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上，却向我宣布免去我“埃姆登号”舰舰长的职务而派我去训练德国的新潜艇部队。为此，配备有三艘德国的首批作战潜艇的“韦迪根”潜艇小舰队将于1935年10月1　日执行勤务。
  为什么会改变命令的呢？按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是严禁拥有潜艇的。1935年6　月18日，德英海军协定缔结了。
  这个协定规定德国舰队的规模可以达到相等于英国各类战舰的百分之三十五，而潜艇可达到英国的百分之四十五。这样，德国的海军又重新被允许拥有潜艇。
  任何国家，在规划军备时，其先决条件首先是从政治上给武装部队指明，谁可能是战争中的敌人。其次，必须为相应的武装部队装备确定在本国什么地方以及哪些范围会受到可能之敌的威胁。然后必须据此条件来装备本国的武装部队，使它在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中能对付敌人的威胁。
  对于英国这样一个岛国来说，不言而喻，别说要打赢一场战争，就是要经受得住一次战争，其先决条件首先必须是获得它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就是说，必须保证必需的粮食、原料和工业产品能通过大西洋上的航线输入国内。因此，英国海军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保护这条生命线，保护这条商船航道，几百年来均是如此。基于英国海军的这一保卫任务，为了这种生死攸关的输入，英国就必须首先建造用于对袭击这条生命线的敌人进行反击的这一类型的军舰，敌人的袭击可能是使用一支需要英国用优势的战舰才能对付的舰队，也可能是使用轻型的战舰进行一场商船袭击战，从而使英国海军不得不’使用巡洋舰、鱼雷艇和护卫舰来直接保护商船。
  在保护生死攸关的海上航线这一首要任务方面，潜艇以其特性来说，并不是合适的战斗工具。
  此外，也不存在这样一种假想的敌人，使英国只能用潜艇来进攻对方的商船航道，从而迫使英国非得建造大量的潜艇不可。
  正是这样的缘故，英国的潜艇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中，其数量与其他国家相比，例如与法国相比，也是非常少的，如：1939年英国有五十九艘潜艇，而德国海军却有七十八艘。
  因此，允许德国建造占英国潜艇数百分之四十五的潜艇，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是一支强大的潜艇部队。
  所以，一开始，我对更动我的职务丝毫也不感到高兴。在接到雷德尔的通知时，我有这样的感觉：我现在被降职到一个次要的岗位上去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被选派去担任训练新潜艇部队的任务。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因为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潜艇驾驶员。也许由于我过去的那些经历，使人们认为我适宜于担任一种需要独立处理问题的职务，因为后来我在就任新的领导职务之后注意到，我没有从任何方面如上级舰队司令部或海军总司令部那儿得到任何关于我该训练什么和如何训练或者从哪方面来发展潜艇战术的指示。
  但是，不管怎样，我对这一任命的最初失望却成了这样的例证，即人们不能预见未来，人们希望和相信将来会出现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一切事情，都是无法断定的，直至它们一一成为事实为止。
  1935年我还以为派我指挥小小的德国潜艇部队是把我摆在一千配角的地位。但后来世事的变化竟使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此而担任了德国海军主力部队的领导要职。
  八、您对这一任务在战略、战术和训练方面有什么见解？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谈点个人的事。
