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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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牢 更新:2021-02-17 05:54 字数:4898
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
何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其外延来说,相对于文化建设、国防建设以及党和
国家的各项工作,经济建设要处于中心的、首要的位置,周恩来认为经济建
设需要文化建设与之配合,“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
子,相辅而行。”“要进行经济建设,文教卫作就必须加强,决不能削弱”。
但是,文化建设不能超越经济建设,不能挤占经济建设的人力、物力、财力;
文化建设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同样,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
安定的国内环境,需要国防建设与之配合。我们搞经济建设、搞社会主义,
需要国防力量的保护,这是肯定的。但是,国防建设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
国防建设不能挤占经济建设的人力、物力,财力。他说:“把器材、资金统
统集中搞国防工业,别的生产少了,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改善,各方面紧张,
而武器制造出来,仗又不打,炮不能吃,枪也不能吃,子弹生产多了还不利”。
应该通过加强经济建设来加强国防力量。在生产上要注意军民两用,有些军
工部门,和平时期要生产民用产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其内含来说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从生产、交换、
分配、消费的相互关系来看,生产是中心。只有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效率
的提高、生产水平的发展,才能推动其他方面各种问题的解决。局恩来说:
“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我们必须
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
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
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生产是中心,三大改造也
要以生产来推动。一切都要靠生产,生产是主要的环节。”从工业、农业、
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等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经济建
设需要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其间,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处于主
导的地位,农业处于基础的地位,交通运输、水利、地质勘测处于先行的地
位,科技处于关键的地位。当时,突出强调重工业的建设,周恩来指出,“一
五”计划的经济建设,重点是苏联帮助我们的156 项,“以及环绕它的还有
几百项建设,这是我们要努力的主要方面。当然,现有的生产也要配合,农
业也要跟它均衡地发展”。
为什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五”时期,周恩来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首先,周恩来通过经济与政治、军事、文化之间关系的分析,认为“经
济是基础,其他都是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基础不稳,“新中国的政治、军
事、文化都立不住”。1953 年9 月29 日、周恩来说:“我们的工作方面很
多,为什么把经济作为总路线、总任务呢?因为它是基础。毛主席说:经济
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军事是政治斗争的最高级的最尖锐的形式。
所以,政治、军事和文化工作,它的基础都是经济,没有这个,就谈不到实
现社会主义的基础”。
其次,周恩来从近百年来中国受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压迫和剥削的历史,
说明社会制度腐败和经济落后是被动挨打、受人欺侮的根本原因。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旧中国腐败的社会制度的灭亡。但是,中华民族要想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要想在洋人面前扬眉吐气,还需要经济发达、
国家富强。1953 年9 月11 日,周恩来说:“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
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了
的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
的改变做起。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站立起来。这是一百多年来多少志
士仁人所追求并为之流血奋斗的宏伟事业。不实现工业化和经济改造,我们
的国家就不能完全独立,就不能持久,就不能避免遭受挫折。”
再次,周恩来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伟大
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需要。人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人
民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不断增长的需要,必须通过经济建设去满足。革命
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得到迅速发展,以便
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如果我们不兢兢业业地把经济建设搞
好,“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
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
达到目的”。1956 年1 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上指出:“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
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
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
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发展
社会生产力,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这也是社会主义的前途之
所在。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论述言简意赅、意味深长。
固本稳基理顺关系——怎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五”时期,周恩来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第一,要正确处理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政治不能冲击业务,不
能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从1949 年到1952 年,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开展了
一系列政治运动。1950 年起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全国广泛开
展了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此外,在工矿、码头等企业中开展了
民主改革运动;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单位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
税漏税、反盗骗同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周恩来认为,这些运动对废除封建
制度,对保卫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清除旧社会的思想影响、提高全国
人民的政治觉悟,对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在全国人
大一届一次会议上指出,这些运动“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和逐步过渡到
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但是,政治与业务必须统一起来,不能
对立起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不能像头三年那样搞很多的政治运动。
他说:“建国三年来,政治运动很多,工作很紧张,大家忙于运动,而把业
务放松了。”现在进行经济建设,“这就要求每个人都要钻研业务”。钻研
业务需要时间,他认为取消每天一个半小时的政治学习是“一大德政”,开
会大多也要设法调整。“我们应该看到,业务里面也有政治。使业务有利于
人民,这就是政治”。1953 年全国财经会议之后,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财经会议开了两个月之久,不知道做了什么文章,会不会搞“小五反”?对
此,周恩来的回答是:愉税漏税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去解决,“现在不需要搞
‘小五反’”。1957 年4 月28 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周恩来再
一次指出,“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
搞法”。显然,周恩来不赞成通过政治运动去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也不
赞成把政治运动放在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之上。1953 年9 月29 日,周恩来在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今天要搞建设,光是政治觉悟就不够了,
还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化、技术水平,这样才能使用机器来发展工业生产。这
就需要大批的建设人才——从技术工人、技术员、工程师一直到企业行政管
理人才”。他指出,培养经济建设人才,是摆在组织工作面前的第一项任务,
“你们要搞社会主义就是搞这个东西,别的是空论,这是实际,你们做到了
这一点,就是掌握了一切。”这是多么精辟的议论、多么深刻的见解。
第二,要正确处理财政和经济的关系,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搞经济建
设,适当增加经济建设的投资比例。1954 年9 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
周恩来指出,1954 年预算中经济建设的支出等于1950 年的六倍半;经济建
设费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25。5%增加到1954年预算的45。4%。同时,财政支出中的国家机构经费即国防费和行政管理费所占的比重已
从1950 年的60。8%降低到1954 年的30。7%。他说:“这些情况充分他说明
了我们国”家的预算是和平的、建设性的预算”。1955 年2 月3 日,他强调:
“我们国家大、人多,因此,需要支出的方面也就多。但是,我们总要集中
我们的人力和财力,用在主要的建设方面”。1956 年9 月,在党的八大会议
上,周恩来立足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阐明了财政的“取”与“用”的关系。
“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
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首先考虑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
划,然后根据它来制定财政计划,用财政计划保证经济计划的圆满执行。不
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开辟财政来源,把财政收入计算得过少,或者单从节约
财政开支着想,保闰过多的后备力量,都将限制经济建设的充分发展,这是
不对的。”
第三,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保证
经济建设顺利地健康地进行。在国民收入是个既定的量的情况下,积累和消
费存在着此多彼少的矛盾。积累增加一份,消费就减少一份。反之亦然。积
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是经济建设所需资金的保证;而消费基金所占国民
收入比例的多少,则直接关系着人民的生活水平、关系着人民的当前利益。
周恩来反对把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他说:
“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
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
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从任何一方面把这两
件事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或者不顾目前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
过快,违反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或者对于职
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
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我们应当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周
恩来认为生活的提高不能脱离生产水平和经济建设的需要,”生产、技术的
发展慢吞吞的,生活要求提得很高,那就错了;应该生产、技术的发展要求
很高,生活提高还要慢慢来”。在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时,由于需要的资金
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赢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
费,人民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但是,为了摆脱落后和
贫困,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为了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
多困难担当起来”。另一方面,积累率必须适中,经济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
相适应、必须在人民生活所能忍受的限度之内,超过了,则会欲速不达,事
与愿违。周恩来不赞成苏联在建设上忽视人民当前利益的做法。他说:“如
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
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的积极住就不
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
第四,要正确处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的关系,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能
够按比例地发展。“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
不要全面安排”。重点建设过分突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结果会同有关方
面脱节,而无法保证重点。“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
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如果“天女散花”、到处铺开、百废俱兴,就会影
响国家的重点建设,就会造成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早在1950
年8 月,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