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月三日，北京公布了消息，说山东已经卖给了日本，安福系政府已经打电报到巴黎，给凡尔赛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命令代表团接受山东的让予日本。本来就有一个庞大的学生游行示威运动在计划中，原定七日举行，警察正在逮捕学生领导人物。一个姓钱的女生被捕，促使领导人物决定改变日期，提前于第二天举行。第二天下午一点钟，学生自十三个学院、大学出发，在北京天安门前集合，另外还有别的学校的代表，学生扛着旗帜标语，标语写的是：“打倒卖国贼！”“讨回山东！”“废除二十一条！”一个姓谢的学生，走到讲台上去，当众咬破手指，用血写在白旗子上：“还我青岛！”
  这个示威运动，表面儿上竟成了卖国贼曹、章的出丧大典，因为有一对白旗子，像丧礼的挽联一样，上面写的是：决心媚外，章贼头颅今有阶卖国求荣，曹家后代碑无文游行的大队原先计划通过使馆区东交民巷，但是商请通过，未得允许，群众受挫折后，如洪波巨浪，涌向曹汝霖的公馆。当时曹汝霖正和章宗祥讨论进一步的中日协商问题，章宗祥当时受召自东京返国，即将升任外交总长。曹家公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有的学生爬墙进去，警卫人员颇受学生爱国的热情所感动。后门终于打开，曹汝霖已经逃走，章宗祥则藏在院子里一个木桶里，被学生发现，揪了出来，由他的日式胡子泄露了身分，遭受了殴打。群众没能找到首恶，失望之余，打碎了曹家的门窗家具，纵火烧房。
  当时，傅增湘先生正任教育总长。因为教育部没有钱，又有许多学生问题，所以教育总长一职是内阁中最不受欢迎的差事，因此才留给安福派系以外的人去做。群众散去之后，三十二个学生被捕。当时谣传被捕的学生将处死刑，北京大学将予解散。保释学生的商谈失败，傅先生和十四个大学学院校长呈请辞职，学生终于释放。
  事件的发展，证明学生全部胜利。这个运动转眼风靡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商会也激起爱国的热情，于是形成了全国罢市。在六月十日，名声狼藉的曹章陆三人遭政府撤职；在二十八日，中国派赴巴黎的代表团撤退回国。
  曹汝霖自住宅逃出后，住入六国饭店，牛怀瑜前去探望。在全国怒潮澎湃之下，曹汝霖和其他人等，决定到天津日本租界去躲避，怀瑜和他们一齐去日本租界，他自然心中别有所图。素云和莺莺不久之后也跟了去。经亚问他太太素云为什么要去，素云回答说：“你不用管。”
  素云离开后，第二天，她的异母同父的妹妹黛云来看木兰。黛云现年十七岁，现在和自己的父母一同住在北京。有一件事看来很怪，就是她父亲牛思道，在六十岁的年纪，竟而遗弃了他太太，拿了自己大部分的钱，不顾他太太的反对，公然和黛云的母亲福娘住在一处，福娘自然年轻得多。黛云则是一个极端维新的女孩子，是民国十年左右那一代典型的性格。那一代腐败官僚的儿女，有的效法父母那种榜样，有的则完全成了父母的叛徒，毫不妥协的斥责父母的生活方式。受了当时青年热情的激励，黛云则痛斥旧官僚的生活和家庭的腐败，正像从那种生活的内部揭起了叛逆的旗帜，具有十分彻底的自信。因为当时把家庭关系看做“封建”观念，所以她批评父亲、母亲、同父异母的姐姐、她的嫂嫂，她异母同父的哥哥怀瑜，无不万分的坦白。她父亲本质上，她认为是纯洁天真，但是她承认她家的钱是不义之财，他父亲就是那一大批贪官污吏中的一个，一旦革命到来，是应当枪毙的。她说话声音粗，不像高贵妇女的声音。她留着短发，穿着白上衣，黑裙子，长得刚过膝盖，完全是当时女学生的装束。木兰听她说话，就犹如听一个使人无法置信的家庭传奇。黛云说：“哈！我哥哥听说章宗祥被我们学生痛打，他自己藏在屋里去，把门插起来，头都不敢往外伸。第二天早晨，曹汝霖叫他到饭店去看他，他把小日本胡子刮下去，化妆改扮之后才敢出去。你知道曹汝霖和章宗祥都留有日本仁丹胡子。所以章宗祥藏在木桶里，我们还是认得出他来。我哥哥到家之后，他告诉我嫂嫂他们也许有危险。”