  1935年春，我率领“埃姆登号”巡洋舰在锡兰特林科马利英国军港停泊了十四天左右，在那里，我们的军舰进行了鱼雷和火炮的射击演习。在这段时间内，我与英国海军司令、总督罗斯海军中将之间的私人关系得到了发展。在我们停泊港口的日子里，我每天到他和他尊贵的夫人那里去作客，我很喜欢他那刚毅而敏锐的气质。比如，这位海军司令在谈起英国对新加坡的政治前途的忧虑时，总是反复地对我说：“我们需要一个希特勒！”当时希特勒的魔鬼性格的阴暗面还没有为事实所揭穿，世界上大部分人就是这样判断这个人的。
  有一天，我给罗斯司令看一封信，那是我的两个儿子克劳斯和彼得写来的，他们当时是十五岁和十三岁。他们在信中说：“爸爸，如果你随‘埃姆登号’在？月中旬到达威廉港的话，我们马上驾驶我们的小帆船到波罗的海去玩上五个星期，因为我们漫长的暑假正好在你到达的那时候开始了。”我对罗斯司令说：“可是，1935年7　月中旬，这正好是我出海将近一年的日子，我真想看一下德国的森林，到田野和草原上去享受一番。”但罗斯司令平静地说：“不，舰长，你还是按照你孩子所希望的去做吧。他们如此喜欢在水上帆航度假，这是很好的，他们会从中学到各方面的东西。你们在旅途中停靠码头的时候，还可以让他们见识一下别的国家和外国的文化。”罗斯司令讲得对。在我返回威廉港时，我就满足了我的孩子们的愿望。我在威廉港的海军参谋部任职的最后几年中，总是把我的假期与孩子们的暑假安排在一起。在假期中，我们驾着威廉港游艇俱乐部的一只小小的但适用于航海的五十平方米的帆船，顺雅得河而下，逆易北河而上，然后穿过基尔运河驶入波罗的海。孩子们使帆，但有时我也让他们掌舵。他们经历了海上各种好坏天气，体验了怎样航海和入港，比如说，驶入丹麦群岛海峡的狭窄的航道。他们看到了一些城市，如哥本哈根、赫耳辛格和瑞典的赫尔辛堡。不仅是孩子们，就是我也在每次帆航旅行中学习到不少东西。例如，船在十分狭窄的水面上转向时，如果正好刮大风，就不可把帆收得太小，因为船在转弯时一定要保持自身足够的速度，否则船很容易被大风推往下风而搁浅。或者：刮起大风时，如果船速与滔滔巨浪的速度相差相当大，船就能越过那些面向大海的浅水区（如雅得海湾的浅水区）。如果船速与水流速度相差不大，船就几乎肯定地要被惊涛骇浪所吞没。
  有一次，刮起了7　—8　级的西北大风，我因急事须赶回去，就架着帆船，顶着大风，经过雅得海湾的浅水区，向威廉港驶去。我只把前帆，一张很小的前帆，当作大帆用，这样就使帆船的船速减慢，而滔滔巨浪就带着它向前汹涌奔腾。我们就这样幸运地到达了威廉港。
  这样的帆航旅行对孩子们来说不仅在航海方面富有教育意义，而且使他们体验到，事实确如一句老古话所说的那样：“作为标准的不是语言，而是行动。”一个年轻人纵使能说会道，自我标榜，自我吹嘘，但是如果他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在辽阔的海洋上，乘坐在一只需要费力操作的、前后左右剧烈颠簸的小船上，那末，马上就可看出，这个可怜的大言不惭者是否真象他曾在岸上神气活现地自我描绘的那样一条好汉。我的妻子在帆船上照料我们的饮食。尽管我的两个儿子不太赞成他们十八岁的姐姐参加帆航旅行——照男孩们的看法，她只是为了躺在船面上把自己晒黑以便变得漂亮些——，但是我们大家还是喜欢这样在一起度过我们夏日的假期。在这个时候，一家人才是真正不可分离了。因为当我们在海上时，谁要是对此不满，只有跳出船外游水而走才能摆脱这种处境，而作这种抉择，看来也未见得有什么好处。
  事情也就在1935年？月中旬发生了：我随“埃姆登号”舰旅行归来后马上得到了休假，但这次帆航时间只有十四天，因为我另外还被邀请到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潜艇部队去。他们的潜艇是德国的德意志造船厂建造的，他们的教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卓越的德国潜艇指挥官瓦伦丁纳。
  有一点我想再说明一下：我很快就克服了一开头由于不能再一次乘坐“埃姆登号”去东亚旅行而产生的失望情绪。我暗自对海军总司令部说：你们等着吧，我要让你们看看，我将用德国的新潜艇部队干一番什么样的事业，我要在潜艇的战术和它的使用方面开出一条什么样的新路子！——我在1935年？月就知道了我的新任命的就职时间是10月1　日，这可非常之好，这样就使我有时间把所有问题作一次检查并亲自把这些问题搞清楚。这样，在10月1　日以前我就制订出一个详细的训练计划？并仔细地考虑好我的打算：关于今后的潜艇建造、关于使用潜艇部队的基本设想、关于新战术的路子以及有关这一切方面的肯定是绝对必要的试验。
