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她把这些钱存在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账户上。最好不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改变了多少。她最小的哥哥，就是获得法律学位的那个，是哥哥姐姐中唯一一个用得上她的人。跟她一样，他也不想在工作上付出太多，倘若值得，他不怕犯法。书包网
  非法入侵（2）
  她曾经借过人家两次身份，变成过另外一个人。她充满深情地想着自己变过的那个人，就像一个人在思念迁居到另一个州的老朋友一样；又像体验派演员，要扮演一个新的角色。她现在是索拉纳？罗哈斯，这就是她现在的焦点所在。她一直用这个新的身份把自己包裹起来，就像用一件斗篷把自己包裹起来一样，觉得变成了这个人自己就很安全，就得到了保护。
  原来那个索拉纳——就是她借身份的那个人——跟她在养老院的康复部一起工作过几个月。真正的索拉纳——她现在认为是“对方”——是个有执照的职业护士。她以前学的也是准备拿执照的职业护士。她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对方”持有执照，而她课程还没上完就不得不辍学了。这是她父亲的错。他死了，没有人当她的继父供她上学。葬礼过后，她母亲要她放弃学业找份工作，这就是她曾经做过的事情。她首先找了份打扫房子的活，后来做了助理护士，假装自己是个真正的有执照的职业护士。如果她在城市学院把课程学完了的话，她是有可能成为持照职业护士的。“对方”做的所有事情她都知道怎么做，但由于她没有相应的证书，所以工资没有“对方”高。你觉得这公平吗？
  她选择索拉纳？罗哈斯的方法跟选择其他人的方法一模一样。她们相差十二岁，“对方”六十四岁，她五十二岁。她们长得并不像，但在一般人眼里，她们长得已经很像了。她和“对方”的身高、体重大致相当，虽然她知道体重一点也不重要。女人的体重总是在变的，所以如果有人注意到了这种差异，那也很容易解释。头发的颜色是另外一个无关紧要的特征。头发可以是任何颜色，可以深，可以浅，什么样的颜色都可以在杂货店的盒子里找到。在前几次中，她的头发从深色变成了金色，又从金色变成了红色，每次都与她本来的灰发形成鲜明的对比，她三十岁以后头发就变成灰色了。
  过去一年来，她一点一点地把头发染黑，直到跟“对方”差不多。有一次，养老院刚来的一个雇员把她们当成了两姊妹，这让她兴奋不已。“对方”是个美籍西班牙人，而她不是。如果她愿意的话，这一点是可以忽略的。她的祖先属于地中海民族，是意大利血统、希腊血统，外加一点土耳其血统的混合体——橄榄色的皮肤，黑色的头发，又大又黑的眼睛。当她置身于盎格鲁人中时，如果她不出声只做事，人们很可能会以为她不太会说英语。这就意味着许多谈话是当着她的面进行的，好像她一个字都听不懂。实际上，她不会说的却是西班牙语。
  上个星期二，她准备盗取“对方”身份的工作突然发生了转机。星期一那天，“对方”告诉护士们她两周后离职。她报读的课程班很快就要开始了，她想在专心致志地投入学习之前稍稍休息一下。这是个信号，是她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了。由于驾驶证对她的计划非常关键，所以她要拿到“对方”的钱包。几乎在想到这一点的同时，机会就来了。这是生活对她的偏爱，为了她自身的提高，为了帮她发迹，一个接一个的机会呈现在她面前。在她以前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这么多有利条件，即使有，也是她自己千辛万苦创造出来的。
  “对方”看完医生回来时，她正在护士休息室。“对方”去看医生是事先约好的。前一段时间她一直在生病，现在正在康复，要经常做些检查。她告诉大家，自己的癌症是神恩所赐。她非常感激生活。疾病促使她把自己要做的事情重新排了顺序。她被研究生院录取了，要去学习卫生保健管理，毕业时可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对方”把手提包挂在存衣柜上，又在手提包上挂了一件毛线衫。有个吊钩的钉子掉了一颗，摇摇摆摆的没什么用了，所以现在只剩下一个吊钩。“对方”合上存衣柜，猛地关上密码锁，但没有打乱密码。她之所以这样做，为的是下班时开锁既快又方便。
