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安娜把我们在边界航空公司订的航班从第二天中午提前到大清早，这样她就能挤出几小时玩骰子了，但计划中这个微小的变动需要汉娜的同意。而汉娜——她有许多典型的强迫症症状，别人不回电她就心情忐忑，像在鞋里踩到一粒硌脚的石子一样——早饭后，黛安娜发给她三条短信，她一条都没回。
  “那是她的车？你知道她开什么车吗·”我问道。在这个极小的停车场里，仅有的另一辆车是部银色的大众帕萨特。
  “似乎是她的。”黛安娜的语调带着几分嘲讽，我猜她更在意这是辆新车，而不是品牌或型号。黛安娜的绅宝车上罩着一层米灰色的泥灰，与这辆一尘不染的帕萨特形成鲜明对比。其实，科罗拉多秋末的暴风雪会使所有行驶的车辆溅上一层泥，上周末我们就遇到一次。
  我下了车，朝汉娜的车内瞥了一眼。仪表盘上整整齐齐，车厢厢底没有薯片屑，杯托里也没有健怡可乐罐。只有后座一本没拆封的《世界时装之苑》才能说明这车不是刚从车商展示厅里抢劫来的。
  杂志的邮寄地址栏上写着“H。格兰特收”，收件人地址是百老汇大街办公室。角落的编码显示预订到明年4月将要结束。“是她的。”我说。
  黛安娜也走到帕萨特旁。“汉娜看《世界时装之苑》？”
  我的反应跟她略有不同；我在想，汉娜会把杂志落在车里？怎么会这么粗心！我说：“我觉得你没有抓住重点。这表明她正在里面接待病人。她一有空就会给你回电话的。”
  “这些我不知道。不过我有种感觉，”她说。“不祥的感觉。”
  “对汉娜？”
  “一点点，但更多是对拉斯韦加斯。”黛安娜声音低沉。她把双骰子赌博看得很重。“我们进去吧。”她说。
  汉娜是个社会医学工作者，她的诊所就在百老汇大街最靠近山脉一侧的一排老房子里，离珀尔商业大街也只有几个街区。原本在这儿一排大大小小的房屋中开店的都是律师和会计师，但十几年来，许多心理诊疗师搬到这儿，逐渐占领了这片城区的大部分地皮，把他们统统赶走，然后开办了许多心理健康诊所。被赶走的专业人士只得搬往新建于停车场上的摩天大楼，虽少了份宜人，但与坎宁大道仅隔几个街区，显然多了份实用。
  这是栋平房，后门锁着。我和黛安娜沿着一条石板路走下去，路边一小丛丁香花正赤裸裸地等待着寒冬的到来。我们走到房前，上了几级楼梯，走进一间原本很可能是客厅的候诊室。里面开着灯，房间一头坐着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一头鬈发，浓密得令人吃惊。她坐在绿天鹅绒沙发上一边翻阅《瑜伽杂志》，一边大声嚼着一袋奇多。我注意到她抬头瞄了我们一眼，接着又看了下手表。
  我发现她指尖和头发的颜色几乎一模一样。
  “汉娜的办公室是哪间？”我小声问黛安娜。我从没来过这儿。而汉娜是黛安娜的密友，我相信黛安娜应该知道她的办公室在哪儿。
  “走廊尽头左侧那间，右边是玛丽的。”
  “玛丽”是玛丽·布莱克，医学博士，精神病医师。几个星期前，就在感恩节前夜，她没用人工催产素就生下了三胞胎。玛丽做母亲的时间和产假有所延长，而且才刚刚开始，毫无疑问，汉娜将在这儿单独工作一阵子。
  黛安娜沿着走廊走向办公室。“看，”她说。
  汉娜办公室的门缝里塞着四张折好的纸条，两张写着“汉娜收”，另外两张分别写着“H。格兰特收”和“收”。黛安娜拿起了写有“H。格兰特收”的那张，这张纸条看起来是写在了一张日历纸的背面，日历上还印有小布什无意间所说的幽默语句。
  消失的踪影（2）
  “黛安娜，你干吗？”我脱口而出。“这可能是病人留下的，你不能看。”
  黛安娜立刻把我顶了回来。“当然是病人留下的，这就是关键，”她说。她看了那张便条一眼，递给我说，“看，汉娜错过了1点的预约。”接着，她抽出写有“收”的那张。“看到吗？4：30的也是。如果她的车在这儿的话，怎么会错过所有预约呢？呃？这怎么解释？”
  我不知该如何解释。
  其余两张是更早的病人留下的。显然，汉娜至少错过了上午9点后所有的预约。
  狭窄的走廊里，那个一头罗莎娜？罗莎娜达娜式橙发的女人出现在我们身后。虽然踩着又高又粗的鞋跟，但要看到黛安娜的眼睛，她还是得仰着头，保持锐角角度。“你们找汉娜？”她问。“我和她约在每个星期四6：15，她从不迟到。”
