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爱国民主人士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跟着周恩来走，接受了共产党的领
  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胡厥文，在回忆与周恩来的交往时说：他“给人以教
  益，却又不自居人师。他思想极为敏捷，但毫不烽芒毕露。。。从没有听到
  他对朋友指手划脚，说‘你应该干什么’，他的讲话朴实无华，总是给人以
  启迪，使人不愿离席。即使对方一时想不通，他也不强加于人，而是耐心地
  不断地做团结教育工作。。，使人在不知不觉之中为之折服”。
  周恩来这种以理服人的高超艺术，也深为国际友人所佩服。在重庆的美
  国驻华大使馆外交官谢伟思曾回忆道：周恩来“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
  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无疑的。但是，他这样
  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
  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深入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
  压服，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
  依靠这种平等待人、以理服人的工作，周恩来常常使许多党外人士不顾
  个人安危；克服各种困难，为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党外著名爱国民主人
  士、救国会领袖“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抗战初期在大后方开办了数十家
  “生活书店”，宣传抗日民主思想。国民党中央多次用威胁利诱办法，要生
  活书店与国民党官办书店“合营”，都遭到邹韬奋的断然拒绝。而周恩来要
  邹韬奋派生活书店人员去解放区创办“华北书店”和“大众书店”，邹韬奋
  却认真实行。1941　年，邹韬奋还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将生活书店的资金和人
  员转移到香港，开辟新的文化阵地，进行抗日民主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周恩来为了扩大我党在学术界的影响，经常参加
  有许涤新，胡绳、杜国庠、翦伯赞、侯外庐等组织的进步学术工作者组织—
  —读书会的活动。当时，读书会把宣传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冯友兰、贺麟视为
  对立面。一次，大家正热烈地谈论昔这个话题时，周恩来来了。他听了一会
  儿发言后便平静他说：“民族大敌当前，在千千万万种矛盾中间，学术理论
  界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和冯友兰、贺麟在阶级立场上矛盾固然是
  尖锐的，但毕竟不是主要矛盾。当前学术理论上最危险的敌人，是国民党右
  派的妥协投降理论，我们斗争的锋芒应该对准陈立夫的《唯生论》。”一席
  活，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把大家说服了。他还强调，学术上的是非真伪，
  要通过深入研究，充分讨论，详尽说理来解决，切不要强加于人。强加于人
  不仅达不到目的，相反还会失去群众。
  建国后，周恩来特别强调，由于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党员干部在许多
  统一战线组织中担任领导，所以，更应注意这个问题。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周恩来主张“有关改革问题，要根据群
  众的意愿，经过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协商，取得上层人同意后再去进行。在
  协商过程中，必须用道理说服人，不要强加于人”。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少数
  民族地区改革问题讲的，但其基本精神，完全适用于对其它重大问题的政治
  协商。似理服人的好处就在于理愈辩愈明，真理总要在几种不同意见的比较
  中得到补充和完善，在不断的斗争中得到发展，那么，无论是解决东南亚诸
  国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还是处理国内事务，周恩来总是深入浅出地讲清道
  理，以理服人。
  积极引导帮助盟友——在统一战线内部集中各党派的进步性
  在统一战线这个队伍里，各方面成员的立场、觉悟和水平差异较大，在
  协商人政方针时也难免出现不一致的意见，可能产生一些矛盾。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周恩来特别注意维护团结，引导进步。他曾教导做
  统一战线上作的同志：“对统一战线内部暗藏的敌人和敌对阶级的思想影响，
  排除出去也是必要的。但排他性不能用在合作的方面。在统一战线内部则要
  把各党派的进步性集中起来，要发展他的联合性，使之成为统一的力量，团
  结起来，共同对敌。”一旦统一战线的盟友出了差错，周恩来总是积极引导，
  耐心帮助，恰如其分地开展批评，立足于推动他们前进，避免粗暴地伤害他
  们。
  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前夕，苏联与日本在4　月13　日签订了《中立条
  约》，国民党CC　派头子通过一位民主人士起草了一个声明，攻击苏联和斯大
  林。几位救同会的领导人不明真相，也在声明上签了字并公开发表在报纸上，
  造成了很不好的国际影响。周恩来和董必武第二天就约请黄炎培、左舜生、
  章伯钩到黄炎培的寓所，再三向他们说明苏、日签约是苏联的一贯政策，不
  影响对华关系；中国抗战主要靠自己，苏日条约并不影响我们抗战；要谅解
  苏联的难处，不能因此损人中苏关系。周恩来的一席话使这几位民主人士认
  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尽可能挽回了影响。在此后的合作中，他们很注意大局，
  特别尊重共产党的意见。
  周恩来历来主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党内严格，对党外宽厚；
  对党外朋友既要推动他们进步，又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勉强。他曾说过：“我
  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1945　年，中共南方局
  准备领导大后方文化人整风，这将是比较尖锐的思想斗争。当时周恩来在延
  安，便同董必武联名致电在重庆主持工作的王若飞，认为大后方整风只能限
  于党内，不能扩大到党外文化人，电报指出，积极引导党外文化界人士参加
  和推动人后方的民主运动，就是很好的整风：不能以在延安的要求来作为衡
  量大后方文化人工作的标准。这是周恩来和董必武从当时当地的条件出发，
  对大后方党外文化界人士的帮助与爱护。
  周恩来经常强调对中间党派和团体的统战工作要坚持经常性、长期性和
  计划性；交朋友要认真和真诚，不是泛泛之交；要同甘苦，共患难，争取长
  期合作；对于进步力量，要帮助他们发展，把他们的发展看做是统一战线力
  量的发展；既要照顾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也要对他们的妥协行为予以批评帮
  助。例如，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为了压迫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采取拉拢
  其他党派的办法，企图孤立中国共产党。2　月20　日，蒋介石宴请各党派参政
  员，表示同意成立各党派委员会，并提出增加委员的人数，企图拉拢中间党
  派。于是一些中间党派产生了幻想。黄炎培等会见周恩来和董必武，希望中
  共再做一次让步，出席本届参政会。周恩来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了中共的立场，