  木兰问：“哪个嫂嫂？太太，还是姨太太？”
  “当然我指的是我嫂嫂。那个我就叫她莺莺。因为我也参加了示威运动，我哥哥结结巴巴的骂我，那个样子，可惜你没有看见。他说那些学生什么都会做得出来。他们应当到六国饭店才安全。你知道他一激动起来，结结巴巴的说话时，那个样子完全像我父亲，大嘴唇一上一下的动，就像一条鱼——我们全家都嘴唇大，我也是……嘿，他唾沫飞溅着结结巴巴的说，我就坐在那儿，不言不语，微微发笑，后来他转过来对我说：”你们男女学生不好好儿念书，对政府毫无敬意！‘我说：“对卖国的政府，我们当然没有敬意。我们若把山东卖给日本，你们赞成不赞成？’我极力和他辩理。他又跟我说：”你们哪儿懂政治！‘我说：“至少，我们知道卖国总不是对的。只有黑良心的才赞成把山东送给日本人。’他更恼怒起来，他对我说：”都是你们女学生——在街上和男生一齐游行。看着和娼妓一样，真是无耻。‘我立刻还回去说：“你们当然认为女学生在街上爱国游行是无耻。可是，我不是天津妓院里出来的呀。’可惜你没看见莺莺的脸变了色，而我嫂子瞪着大眼望着我！”
  木兰问：“你也敢说那种话？”
  “我怕什么？他不敢把我怎么样。我不要他的钱花。我也不想当阔家小姐。我自食其力。对莺莺我完全不在乎。因为不叫她嫂嫂，我就叫她的名字，只有她怕我。”
  木兰问：“莺莺和吴将军的事情你知道不？是不是真的？”黛云回答说：“嘿！他们叫我们共产党，共妻共夫。我哥哥和吴将军才是烂透了呢，因为他们俩共一个妻。北京天津人人都知道，我用不着保守什么秘密。他把莺莺献给吴将军做姘头。吴将军不要莺莺的时候儿，他才和莺莺在一起。莺莺还以此自鸣得意。一天，怀瑜在我和他太太面前，他告诉莺莺说有朋友问他这件事。你知道莺莺说什么？她说：”由他们去说。他们是嫉妒。好多名女人都想得到吴将军的垂青，可惜还办不到呢。‘一点儿也不错——你是不相信——吴将军还邀他和莺莺一齐到吴将军家去吃饭呢。吃完饭，我哥哥找个借口微微的笑着离开，叫莺莺留在那儿陪着吴将军打牌，然后一起过夜。去年春天，她在吴将军家过了七、八天。那是开头儿。“
  木兰问：“你相信素云也纠缠在里头吗？你可以把真实情形告诉我，你我无话不说。我必须顾及到我大伯子的名誉。”黛云说：“那个我不知道。我知道她们在天津是一块儿到吴将军那儿去的。”
  “你嫂子还在北京住吗？”
  “是啊，她在这儿。和孩子们看家。倒是没人管她。”
  木兰觉得牛家这个小叛徒好有趣，告诉她有空儿常去串门儿。
  那个时代的中国，就是如此。到底是老一代的迷惑？还是年轻一代的迷惑？实在不易确言。一切价值标准都告崩溃。老一代腐败而无能，少一代反叛而欠教养。老人对中国，对自己，都失去了希望，少一代对将来则抱有无限的热心。年轻的一代若没有权利抱有希望和热心，谁应当有呢？他们把一切都抛弃之后，自己似乎不成熟，粗野欠修养。他们确实是缺乏教养，不过有热血，有良心。
  “五四”运动只是好多学生运动的开始。以后，每逢国家有危难，政府里，心已经变凉的老一代人的措施，一触怒了热血的青年，就有学生示威运动。老一代总是抱怨年轻人不努力求学，少一代则抱怨老一代治国无方。老少两代之间的冲突越发强烈，老一代苛酷的讥诮，自然而然会引起少一代的反叛不服。这种情形一直到民国十六年国民党利用青年爱国热情伟大的力量，推翻北京政权革命成功为止。
  但是改变木兰和我们这个故事中其他人物的生活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学生运动。
  木兰必须把莺莺的丑闻和立夫莫愁说，这是势不可免的，而且黛云仍然是常到王府花园儿来探望他们。
  立夫问：“你哥哥为什么干这些事情呢？他日子过得蛮好嘛。”
  黛云说：“他？”这个字用强势的鄙夷腔调儿说出来，“这些狗官若不弄到百万千万，是一辈子不满足的。穿长袍儿的要依靠着系皮带的。他现在还想发更大的财，打算凭裙带关系当个军阀的小舅子呢。”
  黛云说：“你能写。为什么不揭发这种妖魔鬼怪的丑事呢？”
  莫愁对立夫说：“你要小心哪。”
