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了他在处理问题时极强的政策观念。按照事先的安排，1963　年12　月19
  日，程思远飞抵苏黎世，在一家饭店与李先生会昭，转达了周恩来对李宗仁
  的期待，完成了特殊使命。此行并且避开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跟踪，一切都
  处在秘密状态中。
  时机已经成熟，李宗仁先生抱定回归祖国之心，在进行了一些秘密准备
  后，向台湾当局打了去欧洲旅游两周的招呼，于1965　年6　月13　日离美飞往
  瑞士，行前从纽约向程思远拍了电报。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第五次约见程思
  远。
  6　月18　日中午11　时，程思远飞抵北京，此时周恩来在等了三天之后，
  已于18　日上午率团出访非洲各国。临行前，他托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
  统战部长徐冰、全国政协秘书长平杰三、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同志向程
  思远传达三点意见：一、政府发给李先生一笔回国旅费，由你带往瑞士面交；
  二、同时发给你一笔旅费。请你去瑞士把李先生接回来；三、你到苏黎世时，
  将有负责同志同你联系，有问题同他商量解决，他将给你以必要的帮助。
  按照周恩来交待的使命，程思远在我国驻外机构的秘密协助下，顺利地
  与李宗仁夫妇在瑞士见面。然后，再由我国有关组织的巧妙安排，李宗仁夫
  妇终于安全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李宗仁一行乘上回归祖国的航班时，周
  恩来通夜未眠，一直等到接获李先生座机进入我国境内的讯息，他才安然上
  床休息。1965　年7　月18　日上午8　时许，当李宗仁夫妇一行飞抵广州白云机
  场时，受到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热烈欢迎。
  当李宗仁一行吃完粤式早餐继续起飞，于11　时抵达上海时，万万想不到周恩
  来、陈毅和上海市市长陈丕显等人到机场迎接，李宗仁受到如此礼遇，感动
  极了。
  7　月19　日上午，周恩来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与李先生会晤，满怀信心地谈
  到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并对李先生重申了“四可”精神。7　月20　日，
  李宗仁夫妇飞抵北京，整个接待工作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非常圆满。9　月26
  日，李宗仁在北京举行大型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心愿。
  对于李宗仁先生的归国声明，周恩来曾客观地评价说：“德邻（李宗仁
  字）先生出走十六载，这次毅然归来，很不容易。他到北京时曾发表一个声
  明，说他以‘带罪之身’由海外‘归来’，向人民交代两大过错：一是1949
  年和平谈判时，他没有接受和平协议，‘至今犹感愧疚’；二是他在美国居
  留期间搞‘第三势力’”“这样交代也好，可以取得人民的谅解。但是实际
  上这两件事情也难完全怪他。”“名为‘代总统’，实则一无权，二无兵，
  三无钱，真是孤坐石头城上，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打也不成，和也不成，
  一切都由下野后稳居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摆布。李宗仁受白崇禧的影响，也
  没有接受和平协议的决心。至于搞‘第三势力’，想依靠外国来取得政权，
  这说明他对美国有幻想，同时也是旧中国政坛显要的通病。”“爱国一家，
  爱国不分先后。李宗仁先生这次回国定居，我们就是一家人，既往不咎了。”
  巧用抓与促尽力保主产——“文化大革命”中贯彻“抓革命、促生产”
  指示
  在1966　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周恩来无意于党内斗争，倾其全力
  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筹划中。但是，当“文化大革命”运动降临在神州大地时，
  周恩来在“势不可挡”的情况下，则巧妙地运用“抓革命，促生产”的武器
  来缓和这场内乱对整个国家与社会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冲击，以尽量减少
  全体人民的损失。
  1965　年11　月10　日，经过精心准备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毛泽东在当
  时不通知中央政治局就批准发表此文并示意全国转载。对于这一重大事态，
  中央书记处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人民日报》11　月30　日才转载姚文元的文
  章。在严重的事态面前，周恩来知道无法阻止运动的开展，便试图在转载中
  将这场尖锐斗争导入学术争鸣渠道，并保护吴晗等同志。为此，周恩来亲自
  修改了《人民日报》按语，强调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既允许批评的自
  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
  是，以理服人”。
  1966　年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以后，“文
  化大革命”开始全面展开与逐步升级。8　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
  届十一中全会，会上发表了毛泽东于5　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
  字报》一文，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
  定》（简称《十六条》），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在“十六条”中，周恩来
  和陶铸等人经过反复磋商和力争，突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提法，以图
  “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革命”还仅仅限制在“文化”领域和党政机关
  内。但18　月中旬“红卫兵运动”掀起以后，“革命”开始迅速推向社会，妨
  碍了工农业生产，这些活动违背了周恩来等人希求稳定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秩
  序的初衷。在这种情况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关
  于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试图用保护生产来“限制革命”。9　月7
  日，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提出“要
  以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周恩来还对红卫兵反复说：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
  所以，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影响，生产减少了于国于民都不利。
  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制定下，经毛泽东的批准，中共中央于9　月14　日发
  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两个文件规定在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业务
  指挥机构，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在党委领导下迅速组成抓革命和抓
  生产、抓业务等两个班子；职工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迅速返回，积极