  并提醒他们要认清蒋介石的政策，不要上当受骗。
  在各个党派中，有的党派是右翼的，有的党派上层不好，有一些党派提
  出了一些错误主张，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针对不同的情况予以批评帮助。右
  翼党派只要有某一点和中共主张相同，就支持某一点；有些派别上层不好，
  就批评上层，影响下层；有些派别主张的办法是进步的，但其政治方针是错
  误的，就赞许其进步措施，批评其错误方针。总之，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使
  这些派别或团体能得到进步和发展。周恩来对统一战线的盟友敢于批评、积
  极引导，的确达到了这个目的。
  著名爱国老人沈钩儒被誉为“民主人士中左派的旗帜”。他的儿子沈叔
  羊在《爱国老人沈钧儒》一书中有《父亲与周恩来》一篇。书中写道：“父
  亲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所以能坚定不移地走革命道路，他的思想所以能跟
  着时代的步伐前进，这是与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关怀和帮助分不开的。其中尤
  以周恩来同志对他的影响最为重要最为深刻。”著名工商界人士胡子昂说：
  “各方面人士一和他接触就敬服他。。他与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
  话，都令人感动，令人流泪。”‘听周恩来一席话，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另一位工商界领袖古耕虞也深有感触他说：“像我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垄断企
  业的资本家，能够逐步地靠拢中国共产党，进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
  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这同周总理对我的教导是
  分不开的。”这充分说明，正是由于周恩来的积极引导，热情帮助，才使一
  大批民主人士走上了革命或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求同存异广结盟友——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
  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阶层、党派、集团、以至个人，从各自利益出发，
  在一定条件下，为了实现共同利益在一定的政治基础上自愿结成的政治联
  盟。在阶级社会中，古今中外各阶级、各党派，都在力图建立统一战线，以
  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都在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不管是否公开这样说，
  或者用别的什么说法。就无产阶级政党来说，统一战线是实现和扩大革命的
  同盟军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
  只要中国共产党存在，就必须有它领导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共同的利益”、“自愿”结成联盟，规定了“同”，因为联盟的利益
  足共同的，所以是谓“大同”；“各自的利益”，规定了“异”，各自的利
  益对共同利益来说是从属的，所以是“小异”。这是统一战线的要求和特点。
  不然，它就建立不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也会破裂。
  “同”和“异”是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又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
  变化而变化。“大”和“小”，是相对的，不是指事物本身的性质而说的。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一贯思想；“求同存异”
  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周恩来的一大贡献。
  关于这一重要思想的红线早在大革命前后就勾画出来了。1923　年7　月，
  周恩来在他起草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中号召：凡是，“不甘为列强
  奴隶军阀鹰大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
  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卵翼下的北京政府。这条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只
  求反北京军阀政府之“同”，而存各自派别、信仰之“异”。之后，孙中山
  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
  国家主义派却攻击这是“阶级妥协”。周恩来批驳他们，现在，“无产阶级
  和有产阶级合作”，是为进行“国民革命”，走完这第一步，将来共产党还
  要走第二步——“打破私有制度”，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指明了国
  共合作的“同”和“异”。
  1926　年底，他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中指出：“国民革命原
  是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共同的出路”；而“各阶级却有他们各自的出发点”，
  “更有各自所欲获得的利益。”在这里，周恩来用阶级的观点分析了结成统
  一战线的各阶级的“同”和“异”。
  1938　年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对周恩来说，“中共既实行
  三民主义，最好合成一个组织”，“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周恩
  来明确地回答，“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
  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不仅失
  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这样，不仅坚持了国共合作中政治上的
  “求同存异”，而且强调了在组织上、思想上的根本区别，从而把蒋介石的
  “溶共”图谋打了回去。如果说前面这些论述只是有了“求同存异”的思想，
  那么把这一思想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表述出来，是在40　年代初。在粉碎蒋介
  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复杂而艰巨的斗争中，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人，周恩来强调指出：“于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
  可以‘求同存异’。”这是“求同存异”的第一次表述。
  建国初期周恩来又指出：“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
  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
  存在差别是允许的。”这是对“求同存异”的具体阐释。他还进一步闸明：
  “人心不同，各为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
  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
  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
  这就从唯物辩证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