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2　月，我自己当上了潜艇指挥官，并也取得了成绩。在第三次远航中，我这艘潜艇对一支英国护航队成功地进行夜袭后，由于潜艇平衡性能差，于10月4　日在马耳他的东面被击沉了，于是我当了英国人的俘虏。
  这样，我在‘帝国布雷斯劳号”舰上学了几年水面作战后，又懂得了潜艇的水下作战。
  但是，如上所述，当我担任ＵＢ68潜艇的指挥官时，我也曾使用过一艘潜艇进行水面作战。1918年10月，　当我进英国俘虏营时，我认识到潜艇战的关键在于：必须集中多艘潜艇协同作战以战胜集中的船只和护航队的监视舰只。因此就要求能对这些潜艇进行战术指挥，也就是说，要使潜艇既具有水面作战的灵活性，同时也要具有能进行水面夜袭的优越性。
  这就是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我所度过的1914—1918年的战争烽火中，通过巡洋舰和潜艇的作战所获得的海战经验，它也就成了我所实行的称为“结群战术”的基础，就是说，采取对潜艇群的战术指挥来对付敌人的联合进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给盟国在大西洋战场上制造了很多麻烦。
  三、1918年的战争结局和德国革命，您是怎样经历过来的？
  前面说过，1918年10月4　日，我的ＵＢ68潜艇在与英国护航队的作战中被击沉了。起先我被送到马耳他的英国俘虏营。在那里，我们这些战俘得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德国政府双方为结束战争、开始停战谈判而互换照会的消息。同时，在那里，我们这些被俘的帝国海军军官还听到威尔逊要求德皇退位的消息，因为据说普鲁士—德意志的君主政体是德国军国主义的根源。因此，德皇要对战争的爆发负主要责任，于是就不适于作为谈判的一方。由于这个所谓的理由，德皇也随即要被宣布为主要的战争罪犯并由协约国按此罪名起诉。
  这场战争并不是德国武装部队发动的，正如敌国的陆军和海军也没有发动战争一样，这是我们知道的。这场战争乃是政治家们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我们也同样很清楚，在这方面完全谈不上德皇是这场战争的发动者。而现在，照威尔逊的要求，要废除德国的君主政体。在我们看来，这是由于对德国情况的不正确判断和出自一种傲慢的道德精神所造成的一个政治错误。
  为此，我们不同意威尔逊提出的废除德国君主政体的要求。这在那时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就是今天，正如对每件往事都应历史地观察那样，也须从当时的时代出发予以阐明和理解。几个世纪以来，德意志各邦一直都是君主统治，其政体自然也是君主政体。唯一的例外是汉萨同盟①城市。但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时，汉萨同盟这个新的邦国在宪法中又重新规定它的政体为君主政体：普鲁士的国王，也即德国最大的一个邦国的君主，同时又是德国皇帝。
  ①公元十三到十七世纪，以德意志北部诸城市为主的北欧城市组成的商业、政治同盟。——译者。
  武装部队各部原是德意志各邦国的组成部分，1871年起成为德意志帝国的组成部分。武装部队成员没有选举权，就是说，他们对于受他们保护的人民选择什么样的政体不施加任何影响。各邦国的君主，权位最高的德皇，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因此，武装部队当然就有君主制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也是建立在武装部队的数百年来古老传统的基础之上的：早期军官的全部以及后期军官中相当大一部分人都出身于德国贵族，他们头脑里有君主制思想，这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对我们青年军官来说，1918—1919年所创立的德国共和政体是一件新事物。它使我们困惑不解，为此，我们中间一些人离开了武装部队，不愿为这个德国政体服务。
  我也是处在这样犹豫不决的状态之中。
  经过反复多次思考的结果，我得出了如下认识：你是一个军人，就必须为你的人民服役。至于你的同胞们选择什么样的政体，应由他们自己去决定。你的任务在于保护你的人民免遭其他国家的威胁。这就是你的义不容辞的职责。至于你的人民所希望和选择的国内政体是否合你的意，你就无须去争辩。
  四、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从您的服从军令和军人教育的经验中吸取了哪些教训？
  1917年和1918年战争后期的帝国海军哗变主要地不是发生在鱼雷艇、潜水艇和扫雷艇那样的小型舰艇上，而是发生在配备有一千至两千名船员的实力强大的大型战斗舰上。这一事实已经指明了可能出现抗拒命令的违反纪律的情况。
  毫无疑问，这些军舰上的军官同数目如此庞大的下级军人之间缺乏足够的个人联系。正是这种个人联系对于人们的团结一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种个人联系愈紧密，那末，这个团体就愈经得起考验，内部力量就愈强大。
  表明人们相互关系的这种价值及其重要性的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家庭。正是由于家庭成员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所以，一般地说，家庭是人们彼此之间最能持久、最有抵抗力的团体。
  对于军人来说，正确的原则应是：一支部队即一个军人团体的精神上的团结愈紧密，它的战斗力就愈强大。
  由此可见，上面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军人来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这里，重要的一点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上级必须是下级的榜样，这并不是靠他的军衔高，而是在于他的行动，在于他给下级作出的范例。这里首先是上级要对下级开诚相见。