  她一直等着“对方”出来去了护士站，才戴上｜乳胶手套，把锁使劲一拉，存衣柜就打开了，她把手伸进“对方”的包里，把钱包拿了出来。她把“对方”的驾驶证从透明的隔层里拿出来，把钱包放了回去，干净利落。她脱下手套，塞进制服口袋里。她把驾驶证放在右边鞋底的“斯科尔先生”鞋垫下面。没有人会怀疑。如果“对方”发觉自己的驾驶证不见了，可能以为自己放在了什么地方。总是这样的。人们常常责备自己粗心大意，心不在焉，很少会想到责备别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想到把目标对准她，因为她相信在别人眼里她是个诚实正直的人。
  非法入侵（3）
  为了完成余下的计划，她一直等到“对方”和所有的行政人员下班，所有的办公室都空了。星期二晚上，办公室的门通常都不锁，这样，清洁工就可以进来打扫卫生。在他们专心打扫卫生的时候，她就能轻而易举地进来，找到上锁的文件柜的钥匙。钥匙放在秘书的抽屉里，只要拿起来用就是了。没有人问她为什么在这里，她甚至怀疑事后是否有人记得她来过这里。这些清洁工是外面一家机构的。他们的任务是吸尘、掸灰、把垃圾倒掉。养老院康复部内部的运作情况他们知道什么呢？对他们来说——她穿着那样的制服——她是个名副其实的护士，是个有地位和值得尊敬的人，她有权力做她想做的任何事情。
  她把“对方”求职时填写的申请表拿出来。她设想的新生活需要的所有数据都在这两页申请表上：出生日期、出生地点（圣特雷莎）、社保号、所受教育、护士执照号，以及工作经历。她把这些资料连同附在这些资料后面的两封推荐信复印下来。她还复印了“对方”的工作评价和薪水记录，当她看见两个人的报酬差距是那么大时，她突然狂怒起来，觉得非常耻辱。现在为这个发怒没有意义了。她把资料放进夹子里，把夹子重新放回抽屉，然后把抽屉锁上。她把钥匙放进秘书桌子的抽屉里之后，就离开了办公室。
  2
  1987年12月
  我叫金西？米尔霍恩，女，是南加州圣特雷莎小镇上的一名私人侦探。圣特雷莎位于洛杉矶以北九十五英里。现在1987年快接近尾声了，在这一年中，按圣特雷莎警察局犯罪分析家的记录，发生了五起杀人案，十起银行抢劫案，九十八起入室行窃案，有三百零九人因在汽车上偷窃被拘留，五百一十四人在商店偷窃，所有这些案件均发生在大约八万五千一百零二人的小镇上，还不包括小镇北部边缘的科盖特和南部的蒙特贝罗。
  （）
  此时正值加州的冬天，冬天的加州，下午5点夜幕就降临了。这时，全镇家家户户的灯都亮了起来。煤气壁炉打开了，喷射而出的蓝色火苗绕着一堆堆假木冉冉升起。在小镇的某个地方，你也许还会闻到木头燃烧后的淡淡的香味。圣特雷莎的落叶树不多，所以12月份的天空虽然阴沉，我们却看不到光秃秃的树枝。草坪、树叶、灌木林都是绿油油的。尽管天气阴郁，但仍然有斑驳的色彩——从12月到来年2月，橙红色和绛红色的叶子花都常开不败。不过，太平洋却了无生气——一片灰暗，永不宁静——海滩上空无一人。白天的气温降到了华氏五十多度。我们都穿着厚厚的羊毛衫，对这样寒冷的天气满腹怨言。
  我呢，尽管重案不少，但工作一直都是慢条斯理。季节的变换似乎妨碍了白领犯罪。挪用公款者大概在忙于用从公司铁柜里劫掠出来的钱财购置圣诞用品。银行和抵押中的诈骗行为减少了，电话推销的骗子们也兴趣索然，无精打采。即使那些正在闹离婚的夫妇也偃旗息鼓了，他们也许觉得可以把敌意轻而易举地留到来年春天。我跟往常一样一直在档案室找资料，除此之外，没有多少别的事情可做。可是，诉讼总是在室内进行的，我的工作是递送法律程序文件，我在圣特雷莎注册和签约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一直很忙。这份活要开车跑不少路，但这个活不征税，所有的钱都是净赚的，支付各类账单绰绰有余。我虽然不会永远这样停滞不前，但前方有什么路可走我也看不清。
