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要是我们的房子——”他的声音更低了，“你打算在哪里……”
  “厨房的早餐间。”她低声地回答，“那样，不出几年，我们就能在宝宝们埋头吃饭的时候彼此相视，分享着我们的小秘密。你呢？”
  “我想在后院。就在小林子里，远离我们的邻居，将和我们的第一次一模一样。”
  他们再也不可能回到第一次了。毕竟已经结婚一年了，他们有了新的梦想。“这房子棒极了，格雷，周围的环境也好。你看到树上那些小屋和秋千了吗？邻居们都有可爱的孩子。我们住得起这里吗？”
  “暂时还不行，但我们会住得起的。”
  第二个结婚纪念日他们去看了阿曼达的妇科医生。这一年里，他们没采取任何节育措施，却仍然没有孩子。开始，他们还彼此安慰对方，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现在他们开始怀疑是不是身体有问题。
  医生做完检查后告诉阿曼达，身体没问题。接着又对在外面等候的格雷厄姆重复了他的诊断结果。直到格雷厄姆冲着阿曼达摆出他特有的微笑并把她搂在身边，她才真正舒了口气。“我吓怕了。”在最坏的情况被否定之后，她红着脸告诉医生，“人们老是说些吓人的事。”
  “别听他们的。”
  “有时真的是说着容易做着难。”最厉害的是格雷厄姆的姐姐和嫂子们，她能怎样？当她们说话的时候，自己又不能转身离开，而且她们也没有这种切肤之痛，谈来谈去都是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欧里瑞家族从未在生儿育女上出过问题，阿曼达和格雷厄姆是个例外。
  医生靠在椅子上，十指交叉放在腰间，慈父般劝说他们：“我干这一行有三十多年了，知道不孕是什么样子。你们惟一的问题就是缺少耐心。”
  “你还训我们？”格雷厄姆说道，“阿曼达三十二岁了，我都三十八了。”
  “你不是说你们结婚两年了，第二年才开始打算要孩子？这时间可不算长。”他目光扫了一下刚才的诊断记录，“我怀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但你们看上去工作却很顺利，是吗？”
  “是的。”两人异口同声。他们今年在事业上如日中天。
  “你们喜欢住在伍德里吗？”
  “喜欢极了，”格雷厄姆说道，“我们的房子简直就是仙境。”
  “邻居们也很好，”阿曼达接着说，“他们共有六个小孩。还有一对老伉俪……”她一下子打住了，惊恐地望着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搂紧了她，对医生说道：“琼刚刚去世。她被诊断出癌症，六个星期后去世了，只有六十岁。”
  阿曼达仍然惊悸不已。“我和琼交往还不到一年，但我很喜欢她。大家都喜欢她。她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比母亲还亲。什么都可以跟她说，她总是耐心地听着，再棘手的问题她都能化解。她这一走，本简直活不下去了。”
  “你没有怀孕的事，琼怎么看？”医生问道。
  阿曼达没有隐瞒她和琼谈论过这件事。“她说要有耐心，会有孩子的。”
  医生点了点头。“会的。相信我，你气色很好。一切正常。你的月经周期很正常，排卵没问题。”
  “但都一年多了。书上说——”
  “合上书，”医生命令道，“带你丈夫回家，尽情享受人生吧。”
  邻家女人（5）
  第三个结婚纪念日，他们开车去曼哈顿看一位妇科专家。这实际上是他们看的第三个医生。第一位医生总是说他们身体是正常的，所以他们便不再去找他了。倒不是因为确信自己有问题，而是觉得做些检验还是有必要的。这样，他们便看了第二位医生。这位当地的不孕症专家埋怨他们年龄太大了。
  “那么，”格雷厄姆语气中透出了他和阿曼达的失望，“我们该怎么办呢？”
  医生耸了耸肩。“怎么办？又不能让时间倒流。”
  阿曼达更正了格雷厄姆的提问：“对于那些想要孩子的大龄夫妇，您是怎样……”
  格雷厄姆瞪了她一眼。“大龄夫妇？我们平均才三十六岁，还不老。”
  她抬起手，示意他让医生回答。
