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御强敌早开谈判——首倡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中国东北三省恣
  意践踏，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这时，周恩来连写数篇有关“九·一八”
  事变的短文，分析民族矛盾已尖锐地摆到中国人民面前。
  1932　年伊始，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把妄图
  吞噬中华民族的血口张得更大。面对此严重形势，肩负着解放中华民族这一
  历史任务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制定新的方针、政策。此时，周恩来参与了党
  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的制定。
  1934　年初，蒋介石不顾民族敌人的逼近，调集军队进攻要求一致对外的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此时，周恩来起草了以毛泽东、朱德名
  义发出的《向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紧急提议》的电报，提出六条挽救危局的
  具体建议，体现了“反日反蒋联合战线的精伸”。7　月15　日，他又和毛泽东、
  朱德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重申愿“同全国武装队伍
  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随着日本帝同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1935　年6　月，当中央红军还艰苦跋
  涉在长征途中的草地上时，周恩来己清醒地意识到华北危急，便与毛泽东、
  项英、张国焘、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
  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海陆空军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起来，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
  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8　月1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继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
  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同告全体同胞书》，表明愿与一切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
  团体、军队和个人，共同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中央红军在艰苦
  跋涉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参与中共中央发出《为目前反日
  讨蒋的秘密指示信》，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有下层统一战线，而且
  要有上层统一战线。所有这些，既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的认识上日趋一致，也为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政治路线提出来的瓦
  窑堡会议作了直接的思想准备。12　月中、下旬，中央政治局瓦窑堡扩大会议
  以决议的庄重形式，明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会议规定中
  同共产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
  对当前主要的敌人一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分石”；决定将苏维埃工
  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确定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的方针，
  主张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决定红军东征山西，以便对日直接作战。周
  恩来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在会上几次发言，和毛泽东、张闻大等一起，为
  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瓦窑堡会议之后，为贯彻会议精神，周恩来以其主要精力，致力于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并首先选准了东北军这个突破口，成立了以他为
  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于是，使有1936　年4　月同张学良的肤施会谈，且
  取得了重要成果——双方具体分析了逼迫蒋介石参加抗日的可能性，讨论商
  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
  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这次会谈，不仅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
  定意义，而且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有极重要的收获。
  几乎是在开展东北军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又受中共中央的委托，统一主
  持对东北军和西北十七路军的工作，且与蒋介石秘密谈判的渠道也逐渐打
  开。
  针对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的斗争更加尖锐化这一情况，在8　月10
  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最先建议，应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
  毛泽东作结论时，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既然放弃反蒋，就意味着不排除联蒋，
  而联蒋则是实现国共再度合作的关键。显然，这比既主张国共合作同时又要
  反蒋的方针和口号深刻、实际了一大步。
  8　月31　日，周恩来复信曾养甫：9　月1　日，他又致信陈果夫、陈立夫，
  均表明中国共产党“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至此，周
  恩来就第一次代表中国共产党把国共再度合作明确提出来了。这表明，周恩
  来是共产党内“逼蒋抗日”的最早提出者，也是两党再度合作的最早倡导者
  之一。当然，其中也不排除国民党蒋介石在民族危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顺
  应历史潮流而对共产党关系作了自动的松动。但毕竟前者的努力才是最有诚
  意的。
  也正是在9　月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
  指示》。这个指示写道：“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
  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
  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
  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杭
  日。”“我们目前的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全
  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代表
  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方针的重大转变：正式完成了以“抗
  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过程。正因为有了这个转变，所以在后来的西安
  事变时才能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它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当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方针确定下来之后，周恩来又是最强有
