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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我可没有太多的时间看气象频道。”他在想着如何给自己的读者来信写出一个精彩的开头。
  “真棘手啊。”塞利托又说了一遍。
  莱姆瞥了一眼塞利托，眉头也拧了起来。
  “两起谋杀案，同一种作案手法。基本相同。”
  “外面发生的‘棘手’案件可真多。这两起案子为什么更棘手呢？”莱姆今天心情不好，因为在没有案件的无聊日子里，他总是心情欠佳；在他接触过的所有“恶人”中，最可恶的就是“无聊”这个家伙了。
  不过塞利托已经与莱姆共事多年，对这位犯罪学家的怪脾气早已习以为常。“接到总部的电话。上面让你和艾米莉亚接手这个案子。他们坚持让你俩非得接受这份工作。”
  “哦，非干不可？”
  “我向他们保证过，不会转述这句话的。你不喜欢被人逼着去做事。”
  “能说说这案子有多‘棘手’吗，隆恩？是不是这问题不便回答？”
  “艾米莉亚在哪？”
  “她在西切斯特调查一起案件。应该很快就能回来。”
  侦探的手机响了，于是他竖起一根手指，示意莱姆稍等片刻。他一边与对方交谈，一边点头，同时作着记录。挂线后，他看着莱姆说：“好吧，我们来说说案情。昨天夜里的某个时候，有个变态的家伙，他抓住……”
  “是个男的？”莱姆很有针对性地问。
  冷月（5）
  “好吧。我们还不能确定嫌疑犯的属性。”
  “应该是‘性别’。”
  “什么？”
  莱姆说：“‘属性’一词主要是一个语言学概念。它指的是如何在某些语言中表明词语的阴阳性。而‘性别’才是区分男女生命体的生物学概念。”
  “谢谢你给我上了堂语法课，”侦探咕哝着说，“如果我去参加‘危机’智力游戏，也许你的知识还能帮上忙！不开玩笑了，这家伙抓住了一个可怜的笨蛋，把他带到了哈得孙河边的拖轮修理码头。我们还不十分清楚他是怎么下手的，但他逼迫这个男人，或者是个女人，悬在码头边缘的河面上方，然后用刀去割这个人的手腕。受害人坚持了一段时间，一直坚持到血流遍地，最后还是松手跌了下去。”
  “发现尸体了吗？”
  “还没有。海岸警卫队和特勤组都在搜寻。”
  “我听你说有两起案件。”
  “是的。几分钟以后我们又接到一个电话。叫我们去检查市中心的一条小巷子，就在雪松街边上，靠近百老汇大街。凶手又杀死了另一名受害者。一位巡警发现这个人被捆了起来，仰面躺在地上。凶手在他脖子上方悬挂了一根大铁杠——重约七十五磅。受害者必须紧抓住绳子，防止铁杠坠下砸烂他的喉咙。”
  “七十五磅重？好吧，考虑到力量的因素，我敢说凶手可能是个男性。”
  汤姆端着咖啡和点心走了进来。虽然塞利托老是担心自己的体重，但他还是先挑丹麦曲奇饼干吃。每逢过节，他的节食计划就冬眠了。他把点心吃掉了一半，擦了一下嘴，继续说：“所以受害者一直拽着铁杠。也许他真的坚持了一段时间——但那玩意有七十五磅重！他最后还是没能逃过一劫。”
  “受害者是什么人？”
  “他名叫西奥多？亚当斯。住在炮台公园附近。昨天夜里一位女士拨打了911报警电话，说曾约她的兄弟共进晚餐，但一直没见他来。这名字就是她提供的。辖区的警官今天上午会给她打电话。”
  通常情况下，林肯？莱姆认为这种轻描淡写的案情介绍没多大用处。但他承认目前的状况的确可以用“棘手”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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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这案子也够“吸引人的”。他问：“你为什么说是相同的作案手法？”
  “凶手在两个现场都留下了一张名片。还有时钟。”
  “就像电影《激｜情风暴》的情节一样吗？”
  “没错。第一只时钟紧挨着码头上的那摊血迹。另一只则放在亚当斯的头旁边。好像凶手想让他们盯着钟看。还有，我猜是想让他们听到嘀嗒的声音。”
  “形容一下。什么样的时钟。”
  “样子挺旧的。我只知道这么多。”
