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报纸的职位是编辑，没有了阿政的照顾，许多事情我都要自己做决定，我想做一个和阿政一样出色的新闻工作者。
  阿政的估计错误了，新报纸非常成功，销量还超过了我以前工作的那一份报纸。这个时候，他们当然不需要阿政。
  我的工作受到洪乐平的赞赏，他很提携我，给我很多机会，虽然有时会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但我也从中得益不少。他处理新闻的手法比较煽情，跟阿政的做法不同，所以阿政常常批评我们做的新闻，我们会为一宗新闻的处理手法而吵架。
  由于表现出色，我在三年间升职加薪数次，在行内也有人赞赏，我很高兴，因为我和阿政的距离接近了，从前经常有人在背后说我利用他，现在证明了我不是利用他。我要让人知道，我配得起阿政。阿政那时已是副总编辑。
  也在那个时候，我发现我和阿政出了问题，他怀疑洪乐平追求我。
  “没有这回事。”我跟他说。
  “那他为什么要提拔你？”他反问我。
  我很气愤，阿政这样说，就是不认同我的才干，他认为我的发展那么好，是因为我的美色。
  “你一直也看不起我。”我骂他。
  “不是。”他为自己辩护。
  “当初是你作决定的。”我说。
  “我知道。”他说，“我却不能阻止你爱上别人。”
  “我没有。”我抱着他说，“我只喜欢你一个人。”
  “我也是。”他紧紧地抱着我。
  那以后，他没有再怀疑我跟洪乐平。
  一年之后，我又碰上另一个发展机会。洪乐平准备大展拳脚，他决定脱离报界，成立一间公关顾问公司，那是一门潜力很大的生意，他找我当合伙人。
  我跟阿政商量，他反对。
  “好端端当一个港闻编辑，为什么要转行？”他问我。
  那时候，我已经厌倦了当一个天天去报道人间惨剧的记者。
  “当记者可以有什么前途？”我反问他，“开公关公司是一盘可以赚大钱的生意。”
  “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市侩？”他冷笑。
  “你什么时候才肯变得现实一点？”我反过来问他。
  “我没有你那么喜欢钱。”他说。
  “所以你一份工作就做了十年。”我冲口而出。
  “是的，我是个不会赚钱的男人，你去找一个会赚钱的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喜欢怎样便怎样。”他不再跟我讨论。
  *　*　*
  我答应了洪乐平跟他合组公关公司，我以为阿政会慢慢接受我的选择。
  我们公司的生意比我们意料中要好，第四个月后已经赚到钱。我和阿政见面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那一天，他要立即到北京，报馆的一名记者在北京采访时被拘留。每一次阿政出门，都是我替他收拾行李的，那一夜，我连替他　收拾行李的时间都没有。
  “我出去了。”他拿着旅行袋说了一声就出门。
  那时是严冬，北京应该正在下雪，我想起了我在英国买给他的那一双雪靴，我赶忙在鞋柜里找出那双雪靴，拿去给他。我追到街上，他已经登上一辆计程车了。
  阿政从北京回来的那天晚上，脚上长满冻疮，我觉得很内疚。
  “你为什么不带那双雪靴出门？”我埋怨他。
  他没有理我，摊在床上闭上眼睛。
  四十六
  我在浴室倒了一盆热水出来替他洗脚，我还是头一次替男人洗脚。
  “你干什么？”他坐起来问我。
  “替你洗脚。”我低头用毛巾替他洗脚，跟他说，“把脚洗干净，然后涂药膏。”
  我一边替他洗脚，一边忍不住流泪，我想起我在英国买那双雪靴给他的情景，我记得他在酒店里脱下那双球鞋时，脚上长满了冻疮。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们会走到这个地步？我舍不得。
  阿政捉着我的双手说：“傻女，别哭。”
  “我们会一起到老吗？”我问他。
  他点头。
  但他的诺言没有兑现。他的事业停滞不前，我的事业则可说是如日中天，我在公关公司拿的薪水，加上分红，每个月有接近十万　，是他的一倍。
  从前认为我配不起阿政的人，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