  立夫说：“我不怕。全国都恨死这一批人了。”莫愁说：“但是很多安福系的人现在还当权呢。他怎么也算咱们一个亲戚。”
  黛云说：“你太封建。他也是我异母同父的哥哥呀。”
  立夫问：“你真正不在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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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乎？我会供给你一切的资料。”
  木兰看着，一言未发。
  莫愁说：“按道理，这些狗官，应当全部揭发他们的黑幕。可是他是咱们的亲戚，应当宽容他一二。而且不能用你的真名实姓。还是让别人去写吧。”
  立夫说：“这些狗官若不给他们个当头棒喝，他们是有进无退的。”
  莫愁说：“你是生物学家。为什么不研究昆虫，为什么不用你的显微镜？”
  立夫说：“昆虫？我只知道有两种虫子。第一类：是军阀的小舅子。第二类：是想做军阀的小舅子还没做成的。这些都是我的虫子——这些寄生虫快把中国吞吃完了。”木兰说：“立夫，你是少见多怪。那种寄生虫哪儿都有。你知道一个接受法国政府的勋章的‘伟人’吧？他就是凭送给袁世凯一个妾才平步青云的。”
  立夫说：“那又不同。他不是把自己的妾送呈御用的。他只是知道袁世凯喜爱那个妓女，买到手送给老袁的。这不一样。他还不算那么无耻。”
  莫愁一看立夫还不能就此止住，只好打圆场，以妥协结束。
  立夫写作时打算用一个笔名，只把真名字告诉编辑。怀瑜、莺莺，以及吴将军的名字，巧予隐密。莺莺的名字改为“燕燕”，因为莺莺燕燕常用以指一群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怀瑜”改成“卞宝”，因为古时卞和发现了一块巨大的宝玉。
  立夫写了一篇故事，由陈三誊写。他模仿旧小说说书人的风格，着意描写莺莺的风骚丑态。并没有说明是小说或是真实故事，莺莺在此小说里的特点是很容易辨认得出的。怀瑜的仁丹胡子提到了好几次，也分明说到他是卖国贼曹某的狗腿子。
  这篇小说在北京的报上登出来，有些读者猜想“燕燕”就指的是莺莺，有些人一看就立即认出来。
  莺莺把这篇小说拿给吴将军看，怪得很，吴将军大笑。莺莺说：“这篇小说真讨厌！”吴将军说：“这篇小说上对你的美丽迷人，可恭维得很呢。”吴将军觉得小说上把他写成一个风流人物，那样年岁还能和少妇闹风流韵事，对此颇为沾沾自喜。他说：“我看这篇小说上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只是一篇小说嘛。有什么关系。”
  这一揭发，最恼怒的是牛怀瑜。他觉得若公开采取行动，反为不美，因为等于自己承认是小说中的卞宝了。他给北京一个同僚写了一封信，让他调查清楚，并要编辑道歉，至少编辑声明那篇小说纯属杜撰，对当代人绝无含沙射影之意。他的朋友把这件事一笑置之，并没采取什么行动。那个朋友问编辑作者是谁，编辑因为是立夫和傅增湘先生的朋友，拒绝相告。他说怀瑜若自己一定以为是卞宝，他可以控告毁谤名誉。怀瑜一控告毁谤名誉，一定自己要显露身分，反到越描越黑。并且那位编辑有傅增湘先生的后台，傅先生虽然已辞去教育总长，自然还不乏有势力的朋友。怀瑜痛心疾首，但是毫无用处，他怀疑黛云与此事有关。几个月之后，怀瑜发现了真正的作者是谁，起誓要报复。
  这时候儿，在北京有很多“通讯社”，成立的目的是专向政府的机构每月领津贴，事情是不做，其存在的目的只是正常合法的勒索，所有政府的首脑儿人物，都愿意和他们保持友好的关系。每一笔向日本借到的款项，虽然不啻是北京政府财政沙漠上的甘霖，那些通讯社也都得到好处，因为政府这项“油水”得向各机构善加分配才成。有的只要有津贴就领，不管是什么来源，甚至从敌对的两个政治派系。安福系的敌对方面也有一个这种通讯社。一看见孔立夫的小说，那家通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