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谎言。联合国大会在1952　年12　月3　日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企图迫
  我接受。周恩来致电联大主席，指出这是在战俘问题上以强迫扣留的“原则”
  为基础的决议，支持了美国的错误立场，是在中朝没有参加的情况下通过的，
  因此是非法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反对。
  周恩来和我方代表团的坚定立场使美方骑虎难下。“联合国军”总司令
  克拉克的谈判顾问、美驻日大使穆菲惊呼，战俘问题是美国的“弗兰肯斯坦
  因”（在一部有名的英国小说中，一位生理学家制造了一个怪物，名叫做“弗
  兰肯斯坦因”，最后自己被这个怪物所毁灭）。这正像当时周恩来分析的，
  艾森豪威尔本欲做出强硬姿态吓人，殊不知人未吓倒反吓倒了自己。因此，
  艾森豪威尔新政府上台后不久，从总的战略出发，不得不改变那种破坏和拖
  延谈判的政策，开始实行转弯。1953　年3　月28　日美方提出先交换伤病战俘
  就是一个信号。
  具有非凡政治头脑和外交眼光的周恩来敏锐地抓住了美方的新动向，同
  意交换伤病战俘，并建议恢复谈判。以此为契机，为推动停战的实现，周恩
  来指示我方采取了自谈判以来最关键的步骤，也是最大的让步。
  1953　年3　月30　日，周恩来提出了“分两步走”的建议，即停战后立即
  遣返一切坚持回归的战俘，而将其余的转交中立国，并经过有关方面的解释，
  以保证他们的遣返权利能得到尊重。他指出，这一建议并非放弃《日内瓦公
  约》的遣返原则，也非承认有美国所说的“拒绝遣返”的战俘，而是为终止
  我方被俘人员继续流血而采取的新步骤，以便使在对方恐吓和压迫下心有疑
  惧、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的遣返问题能得到公正的解决。周恩来的这一
  建议在国际上受到广泛欢迎。
  对周恩来提出的把暂时不遣返的战俘交给中立国的建议，美方以存在实
  际困难为由加以反对。周恩来又指示我方作出让步，遂同意将他们交由设在
  朝鲜非军事区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一定时期，以便他们在不受威胁的情
  况下行使被遣返的权利。6　月8　日，双方终于达成最后协议。这一协议虽采
  纳了原先印度向联大提出的有关提案中的某些步骤，但与该提案也有很大的
  不同。印度提案要把最后剩下的战俘交联合国处理，而联合国当时是交战的
  一方，这是我方所不能接受的。况且，当时美方气焰尚高，还不想真正作战，
  只是要逼我就范。周恩来认为，如果我们那时让步而接受印度提案，就等于
  在压力下示弱，正中美国下怀，这是不可取的。
  停战后，战俘问题仍是斗争最尖锐的问题。美方出于反共和给中国与朝
  鲜抹黑的方针，伙同李承晚，蒋介石公然违背停战协定的有关规定，把我被
  俘人员交给李、蒋集团编入军队。对这种强盗行径，周恩来提出了最强硬的
  抗议，表示一定要追究到底。他提出，鉴于美国的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国际紧
  张局势，召开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五大国会议更加必要。后来，这一会议于
  1954　年4　月在日内瓦举行，新中国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由周恩来总理兼外
  长亲任代表团团长。
  总之，在战俘问题上，我方同美方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坚持了应予全部
  遣返的原则，但从实现停战的全局利益出发，在遣返的步骤，时间和方法上
  作出了必要的让步。可以说，在整个停战谈判中，周恩来做到了该争的据理
  力争，可让的或不能不让的，看准时机让。对如何掌握让步的程度和时机，
  周恩来明确指出：美国蛮横无理时不能让步，虚张声势时不能让步，不起作
  用时不能让步，让步必须能扭转局势。当行则行，当止则止。
  宣传自己结交朋友——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上接待各方记者
  1954　年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中、苏、美、英、法
  都派代表团参加，引起广泛注意。周恩来规定，除新闻发布会外，外国记者
  同中国代表团接触，一律通过新闻办公室。
  周恩来对接待外国记者的工作，作了五条原则指示：（1）来者不拒，区
  别对待；（2）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3）记者提
  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已经决定的，已经公布的，经过授权的事，
  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记下来，研究后再回答；（4）
  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5）接待中，要有答有问，有意识
  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
  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
  加，被我有关人员拒绝了，并准备同“新闻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记者
  证。理由是中央社是台湾的官方机构，要警惕他在日内瓦制造“两个中国”
  的假象。周恩来事后得知此事，他说，不能抽象他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
  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
  损失。蒋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坚持一个中国，但他所坚持的是只有一个“中
  华民国”。美国顽固支持蒋介石，一直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现在怎
  么样：瑞士早就同我们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们一起开会，这里哪有“两
  个中国”的影子？来了一个中央社记者，怎么就会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
  呢？对于蒋介石来说，他对这次会议很不安，美国当然会向他通气，但他信
  不过。他派个记者来，显然是为了便于进行现场观察，观察我们，也观察美
  国。让他了解一些第一手的真实情况，这对我们很有好处。把人拒之门外，
  这于情理不合。
  事后，周恩来还关照我有关人员，在我们的记者中找一位便于同王家松
  接触的同志，向他作些解释，告诉他，今后如愿参加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我
  们欢迎，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酌情帮助。但要注意，同他接触，一定要掌
  握好分寸，不能过头，要顾及他的处境，不要使他为难，更不能让他丢掉饭
  碗。
  当时的新闻办公室设在宝瑞华旅馆，来访的外国记者很多，有时应接不
  暇。他们着重询问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周恩来对此早有预见，事先就让有关
  部门编写了介绍中国情况的材料。此外，还带去了国内出版的外文书刊。有