  我想到要换一个更大的单位，但阿政反对。
  “为什么要换？我喜欢这里。”他说。
  “你不觉得地方太小吗？”我跟他争辩。
  “我没有钱。”他说。
  “可以用我的。”我说。
  想不到我这句话正好刺中他。
  “那你自己搬走吧。”他说。
  “你是不是要我走？”我问他。
  他没有回答我。
  我们躺在床上，整晚背对背不说话。
  换屋的事搁置了，但我们争吵的次数越来越频密。每当我兴高采烈跟他提起我的工作时，他总是冷冷淡淡的说：“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没有支持，也没有鼓励；或许他从来没有想过，我努力是因为想配得起他，我不想输给他以前的女朋友。
  就在三年前的那一天晚上，我们又讨论换屋的问题。
  “我们要换过一间屋，我的东西已经没地方放了。”我跟他说。
  他坐在床上看书，对我的说话好象充耳不闻。
  “你听到没有？”我问他。
  “要搬的话，你自己搬好了。”他望也不望我一眼。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分手？”我给他气得七孔生烟。
  “反正我配不起你。”他说。
  我很愤怒，把他从床上揪起来，他用手推开我，我们打起架来，在这天之前，我们已经两个月没有做爱。
  我没有哭，我被他扔得很痛，但我不肯流下一滴眼泪。
  “我们分手吧。”我说。
  他没有反对。
  我把我们联名买的单位卖了，还了银行的贷款之后，把余下的一半钱存入他的户口，从此我们各不相干。
  *　*　*
  分手后的第一年，我们连朋友也做不成。
  分手后的第二年，他介绍了一宗生意给我，我们偶然会通电话，我知道他正在跟一个女孩子来往。那个女孩子比他年轻十年，是他一位朋友的秘书，我见过她一次。她很仰慕阿政，就象我当年仰慕阿政一样；跟我不同的是，她没有觉得自己配不起阿政，她不认为阿政需要一个和他一样出色的女人。
  “他很大男人。”这个女孩子对我说。
  从前我也知道阿政是个大男人，我以为自己是个小女人，我努力工作，是为了他，爱情是我生存的动力。可惜阿政要的，不是我这种大女人中的小女人，而是一个没有野心，甚至没有进取心的女人。
  四十七
  分手第三年，阿政告诉我，他要结婚了。
  “她想要个名份，我的年纪也不少了。”阿政一边搔头一边说。
  我都忘了，他已经三十八岁。
  “恭喜你，会请我喝喜酒吗？”我问他。
  “你有空吗？”他问我。
  “我还是头一次喝旧情人请的喜酒，我一定会来的。”
  “有一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阿政说。
  “什么事？”
  “那天打了你，对不起。”他说。
  “是我先出手打你的。”
  “我不应该还手。”
  “当时不可能不还手的。”我笑说。
  他也笑。
  阿政的婚宴在尖沙咀一间酒店举行，今天阿政的打扮很帅。以前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也憧憬过我们的婚礼，我只是想着自己的新娘子造型，倒没想过新郎是怎样的。
  我送给阿政的新婚礼物是一幅油画，可以挂在客厅里。我想了很久该送什么礼物给他，最后，很自私地想到送一幅油画，让他家　里永远有属于我的东西。
  在宴会厅外面的走廊，我遇到阿政。
  “谢谢你来参加我的婚宴。”他跟我说。
  “有一件事，我都忘了——”我说。
  “什么事？”
  “那一双雪靴，是你拿走了，还是我拿走了，搬屋时很乱，我都忘了。”我说。
  “是我拿走了。”他说。
  或许是我一厢情愿，我觉得阿政还是爱我的，他没有忘记那一双雪靴。
  我还有一件事没有告诉阿政，我后来又买回北角那个我们一起住过的单位，时常站在阳台上，想起他抱着我的情景，我仍然相信，没有人会象他那样爱我。
  站在阳台上，我会希望香港下雪，那么阿政就可以穿上我买给他的那一双雪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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