的灯泡，灯光红得有些无奈。
  大块弯腰坐在电灯下，看起来一大堆。他家就他一人，二十五六岁还没讨老婆，这在当时算“很大龄的未婚青年”了，不是没人嫁给他，是他一人挣来一人吃，没供养负担，长得又个头高大，属于条件好的类型。在婚事上，条件好和不好都有各自的麻烦，好在大块体力壮，人热心，邻居家有粗重活一概乐意帮忙，有饭吃当然好，没饭吃说几句好听的话也行，目的就是奠定人气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