  这女人口气中不只有些恼怒，还有些别的什么。关心？害怕？我不知道。但她说汉娜从不迟到是没错的。汉娜的强迫症在朋友和同事中是出了名的。她以前从不迟到！
  从不。
  我开始感到嗓子里有点酸；我也有种不祥的感觉。但与黛安娜不同，我的感觉与骰子绝对无关。我用指节轻轻敲了敲门。我这样小心谨慎在黛安娜看来显然太怯弱了；她以美国曲棍球联合会级别的力量用屁股把我顶到一边，握住手柄。
  门徐徐开了。
  2
  汉娜那只崭新的高级黑漆皮手提包巧妙地立在房间的地板中央。拱形提手也恰好竖着。只是包被放在了地板上。
  它本不该在地板上的。
  看到手提包在房间中央，黛安娜的反应显然与我一模一样。但由于她大脑皮层到口腔的距离比我短得多，她先说出了结论：“汉娜绝不会把包放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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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黛安娜是指包被放在了地板上。不会。
  在房间中央。从不。
  汉娜肯定有专门摆放手提包的地方。一个专门的地方。一个合适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哪儿。也许是桌子抽屉，或是标有“P”的文件柜里某个更隐蔽的地方。但在任何正常情况下，她绝不会把包放在房间的地板中央。
  办公室其他地方都很整洁——强迫症造成的整洁，只有一个例外：汉娜的外套扔在桌上。我看到外套口袋里露出半截卷皱的救生圈牌卷糖糖纸。
  那个与汉娜约在6：15、头发颜色像切达干酪的女人在我们身后，想尽办法往办公室里张望，但她太矮了，被我们挡住了视线。她拍了拍我的后背，我转过身去。
  我说：“您好，我是艾伦？格兰戈里医生，格兰特女士的同事。现在我们要弄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您不妨先在候诊室里坐一会儿。”我无法完全确定这个女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用了安慰人的口气，好似裹在羊毛里的开水瓶，温暖却不烫手。
  但无论是我的话，还是语气都没达到预期效果。“现在是我的预约时间，”这女人边抗议，边敲敲手腕上花哨的紫色瑞士斯沃琪手表表面。我可以听得出她很生气，一想起那袋奇多，脑海中突然闪现出汉娜为她诊疗时努力避免临床回归的场面。
  “我知道，”我的口气更加平和了。“我知道。但今天情况有点特殊。如果您愿意留下姓名，我保证一旦我们把事情搞清楚，格兰特女士就会打电话给您。我会告诉她您来过。我保证。”
  可她一点儿都不满意。“我就在这儿等着，”她说。“现在是我的预约时间。但愿现在不用收费。”
  我叹了口气，停顿了一会儿，她又坐回到候诊室的天鹅绒沙发上。她坐下时指尖在深绿色天鹅绒软垫上留下鲜亮的橙色印迹。看她坐定了，我便回去找黛安娜，她正站在汉娜办公室的门口。
  我说：“黛安娜，你应该去洗手间看看。可能汉娜滑了一跤或是什么。”
  “哦，天哪！”她说。“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她立刻从我身边冲进走廊。
  如今我也不确定自己当时接下来的一系列举动是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一个人站在走廊里觉得茫然又愚蠢；也许是出于直觉；又也许是以为“奇多”女士可能会回来，想找个地方躲躲。我不知道。
  我朝狭窄的走廊另一边跨出半步，转了转玛丽？布莱克办公室的门把手。我吃惊地发现门没有锁。我忙松开手，可紧接着门自动打开了，好像这栋老房子朝那个方向倾斜了些似的。
  消失的踪影（3）
  只往里看了一眼，我就知道汉娜死了。
  我这么说是因为活人的肤色不可能是那种暗灰色，而且活人不可能也不会摆出那种姿势。汉娜仰卧在一张方形皮软凳上，头距离敞开的门只有一码。双腿随意叉开，上身与下身成四十五度角。双腿下方的印度手纺毯上有一摊篮球大小的深色印渍。我内脏的反应告诉我：是血。但我的鼻子告诉我：是尿。