  “不会是个炸弹吧？”现在——自从9？11袭击之后——所有发出嘀嗒声音的物件都要接受例行的爆炸物检查。
  “不是的。它可不会爆炸。但排爆队已经将它们送给纽约警察局罗德曼奈克射击场进行生化物质检查。时钟的品牌是一样的，外形也很像。有位警员说，这钟看起来有股鬼气。钟面上有月亮图案。呃，凶手担心我们智商不够，还在钟下面留了一张便条。电脑打印出来的。没有手写的笔迹。”
  “上面写了什么……”
  塞利托低头瞥了一眼笔记本，而不是单凭记忆来回答。莱姆很欣赏他这一点。塞利托并非机敏过人，但他就像头斗牛犬，凡事都有条不紊，力求尽善尽美。他读道：“苍穹一轮冷月，照耀大地寒尸，预示死亡的来临，终结那始于生之初的旅程。”他抬头看着莱姆，“上面还有署名，‘钟表匠’。”
  莱姆扬起一边的眉毛。“我们有两名受害者，还有一个关于月亮的主题。”通常情况下，这类与天文现象有关的案件都表明凶手计划要进行连环作案。“他的杀人计划还会继续的。”
  “嘿，林肯，这不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吗？”
  莱姆看了一眼他写给《纽约时报》的信，才写了个开头。他关闭了文字处理程序。看来这篇关于“今非昔比”的文章要改日再写了。
  ［上午8：08　］
  第三章
  窗外传来轻微的响动。那是雪地里的嘎吱声。
  艾米莉亚？萨克斯停了下来。她将目光投向窗外，看着安静的、被白雪覆盖的后院。她没有看见什么人。
  她所在的地方位于市区以北，车程约半个小时。她孤身一人，来到这座保存完好的都铎式郊区别墅。这里死一般的沉寂。她觉得有这种感觉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房子的主人已经不在人世。圣诞节一过，这地方就要出售了。
  外面又传来一阵咔嗒声。萨克斯是个城里的姑娘，习惯了充斥在曼哈顿的各种刺耳噪音——无论是危险还是安全的声音。这座过于寂静的郊区别墅周围传来了入侵者的声响，她立刻警觉了起来。
  是走路发出的声音吗？
  萨克斯是一位身材高挑的红发警探，身穿黑色皮夹克，海军蓝毛衣，还有一条黑色牛仔裤。她仔细听了一会儿，无意识地挠了挠头。她听到窗外又传来嘎吱的声音。于是她拉开外套的拉链，以便随时抽出里面的格洛克手枪。她俯身蹲下，凝神注视外面的动静。可是什么都没看见。
  她只好继续工作。她坐在一张豪华的皮质办公椅上，开始检查巨大的办公桌抽屉。这次调查任务让她感到颇为沮丧，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要寻找什么。这种感觉通常在勘查第二或第三现场，甚至是经过多达四次转手的现场时会出现。事实上，这种地方已经称不上是犯罪现场了。不大可能有任何罪犯在这里现身，也不曾在此发现任何一具尸体，连赃物都不会藏匿于此。这地方只不过是本杰明？克里莱很少使用的别墅，离他遇害身亡的地方有好几英里远。在他死前一个星期里，他根本没有来过这里。
  不过，她还得继续搜查，仔细地搜查——因为艾米莉亚？萨克斯这次的任务非同寻常：犯罪现场警探。这是她入行以来第一次在凶杀案件中担任重案组负责人。
  窗外又传来嘎吱的声音。也许是冰面破裂了，还是树枝断裂了？抑或是鹿和松鼠的声音……她并不理会，继续进行几个星期前就开始的调查工作，而这一切都归结于一根棉质的绳结。
  就是这么短的一段晾衣绳结束了本？克里莱五十六岁的生命：两周以前，他在纽约上城东区的城区住宅里被发现吊死在楼梯的栏杆上。桌上留有他的自杀遗书，现场没有发现行凶的迹象。
  不过，就在他死后不久，他的###苏珊娜？克里莱来到了纽约警察局。她根本不相信丈夫死于自杀。他是位富有的商人兼会计师，最近一段时间的确脾气不好。但他妻子认为，这只不过是因为他最近在工作中遇到了特别的困难，而且要经常加班的缘故。尽管他偶尔会情绪低落，但这远远不是导致自杀的抑郁症征兆。他没有心理疾病或情感危机的病史，也没有服用抗抑郁的药物。克里莱的经济状况相当稳固。他的遗嘱和保险项目最近也没有发生变更。当时，他的合伙人乔丹？凯斯勒正好出差前往宾夕法尼亚州拜访客户。之前，他们曾短暂交谈过。据凯斯勒证实，尽管克里莱最近看上去的确有些神情沮丧，但凯斯勒确信他从未提过自杀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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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谋杀（1）