  “像你们这种情况，也有办法，比如人授、宫授、胞注等等。要还不行，就用外授。”
  “说清楚点。”格雷厄姆要求。
  “对，请您讲详细点。”阿曼达附和着。
  “你们没读过这方面的书吗？”医生问道，“多数像你们这样的夫妇都读过。”
  阿曼达吓了一跳。“我们上次去看的那位医生一直说没事，他让我们正常地生活，不要操心那些授精知识。”
  “你们是想要还是不想要孩子？”这句话听起来更像是陈述而不是质疑，语气也并不粗暴，却达到了质疑的效果。
  格雷厄姆站起身来。“我想我们找错了大夫。”
  阿曼达也有同感。他们需要医生的理解，而不是审讯。
  医生又耸了耸肩。“你们就是再看十个医生，也是这些内容。这些选择方法分别是人工授精、宫内授精、细胞内精子注射、体外授精。如果从头做起，花费依次增多，当然你们的年龄也越来越大，受孕机会也就越小。”
  格雷厄姆看了阿曼达一眼，朝门口努了努嘴，阿曼达马上会意地走到他身边，出了诊所。就这样，他们在第三个结婚纪念日来到了纽约。这位新医生看上去经验丰富，很有同情心，他给阿曼达做了一系列的化验，还首次对格雷厄姆做了检查。立刻能拿到的化验结果显示一切正常，他便给了他们一堆阅读材料和一个印满了说明和图表的硬纸本，并很肯定地告诉他们剩下的化验结果也不会有任何意外。最后医生给了他们一份生活制度表，要阿曼达通过在表中记录的体温辨识她的受孕期，要格雷厄姆性生活的间隔至少在两天以上，以便尽量增加精子的数量。
  在回伍德里的路上，他们把医生的吩咐拿来当作笑谈，但笑声中不免夹杂了一丝不安。不可避免的是，Zuo爱不能像以前那样随兴而至。生孩子的目标将逐步使乐趣消失殆尽。时间一月月地过去了，目标却还没实现，他们也更加焦躁起来。
  第四个结婚纪念日过得很平静。阿曼达刚动了个小手术，还在恢复中。给她做手术的女医生开着一家不孕不育诊所，由伍德里南去约半小时的路程。她四十开外，三个孩子都还没满六岁，对那些把自己诊断不出的病症归咎于情感因素的同行非常不屑，曼哈顿的那个大夫显然在她的不屑之列。她坚持让他们直接叫她的名字——艾米莉——她不仅问了些其他医生没问过的问题，还做了些其他医生没做过的检查。正是她的新检查发现阿曼达的输卵管中有个小堵塞物，尽管她还不敢确定这便是症结所在，还是建议做个清除手术以防万一。
  两人立马就同意了。按他们的愿望，眼下该有第三个孩子了——泰勒、爱玛、哈尔——每年一个。而现在，本要容纳一个大家庭的房子显得太空荡、太沉寂了。尽管他们尽力不去想，但有时也不免担心究竟能不能有孩子。
  第四个结婚纪念日他们没有Zuo爱。阿曼达还很虚弱，即便没动手术，时间也不适宜。早上，他们互致了爱意。格雷厄姆将早饭给她端到床头，送她一副心形耳环；她对他说了声“爱你”，送了他一本有关异域灌木的书，然后他去上班了。
  的确，工作令他们在第四个结婚纪念日心情格外舒畅。欧里瑞园林设计公司左右逢源，格雷厄姆在镇中心租了一套房间，雇了两个专职助手和一个营销经理。他享有康涅狄格州西部最大的三家苗圃的选苗权，还与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的多家林场，及卡罗来纳州的许多灌木场有着良好的业务关系。他承揽的工程使威尔的两个种植队忙个不停。
  阿曼达已被任命为伍德里学校系统的协调心理师，这使她能够把这个相对过时的系统融入到当今社会中来。这意味着她可以在诸如学生干部会议、午餐、社区服务活动等轻松的环境中去了解学生；意味着她的服务范围拓宽了，既提供四十五分钟的咨询，也提供五分钟的咨询，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与那些不愿与心理师面对面交谈的学生沟通；也意味着她将与顾问心理师共渡难关，与律师共参机密；还意味着由她组建并培训一个急难事务咨询小组。
  因而，她和格雷厄姆有了宽敞舒适的房子，顺心如意的工作，友善和睦的邻居，相敬如宾的爱情。要是再有个孩子，第四个结婚纪念日将完美无缺。
  第五个结婚纪念日前两个月的那天，阿曼达突然觉得自己不再像女人，而是个产卵的机器人。当她与格雷厄姆共进午餐时，他们谈论工作、天气、三明治，却绝口不提她早上做的——用超声波检测卵泡——也不提下午要做的——格雷厄姆将排出新的精子，阿曼达接受人工授精。他们已经失败过一次了，如果这次再失败，就只剩下一次机会了。