  汉娜的右手臂弯曲着，右手拇指被丝绸衬衫靠近腋下的那块布勾着，就好像死亡时在考虑要搭车去哪儿一样。
  奇怪的是，汉娜衬衫的左半片前襟被折起塞在胸罩下面，露出了几英寸灰白的腹部。为什么一个女人要把衬衫塞在胸罩下面呢？我摸不着头脑。
  汉娜的嘴张开着，一如她的双眼。她漂亮的深色头发披散开来，有###英寸，正好从脑后一直垂到已脱漆的地板上。
  我单腿曲膝，伸出三根手指，用指尖碰了碰汉娜颈部平展的肌肤。我避免直视她深棕色的眼睛，但她的双眼就像一潭深水把我吸引过去。我的指尖移来移去，可怎么也找不到颈动脉。不过这已不重要了；指尖感觉到的冰冷已经告诉我不可能找到了。
  汉娜死去已有一段时间。我想起塞在她办公室门缝里的那四张便条，看来那天早晨的某个时候她就已经保持这个姿势了。这很容易计算。我的表显示现在是傍晚6：45，汉娜错过的第一个预约大概是十小时前，即上午9点。我早期曾做过不长时间的验尸官调查员，懂得了一些小知识，尸体在室温下会以大约每小时一度的速度降温。我估计刚才指尖感觉到的温度比我的体温足足低了十度。
  但我知道也可能略高或略低。不得不承认，在这方面我的经验还是有限的。我把死亡时间的可能性放宽到前一天晚上，试图回想从一个人死去到尸体发出恶臭大约得过多久。但想不起来。
  我有意识地轻轻吸气，就好像从没呼吸过这间房间里的空气似的。空气很不新鲜，还有股酸味，惟一让我觉得不对劲的便是那股尿味。
  我知道验尸官推算死亡时间会计算飞行昆虫及其卵和蛆的生命周期，但我立即决定把那些昆虫学方面的计算留给他们去做。
  我也足够清醒，知道自己一直在胡思乱想，这样就不用强迫自己去面对事实：我竟然独自和一位朋友的尸体待在她的办公室里。
  身后传来冲马桶的声音，紧接着是水流声、开门声和走廊里熟悉的脚步声。黛安娜显然忘了这儿不止我们两个人，她大叫道，“汉娜不在那儿，可我憋不住了。”
  我退出房间，看见黛安娜正从洗手间走回来。我们四目相对，我的表情让她警惕起来，并迅速变为震惊。我挡在玛丽？布莱克办公室门前，一把抱住黛安娜，不让她进去。我贴着她的头发，低声说，“你的朋友死了。我非常，非常难过。”
  黛安娜听到了我的话，喉咙里发出悲恸又令人心酸的声音。接受现实，拒绝接受现实，以及最初难以置信的悲伤，都融合为长久而忧伤的哀号。
  我抬起头，发现那位“奇多”女士正站在走廊另一端，眼泪从她脸上滑下。从脸颊上鲜亮的橙色痕迹，看得出她曾经想拭去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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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有成功。
  3
  黛安娜和我都赶不及回家吃晚饭了。
  我费尽全力才把黛安娜从她朋友那僵硬的身体旁拉开——我还是无法称其为尸体——又使出浑身解数才说服了黛安娜和“奇多”女士到屋子外面等警察来。
  汉娜的死令我震惊，但与黛安娜或是汉娜的病人相比，我失去的根本算不了什么。我不断告诉自己，我不久就可以振作起来。
  但黛安娜现在就需要振作。
  我用手机拨打了911，与黛安娜一起无助地站在屋前的走道上，她说，“我不想留下汉娜一个人。她不应该一个人待着。让我进去陪陪她。求你了。这有什么不好呢？”
  我紧紧抱着她的肩膀，低声回应了她的请求，但现在已记不清说了些什么。我紧紧抱住黛安娜，再次强调：她不应该回屋去。
  如果汉娜是在家里病死的，我会领着黛安娜到她朋友的床边，绝对不会阻止她。但现在很明显，汉娜很奇怪地死在了同事的办公室里。以前当验尸官调查员时积累的经验告诉我，在一切水落石出以前，事故现场应当维持原样。
  消失的踪影（4）
  三件事在我脑海中不断重现。
  汉娜死在玛丽？布莱克的办公室里，而不是她自己的办公室。
  汉娜的手提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