  序言
  我要讲述的这个故事大部分都是真实的。考虑到人物的隐私，我改换了他们的名字。有很多内容是由一位杰出的新闻记者说给我听的，他或许是20世纪70年代纽约那些极富洞见的庭审评论员和观察家中的最后一位了。这个精英俱乐部的成员包括《纽约邮报》的吉米·坎农、《纽约时报》的斯考蒂·莱斯顿和拉塞尔·贝克，当然还有伟大的默里·坎普敦，他为《纽约邮报》撰稿多年，之后在纽约市及长岛的报纸《今日新闻》成就了他作为专栏作家的辉煌生涯。
  我的这个人物叫莫蒂，并非真名，因为这是他本人的意愿。他曾对我说：“要是你开始着手写这个，可别把我写进去。”接着他又补充道，“你瞧，假如是我写，会显得那么离奇，谁看了都不信，我可是要保名节的。而你——你是个该死的律师，有没有人信你无所谓！”
  莫蒂为一份很优秀的地方报《布鲁克林鹰报》工作，常年出入于纽约市刑事法庭。那是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做记者的黄金时节。当时有十大日报：《新闻》和《镜报》（很多人以为它们是一份报纸，将其说成《新闻镜报》）、《邮报》、《时代》、《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先驱论坛报》、《美洲日刊》、《斯泰顿岛前进报》、《长岛新闻》，当然还有发行量不大但非常强势的《布鲁克林鹰报》。许多伟大的律师早年都在地方刑事庭学习并磨砺基本技巧，并服务于法律援助协会或地区律师事务所，而这些场所也为年轻记者们提供了非凡的训练机会。也正如初出茅庐的律师利用这些宝贵的经验获得初步的训练，并通过能接触到的大量案件来锻炼技能，莫蒂及其同侪也借此熟谙了自己的工作之道。他们懂得了设定期限的极端必要性，以使一个故事能够及时付梓；懂得了如何培植线人，以及如何寻找途径来获取秘密消息以抢得先机。对于这些警务记者，特别是小字辈而言，刑事案件便是未加任何矫饰的鲜活舞台剧，正面人物及反面角色，欢乐与哀愁，混乱和痛苦样样俱全。莫蒂从未让自己失去过对法庭场面的兴致，他管位于布鲁克林施默洪恩大街120号的法庭叫“地域会堂”。该会堂实则称作纽约市刑事法庭，为一幢10层大楼，其外立面由灰色沙岩石块砌成。它容纳了十几间审判室、法官室、文书办公室和一间宽大的诉讼室——刑事控告便首先在此登记。到这里来办公的还有地区助理检察官、来自法律援助协会的律师，这是一个在美国其他地区被称作公共辩护部的组织。这幢占了差不多四分之三个街区的建筑里每天都挤满了人，他们中有数百名警官，还有数百名受害者和被告，以及同等数量的悲剧故事。
  我初遇莫蒂是在1963年，那时我是法律援助协会派往刑事庭的律师。我们的见面立刻就给彼此留下了坏印象。我代表的被告是一名联邦探员，被指控在数起独立的案件中对七名儿童强行施以幼奸。没有一个孩子超过9岁。虽然每次施暴都令人发指且是在枪口威逼下进行的，但对于这些孩子是否正确地指认了侵犯者仍然存在一系列疑问。在单独陈词的情况下，孩子们对罪犯体重和身高的描述都超出被告人不少。唯一指认正确的是侵犯者和被告都有面部汗毛，不过即便这点相似之处也使诉讼程序寸步难行，因为每名受害者对汗毛颜色的描述从亮红到漆黑不一而足。那个探员是我多年未见的一个儿时伙伴，此时被关押在拘留室——法庭地下层的单人牢房。我在会晤我的一个委托人时他认出了我。这地下囚室简直就是但丁设计的，照明亮度极差，到处充斥着尿味和体臭，并附着在墙壁以及所有穿过这一拘禁区域的人身上。总之这里就是地牢，几名囚徒分别关押在相邻的牢房里，他们的漫谈永无止歇地回荡在空气中，制造出一种令人惊恐的高声喧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