  星期一早上8点30分，这天是12月7日，我拿起挎包、运动夹克和车钥匙，出门去上班。我有个慢跑三英里的习惯，但有些时日没坚持了，我不愿意在天亮之前把自己搅得不得安宁。考虑到床上是那么舒适，我甚至连一点内疚感都没有。我经过大门的时候，听见一声哀号，声音很短，大门铰链发出的吱吱声不再像平时那样令人安慰。起初我以为是猫、狗、婴儿，或者电视的声音。但都不像。我停下来，凝神静听，都是普普通通的来往车辆的声音。我倒回去，推开大门，向后院走去。房东出现的时候我刚刚转过拐角。亨利八十七岁，是这栋房子的主人，我住的那套只有一间房的公寓与这栋房子相连。他惊愕不已。“什么声音？”
  非法入侵（4）
  “我不知道。我刚才出门的时候也听到了。”
  我们站在那里，感觉跟平时一样。足足有一分钟，什么声音也没有，然后又开始了。我像只小狗一样歪着脑袋，竖起耳朵听声音是从哪里来的，我知道就在附近。
  “是格斯吗？”我问。
  “大概是吧。等一等。我有钥匙。”
  亨利回厨房找钥匙的时候，我在他的房子和格斯？弗伦斯基的房子之间走了几步。格斯跟亨利一样，也是快九十的人了，但是亨利精明，格斯粗暴。他靠自己的“工作”赢得了“邻里怪人”的美誉，如果他认为你的电视机的声音太大了，他就会叫警察；如果他认为你的草长得太长了，他也会叫警察，他就是这样一个家伙。他只要听见狗叫，看见狗在四处游荡，或者狗逛到他的院子里来了，他都会打电话向动物管理中心报告。只要哪里有建筑工程，哪怕是小工程：修篱笆、修天井、换窗户、修屋顶，他都要打电话到市政署确认发了许可证没有。他怀疑你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非法的，要来让你走正道。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在意各项规章制度呢，还是喜欢大惊小怪。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他能让你和你的邻居作起对来，那对他来说就更妙了。他之所以能活那么长，大概就在于他对制造纠纷非常热衷。我虽然从来没有跟他发生过口角，但我听说过很多。亨利不止一次地接到过这样的骚扰电话，但他忍了下来。
  我在格斯隔壁住的七年中，看着他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弯曲得非常厉害。曾几何时，他是那样高大，可是现在曲背凹胸，背脊几成C形，好像在他两腿之间夹着一个球，一条无形的铁链把他的脖子拴在这个球上，他正在用力拉似的。这一切在亨利拿着钥匙回来之前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
  我们一起穿过格斯的草坪，爬上他门廊前的台阶。亨利拍打着前门上的窗格玻璃。“格斯？你没事吧？”
  这一次听到清清楚楚的哀号声了。亨利用钥匙打开门，我们走进屋里。我最后一次看见格斯大概是在三个星期以前，当时他站在院子里，正在申斥在房子外面街道上练习滑板的两个九岁男孩。滑板的噪音确实很大，但我认为他们非常有耐心，非常灵巧。我还认为，他们把精力花在蹦蹦跳跳上总比把肥皂抹在窗户上，或者把垃圾桶踢翻强，在我小的时候男孩子的娱乐就是这些。
  亨利看到格斯了，我随即也看到了。老人跌倒了，向右侧躺着，脸上白白的。他的肩膀脱臼了，肱骨球从关节窝里凸了出来。在汗衫下面，锁骨也凸了出来，像一只正在发育的翅膀。格斯的手臂又瘦又长，皮肤差不多变成了半透明的，我看见沿着肩胛骨像树枝一样分布的血管。深蓝色的伤痕表明韧带或者肌腱受了伤，大概要很长时间才能好转。
  我感到一阵剧痛，好像受伤的是我一样。我曾经三次开枪把人打死，但那纯粹是自卫，与我现在因为树桩一样的骨头和明显可见的痛苦受到的惊吓沾不上边。亨利在格斯身旁蹲下来，想扶他站起来，但他的哀号声太刺耳了，他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我注意到，格斯的助听器有一只松了，掉在了地上，刚好在他够不着的地方。
  我发现在沙发一端的桌子上有部老式黑色转盘电话。我拨完911，坐下来，希望突然在我脑海里响起的警报声平息下来。当调度员拿起电话时，我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