  了这些材料做依据，对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回答。周恩来指定
  人进行了检查，认为没有差错。同时认为我方接待外国记者的方式还太呆板，
  还只是“守株待兔”式的，效果还不很大。他提出可以为友好的记者举行小
  型宴会，为一般的记者举行大型冷餐招待会，请他们吸中国烟，喝中国酒，
  吃中国菜，边吃边谈，让人感到无拘无束，轻松活泼。这不是吃吃喝喝，是
  为了便于你们宣传“自己”，了解对方，结交朋友。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
  更好地执行我们的外交政策。
  不久越来越多的西方记者询问中国的外贸情况，我们准备的材料不能满
  足他们的要求。周恩来说，让雷任民（外贸部副部长）当代表团的顾问，就
  是为了这一点。周恩来要新闻办公室为外国记者举行一次中国外贸问题的座
  谈会，由雷任民主讲并答问。这些方式是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所来采取的。外
  国记者反映很好。有的说，中国人熟悉西方记者的心理，事先准备周密，易
  于使人了解中国。有的说，雷任民的介绍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并不拒绝外
  资，任何国家都没有同中国贸易的优先权。有的说，从周恩来和他的助手身
  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信、乐观和组织能力，他们具有没有大国架子的大
  国风度。有的说，严肃和热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可是在周恩来和他的
  助手们身上，这两种性格融洽地结合在一起，这真是奇迹。
  合情合理以诚释疑——1955　年万隆会议上即席发言
  1955　年4　月18　日至24日在印尼避暑胜地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国家首
  脑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国际会议。周恩来在会议进行的关键时刻，以其
  卓越的外交才能和杰出的智慧，为新中国赢得了受人崇敬的国际地位。
  由于美国势力的幕后操纵，会议的第一天和第二天上午的一些代表团团
  长的发言毫无根据地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种“新式殖民主义”，认为亚非人
  民当前的任务不是去向殖民主义斗争以取得独立，而是要同美国那样的帝国
  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下午，叙利亚的阿泽姆，泰国的旺亲王、
  土耳其的佐鲁三人的发言仍表现出对五项共处原则中最后一项“和平共处”
  所怀有的“怀疑和忧虑”。旺亲王甚至认为中国的傣族自治区使“泰国不得
  不面对渗入和颠覆活动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看到周恩来急速地在
  写着什么，周恩来很快判断出形势给中国代表团的压力，他在极短的时间里
  作出了更换发言内容的决定。
  当大会主席宣布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时，周恩来健步地登上了
  讲台，他字字千钧地说道：“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这
  一句话，使会议的气氛陡变，人们原以为中国这样的大国会厉言反驳，想不
  到中国代表竟如此争取和平。
  周恩来完全了解各国对中国共产党政府所抱的陌生心理和疑虑心情，他
  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
  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
  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周恩来在坦率地说出会议的性质之后，鲜明地提出了会议的目标，他指
  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为了寻找目标的基础，周恩
  来提示道：“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
  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
  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
  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顾虑和恐惧、
  互相排斥和对立。”
  当会场上越来越多的人凝神注视着周恩来的发言时，周恩来进一步深入
  地说下去：“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
  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
  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
  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这就是周恩来对实现大会宗旨所提出的求同方式，所确认的存异限度。
  这是一流外交家的杰出智慧，这是一个关注亚非国家命运的政府行政首脑的
  主张。
  接着，周恩来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思想意识与社会制度、宗教信仰自由与
  颠覆活动，对这三个国际社会中争论最多的敏感问题，周恩来坦然公正地阐
  述了中国政府的主张，他以坦荡的胸怀，向世界人民敞开新中国的姿态，他
  以一个和平的使者，欢迎所有对中国感到陌生的国家参观新中国。
  他的话，简短、明快而有份量，像地球中的引力一样吸引着会场上的每
  一个听众。他的发言使世界各国一下子缩短了与新中国在认识上的距离，使
  世界直接从周恩来身上看到了中国。
  为了节约时间，也为了迅速改变会场的气氛，周恩来的发言，除第一段
  外都由翻译浦寿昌用英文宣读。
  周恩来成功了，中国代表团不负使命，他用18　分钟的发言就驱散了两天
  来的乌云，使会议绕过了前进中的暗礁，它使全世界都认识到新中国的真诚、
  善意和聪明、力量。
  随着周恩来走下讲台，无数记者冲出会场，用最快的方法发布这一重大
  新闻，“求同存异”已经成为公认的术语，大会的主题词。
  事后，印度总理尼赫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说。”缅甸的吴努说：
  这个发言“对抨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就连当日上午在发言中与中
  国大唱反调的马尼拉罗慕洛也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
  主精神。”
  正是周恩来杰出的智慧扭转了大会的方向，促进了会议的成功，因此，
  亚非国家公认中国总理说的话是有权威的。这种权威代表了绝大多数代表团
  和所有亚非国家的意志与愿望。
  互谅互让公正合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
  周恩来1954　年访问印度和缅甸，与两国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接
  着又在万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