  度完我的十四天休假期后，我就前往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的土耳其潜艇部队呆了几天。在伊兹米特我又见到我们的老“戈本号”，现在叫“苏丹·亚武斯·塞里姆号”，我应土耳其舰队司令的邀请登上了这艘军舰。
  谢天谢地，午餐是土耳其式的，这种食物我曾在1914—1916年偶尔也尝到过。在餐桌正中的一只大盘里盛着一只羊头作为冷盆。我们的东道主舰队司令盛情地把这只冷羊头上最珍贵的东西放到我的盆子里：一对冷羊眼！我边吃边想，各个民族的口味在这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可以肯定说：什么东西好吃，这在世界上是不存在什么到处适用的绝对标准的。
  现在回到本题：在三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作十分有效的海战武器的潜艇已经过时了。
  在许多国家海军中产生这种看法的主要原因是：英国人发明了一种超声波的测位器，即所谓潜艇探索器。据他们说，用这种装置可以确定距离几千米远的水下潜艇的位置。英国海军部在1937年给英国护航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这一点，说：“潜艇再也不会象1917年那样给我们造成困难了。”这就是说，英国海军部不再把潜艇看成是危险的敌人了。对此，英国的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　卷中也说得很清楚。
  当然，英国人已公布了这种潜艇探索器的发明以及它的预期作用。
  英国对潜艇价值的这种看法在德国海军中也有影响。尽管当时海军作战部的伯姆海军上校并不同意这种流行的消极观点，可是在1934一ｔ935　年的潜艇学校里，那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指挥官、老潜艇驾驶员仍对德国新潜艇人员训诫说：“在水下进攻时，至少要与敌舰保持三千米的距离，否则你们就会被探测出来，接着就会受到敌驱逐舰的深水炸弹的攻击。’——显而易见，打这么远距离的目标，命中率是很低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对敌舰的航速或航向的估计有一点点误差也会严重地影响效果。
  有鉴于此，我在1935年10月1　日就任“韦迪根”潜艇小舰队司令的新职后，我就命令：要加紧练习六百米近距离射击。在这个近距离内，命中率是很高的。我认为，声纳测位器用于对付水下进攻不可能是绝对可靠的。海水的波动、水的不同密度、舰只自身发出的噪音都无疑地会给潜艇探索器造成困难。只要我们还没有进一步获得有关英国的这种反水下潜艇装置的情报，我就仍然认为上面所说的潜艇近距离进攻是切实可行的，也是正确的。德国的新潜艇部队应该进行相应的训练。——这就是我在1935年10月1　日拟订的计划中有关水下进攻的第一要点。
  现在来谈第二点：鱼雷的发明导致人们创造一种能把鱼雷这种新式武器射向敌人的运载工具。这样，在各国的海军中就出现了鱼雷艇。这种鱼雷艇起初是一种很小的运载工具，船身浅，也就是说，甲板上没有高的上层结构，夜间很难发现它，是一种很出色的鱼雷运载工具。它由于夜间不易被察觉而可以驶近敌人，在短距离内十分有把握地发射鱼雷。
  近几十年来，各国海军为了胜过敌方鱼雷艇的防御炮火，或是为了使自己的鱼雷艇具有更高的速度、更大的活动半径和更好的适航性能，就把这种原先很小的鱼雷艇的体积加大了。
  这些新的特性确实是十分有价值的，但同时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这些鱼雷艇由于体积的加大而扩大了侧面影象，在夜间较易被发现，因而它们就不能象以前那样适合于夜袭了。人们还试图用多艘鱼雷艇的扇形射击来弥补只能在远距离射击的缺陷。然而，尽管这样，现代的鱼雷艇从根本上来说已不再是夜袭中理想的鱼雷运载工具了。
  在这里，我就来谈谈1935年秋天开始的对德国新潜艇部队进行训练的第二点。新式的潜艇由于具有足够的水面速度而非常灵活，它是用于水面夜袭的一种出色的鱼雷运载工具；因为这种潜艇在浮起时船身也几乎完全没在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