  那天下午，阿曼达一个人躺在不孕不育诊所的病室里。格雷厄姆在取完精子后去工作了。艾米莉在走向大厅时探头进来问候了她一句。经过一番漫长的等待，一位面生的技术员走进病室。阿曼达猜着她还没满二十一岁，因而称之“技术员”也恰如其分。这姑娘不善言辞，待人毫无热情，阿曼达只得试着与她说两句话，可她并不理会。阿曼达只好盯着天花板等这冷冰冰的的技术员注射完格雷厄姆的精子。手术一完，她便又被孤零零地搁在那里。
  阿曼达知道接下来的程序。她要先在那躺上二十分钟，侧抬着骨盆使精子能顺着适当的方向滑动，然后穿好衣服，回家，提心吊胆地再过十天，看能否受孕成功。
  但今天，一个人躺在病室里，伴着格雷厄姆沉默的精子，阿曼达感到胸口一阵绞痛。她试着使自己把疼痛想成是婴儿开始九个月的“宫内”生活时所发出的神秘信号，但她知道疼痛的真正原因：恐惧。
  审判（1）
  1
  多年来，我曾为世上一些最劣等的人辩护过，但是，我所认识的最邪恶的人却从来没有受到过犯罪指控。假如卡尔文·杰弗里斯是在睡梦中死去，或因事故而亡，我是决不会出席他的葬礼的，哪怕是出于好奇。但是，他是被谋杀的。因此，作为一个曾在刑事法庭当过律师的人，我觉得有义务去参加惟一一位成了谋杀案受害者的承审法官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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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拥挤的教堂里，我坐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听着一位从未见过的人在念着悼词。悼文中说的都是公正、公共服务、献身、荣誉、友善、家庭、朋友之类的字眼，还有人们会多么地想念尊敬的杰弗里斯法官等等，尽是些使大家听了心里感到好受些的话语，因为谎言总是比真话听上去要令人舒服得多。
  最后，当能说的都说尽之后，卡尔文·杰弗里斯的###将一枝玫瑰放在他那裹着旗子的棺材上，等待扈棺者准备就绪，然后转过身来，当送葬队伍走上过道时，她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即便是透过彩色玻璃窗照射进来的光线也无法穿透她蒙在脸上的厚厚的黑色面纱。她经过我身旁时，我心中不禁纳闷，隐藏在那面纱后面的会是什么样的情感。
  来到教堂外，在湛蓝的天空下，哀悼者们目送着棺材被抬进一辆光洁闪亮的灵车的后部。六辆豪华大轿车等在那儿，法官的妻子被扶进第一辆车里，过了片刻，由两辆警用摩托车开路，送葬的队伍开始缓缓地向遥远的火葬场行进。
  三月里凛冽的寒风像针似的刺着我的脸庞，吹得我两眼淌泪。我将上衣领子紧紧地拉到脖子边，开始挤在人群中走下教堂的台阶。我急着要离开那儿。既然葬礼已经结束，我想把人们悼念的已故的卡尔文·杰弗里斯忘个一干二净。
  我转上人行道时，差点儿与哈博·布赖斯撞了个满怀。“您愿意发表点看法吗，安托内利先生？”他问道。
  布赖斯站在了我面前。他是一家报纸的记者，他报道法庭新闻的时间比我当律师的时间还长。风儿一阵紧似一阵，布赖斯眯缝着眼睛，领带从他扣紧的上衣里冒了出来。我没有回答他，只是摇摇头。我们在街道上艰难地行走着，一句话也不说。最后，他问我是否愿意在什么地方停一下，喝上一杯。
  “现在喝酒是不是早了点？”
  我们来到下一个街区时，一家古老的酒吧餐馆正在开门，门上方的石头上刻着酒吧建造的年代。我们在空荡荡的吧台前要了一杯酒，端着来到一张木桌旁。桌子紧靠布满灰尘的砖墙，墙上挂满了曾经显赫一时但如今早已被遗忘的人的签名照片。
  哈博慢慢地吸了一口粗气，将椅子往桌子跟前拉了拉，直到他那大肚子无法再往前靠为止。他向前耸起他那塌肩膀，胳膊搁在桌子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