  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未开展
  文化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革命可以推迟进行；工矿企业与科研
  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领导干部的撤换由上级党委主动调整，不采取群众“罢
  官”的作法；县以下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
  外地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
  串连，县以下各级干部和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县以下各级领导应恢复和加
  强领导力量，把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9　月15　日，林彪在毛泽东接见百万师
  生和红卫兵大会上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而周恩来在讲话中则重申“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要
  求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连，力图稳定工农业生产局面，把运动限制在
  有限的范围内。
  周恩来关于以抓生产来限制“革命”的谋略在执行中很快被中央文革一
  伙人看清，当11　月9　日《人民日报》中《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发
  出以后，中央文革一伙炮制了一个新的文件稿，与周恩来唱对台戏。12　月4
  日和6　日，林彪两次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攻击周恩来用“抓革命、促牛产”
  口号来压运动，形成对周恩来等同志的政治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要
  保住从国务院到各省、市、自治区的骨干力量不被打倒，要维护国民经济的
  正常运转，其难度也就更大了。
  众帅出席稳定军心——精心安排1967　年“八一”招待会出席人员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全面内战”的浪潮逐步推向军队之
  中。1967　年1　月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
  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实行军队介入地方“文
  化大革命”的行动。1　月28　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八条命令以规范“支左”工
  作。但月底即出现了“打倒朱德”的大字报。接着，2　月11　日发生的谭震林、
  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大闹怀仁堂”事件和7　月20
  日武汉发生的“百万雄师”事件，使“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矛头层层指向中
  国人民解放军内部。7　月25　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肖力（李讷）说：“要
  战斗！要突击！要砸烂总政阎王殿！”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部长们和大
  批干部遭迫害和诬陷。同时，康生等人在新华社电讯稿中提出了“揪军内一
  小撮”的口号，造反派开始冲击军事机关，揪“军内一小撮”。而7　月26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通知》中也提出“彻底批判反党
  分子彭德怀、罗瑞卿的反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揭露他们同党内最大的走资
  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相勾结，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和策划
  下进行篡党、篡军的罪恶活动，把目前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权派大批判运动推向一个更深入的阶段。”这样，由“文化大革命”掀起
  的内乱逐步导向军内，引起了整个军队上层的不安，军心颇有动摇之感。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稳定军心，防止军队内部发生动荡。怎样做到这一
  步呢？周恩来煞费苦心。此时，正值“八一”建军节来临。按惯例，每年“八
  一”建军节前夕，国防部均举行招待会，以招待各国驻华使节和武官，届时，
  军内元老和国防部要员都要出席。但此时朱德和徐向前等德高望重的元帅们
  都已受到了冲击，能否按惯例出席“八一”招待会已成难事。因此，周恩来
  下决心要将朱德、徐向前等人安排出席“八一”招待会。
  对于朱德、徐向前等人，林彪与江青两伙人均持反对态度，他们攻击朱
  德是“大军阀”，对徐向前等人也嫉恨很深。因此，他们自然反对和阻止朱
  德和徐向前等人出席招待会。这时，周恩来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请示毛泽东
  主席，这一安排争取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此事直到7　月31　日下午才定下来。
  为了防止意外，周恩来为元帅们参加招待会特别布置了有关行车路线和
  警卫措施，防止中央文革一伙人策动造反派堵车作乱，并派叶剑英通知徐向
  前，要他注意和小心。这样，在7　月31　日晚国防部举行的纪念“八一”招待
  会上，军队的几位元帅基本上都出席了。他们出席并见报有力地打击了中央
  文革一伙揪斗元帅们的气焰，遏制了林彪一伙排斥异己、在军内搞一统天下
  的阴谋，也象征了人民解放军内部的团结和稳定。此后不久，毛泽东也否定
  了林彪等人提出的“揪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口号和图谋。
  参加庆典稳定西藏——1966　年接阿沛·阿旺晋美进京
  “文化大革命”给全国各地带来的冲击和祸害，使少数民族地区也未能
  孝免。在林彪、江青极左路线的冲击下，西藏地区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
  策遭到了严重破坏，西藏的民族关系越来越紧张，作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
  会主席的阿沛·阿旺晋美也难以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不迅速缓解局势，
  则西藏地区很可能爆发更大的骚乱。此时，一直关注着两藏局势变化的周恩
  来想出了一个妙法：他在1966　年9　月29　日，以参加国庆庆典为理由，派飞
  机把阿沛·阿旺晋美接回北京。到北京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阿沛·阿旺
  晋美于“十·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庆祝活动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这
  一举措传到西藏，对西藏日益紧张的局势起到了很大的缓解作用。
  以退为进能屈能伸——“文化大革命”中请陈毅带头“作检讨”
  1966　年8　月以后，国务院各部工作相继受阻，周恩来的副手们几乎都被
  打倒或无法工作。这时，周恩来想出以退为进的办法。
  有一天，周恩来把陈毅找来，要对他做工作，然后从外交部开始逐步把
  各部工作再恢复起来，方式就是恳求陈毅“作检讨。”
  对于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国内外的影响，江青一伙是非常清楚的，
  他们对刚直不阿的陈毅充满忌恨，自然要搅得外交部不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