  力的推动者。在9　月16　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进一步刚明：联蒋抗日
  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他还强调说明，蒋要走到同我们合作，距离还很远，但
  我们不应放弃他，应逼蒋抗日。
  9　月22　日，他再次致书陈果夫、陈立夫，希望他们“力促蒋先生停止内
  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国家之幸也。”
  24　日，潘汉年携带周恩来的信件和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
  草案》离开陕北，前往上海，去表达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良好愿望。
  铁肩担义战斗古城——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6　年12　月12　日晨，在十一朝古都的西安，发生了一件震撼世界的大
  事变——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粑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拒绝联共
  一致对外的蒋介石扣起来了。
  捉住了蒋介石，如果杀了他，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就会抓住借口，扩大
  内战，公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这对中国人民是不利的。
  怎么办？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一时拿不定主意，他们立即打电报请共
  产党派代表来协商解决这一关系到祖国前途命运的大事。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远离西安的陕北黄土高原上得知这一消息，感到很
  突然。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即召开会议，讨论事变的性质初中共对张杨、南京
  政府以及蒋介石的态度问题。
  关于这次事变的性质，会议认为是革命的，抗日的，没有帝国主义的背
  景，应该给事变的发动者以支持，并决定派周恩来去完成这个艰巨而复杂的
  任务。当天深夜，毛泽东、周恩来即复电张学良，告知“恩来拟来兄处，协
  商大计”。
  为了制定正确的解决这次突发事变的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13　日继续召
  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周恩来作长篇发言，分析南京政府内部各派系和地
  方军阀以及国际上各种力量对事变可能采取的态度，提出共产党应取的对
  策：在军事上应准备迎击南京方面对西安方面的夹击，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
  京对立，应努力争取蒋之大部，孤立何应钦，巩固我们的力量。
  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与解决事变，面临的政治局势将是错综复杂，瞬息
  万变，许多事物由周恩来当即立断，慎重处置。他勇敢而沉着地挑起了这副
  重担。
  那时候，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还没有飞机场，必须到延安
  去乘飞机。那天，大雪纷飞，积雪盖注了道路、山峦，北风呼啸着、狂吼着。
  在这风雪交加的日子，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存亡，都到了危急关头，周恩来
  和红军参谋长叶剑英骑在马上，在飞雪和寒风中奔驰，两天走了100　多公里，
  才赶到了延安。
  周恩来一身风尘，于17　日傍晚抵达西安，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不，
  准确他说，是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用恩来一到金家巷张公馆，席不暇暖，即与张学良进行通宵达旦的谈话。
  张学良介绍了扣蒋的经过，六大来局势的变化以及各方面对事变的反
  应。首先是西安告急。何应钦已下令讨伐，由于西北军师卜冯钦哉叛变，潼
  关不攻自破，中央军直下华阴、渭南，并大肆轰炸。各地反应不尽人意；各
  实力派因不明真们或局势不明朗，多不表态，只有远在广西的桂系表示支持。
  其次是南京的劝向。南京政府内的斗争焦点是如何救蒋，而对两安提出的抗
  日问题并不关切。宋氏兄妹、孔祥熙在英美支持下，力主和平解决；何应钦
  在日本支持下，主张武力解决，打着救蒋的旗号，企图炸死蒋介石，取而代
  之。另外，经端纳的斡旋，蒋介石的态度由强硬变得和缓，有答应抗日的意
  向。
  在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上，事实很明显：蒋介石是南京政府的当然领袖，
  只有他能制止何应钦的讨伐，也只有他能够统率国民党内的抗日派、中间派，
  避免南京政府成为日本的傀儡。从全民族杭日图存的最高利益看问题，共产
  党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次要的。在蒋介石同意联共抗日的前提下释放他，
  对于推动抗日是有益的。因此，周恩来向张学良表明了共产党的态度：要保
  证将介石的安全。当然，在策略上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
  无望。这样，利用蒋、何的矛盾逼蒋抗日，借助蒋的地位压服南京实现和平。
  在军事方面，有了稳定局势，周恩来与张学良当即商定：东北军、西北
  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替东北军，必要时侧
  击甘肃的胡宗南以及支援关中，红军加入抗日联军西北军委。这样，不仅在
  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形成了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的局面，巩固
  了西安的地位。
  周恩来连夜又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通报西安方面的情况，建议中央
  在蒋介石处置的问题上采取“保蒋安全”的策略。第二大，中共中央发表致
  国民党中央电，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19　日，
  中共中央发表通电，进一步将救国会议改为和平会议，将会址由西安改在南
  京，承认南京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放弃了原来以西安为抗日中心的设想。21
  日，中共中央提出和南京谈判条件，批准了周恩来的方案。周恩来为中共中
  央这一系列决策的制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8　日上午，周恩来拜访杨虎城，向他说明国内形势，反对法两斯、抗日
  已是大势所趋，现在蒋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只要西北三方联合，力量
  强大，他想报复也报复不了。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对成蒋有所顾虑的杨虎城茅
  塞顿开，心悦诚服。
  周恩来与代表团还通过多渠道和各种方式做张、杨两将军中其他高级将
  领、中下层军官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工作，苦口婆心他说服持不同意见的朋友
  以民族利益为重，拥护和平解决事变的方计。有一天，杨虎城部队中一些军
  官集合起来，强烈要求杀掉蒋介石，不然，他们就要闹事。他们说：“不能
  由共产党处理这件事，不能说放就放。”周恩来只身来到这伙军官中，耐心
  地劝导。
  这群气势汹汹的军官见到周恩来，彼此推搡着，吵嚷着。一个军官人声
  叫喊：“不杀蒋介石后患无穷！”
  周恩来平静地说：“杀他还不容易，一句话就行了。”大家一听，立刻
  安静下米。“可是杀了他，还怎么办呢？局势会怎样呢？各位想过吗？”周
  恩来又反问说。接着他启发大家：这次捉住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逮住克
  伦斯基，也不同于滑铁卢擒拿了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后者是拿
  破仑军事失败的悲剧。现在虽然捉住了蒋介石，可并没有消灭他的实力，在
  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加上英美也主张和平解决事变，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