  若是下级还不能确信他的上级对他是真诚的，那末双方就不可能形成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其次是，上级对任何一个下级的评价、器重和处理都不应依据他的军阶，而应依据他实际表现出来的品德、才能和贡献。再次就是要使下级感到，他的上级决不会要求他去做那些若是他自己处在下级的地位也不会去做的事，比如说，不会公开地要求他在战争中作出流血牺牲。如果具备了这些先决条件，那末下级就会形成这样一种信念，即上级给他的命令都是必要的，他必须牢记军人的服役—目的，尽心竭力地去完成保卫集体、保卫人民、保卫祖国和民族的任务。这样，在这个军人团体中就会形成一种真正的军人所应有的精神状态，形成一种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信念，就是相信还有比自己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为拯救他人或保护他人而贡献个人的一切直至付出自己的生命。不论时代精神和时代潮流会怎样变更，这种个人的英勇行为将永远属于人类最高尚的品德。
  一个军人只有具备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才不愧为一个真正　的军人。如果缺少这种时刻准备战斗的军人精神，光靠掌握　武器、才能和训练，那是不够的。
  1918年以后，我们当上级的就是这样试着做的。历史的事实证明，我们这样做取得了成效。
  德国海军竭尽他们的全部力量履行了军人的义务，直到　1945年5　月战争结束为止。这里我只想举两个例子：　　由于德国海军前仆后继的英勇献身精神，在战争的最后　几个月——直到1945年5　月初停战为止，总共有两百多万伤　员、难民和士兵从波罗的海渡海运到西方而得救。
  此外，1943年5　月，在主要由于短波雷达测位仪的出现　而结束了卓有成效的潜艇战之后，德国潜艇还不得不继续战　斗，因为它们把敌人方面丝毫不容低估的一部分作战力量牵　制住了，不然的话，这些力量就会直接压到德国本土上来。譬　如说，敌人满载炸弹的飞机将会直接飞到德国，使可怜的德国　平民遭受更为惨重的损失。而在潜艇战继续下去的情况下，敌　人的大批飞机就必须同往常一样地在各个海域进行侦察并投　入反潜艇的战斗。1943年5　月以后的这种潜艇战，对于德国　潜艇部队来说，是一条牺牲的道路，这是他们以英勇无畏的精　神自觉自愿行进的一条道路。　　　　在英国政府的官方报告《大西洋战争》第5　页中这样写　道：“德国潜艇军纪严明、卓有成效地一直战斗到最后，没有丝　毫松懈，在危险面前也没有丝毫犹豫。”
  丘吉尔也在他的回忆录第6　卷第474　页关于德国潜艇部　队的最后结束部分用了这样的话：“这就是德国的顽强抵抗精　神，这就是德国潜艇部队的惊人的气魄。”
  德国海军军官就这样在1918年帝国海军发生哗变之后　完成了把海军教育成为一支富于友谊精神和纪律严明的强大　的武装部队。德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表现是堪称模范的。
  五、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担任过哪些职务？
  六、这些职务对您的发展和您以后的生涯有什么影响？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主要担任过下列职务：
  1919年7　月我从俘虏营归来之后，自1920年春至1923年3　月担任鱼雷艇指挥官。
  过去，我在黑海时对俄国鱼雷艇的战术和效能的了解，以及1916—1918年间我担任潜艇驾驶员时受到英国鱼雷艇对　潜艇的攻击的亲身体验，现在，到了和平时期，都要我亲自在　战术和武器上来加以实施了。
  继这段鱼雷艇上的生活之后，自1924年秋至1927年10月，我在海军总司令部担任助理。那时我成天忙于制订纪律　条令、处理武装部队的内部政治问题、参与修订军队惩处法附　则，并且还得为这些任务同国会的各个委员会和政府的其他　机构打交道。这就同我过去在前线所从事的工作完全不一样。
  但是，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派我来当助理，以便在这　里能将前线的情况如实地反映出来，使上述条令和相应的决　定能够真正切合前线的情况。
  不用说，在海军总司令部的这项不同于我以往军人生涯的工作对于我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
  此后，我在波罗的海海军司令的旗舰上担任了一年导航军官。这真是一个幸福的时期：航海、领航、战术演习。此外，我所服役的这艘军舰的全体船员都具有团结、活泼的精神。那里每个人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年轻的水手对于自己的军舰在共同演习中所取得的成绩跟指挥官本人一样感到高兴。
  此后，1928年10月，我被任命为第四鱼雷艇小舰队指挥官。这个舰队有四艘新的鱼雷艇，船员全是新配备的。接着就是历时两年的坚持不懈的训练、战术演习、火炮和鱼雷射击练习、舰队联合演习、人员的训导以及对航海和战术的指导等项工作和职务。对于我日后所担任的领导职务来说，在此以前，恐怕再也没有什么能比我当第四鱼雷艇小舰队指挥官这一军事领导职务使我受益更多的了。
  从1930年秋开始，我当了四年的海军参谋部首席参谋军官和威廉港的北海司令部海军参谋处处长。这就是我所担任的工作的全部情况。在此以前，我曾于1923年受过当时任教育督察的雷德尔海军少将（即后来的海军元帅和海军总司令）的海军参谋部参谋军官的训练。在威廉港与海军参谋处大约四十名军官和职员共事的这四年，确实是一段工作繁忙的时期。
  1934年9　月，我当上了‘埃姆登号’巡洋舰的舰长，接着乘坐这艘军舰穿越大西洋，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驶往锡兰①和印度南部，然后经地中海返航。
  ①　现名斯里兰卡共和国。——译者。
  把1918—1935年这段时期概括起来，就是：我所担任的职务具有很大的多方面性。我还相应地担任过许多得由我来领导的独立的职务。
  不论是随同“埃姆登号”巡洋舰和作为鱼雷艇艇长，或是随同波罗的海海军司令的旗舰以及作为小舰队指挥官，我都经常驻在国外。此外，我还曾在1933年对荷属印度①和锡兰进行过一次私人的国外旅行。这种旅行是德国总统冯·兴登堡每年例行要给予德国武装部队的一名军官的。这一年他选中了我。
  ①荷属印度，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译者。
  七、1935年夏，海军总司令怎么会把建设德国新潜艇部队的任务委托给您的？
  在由我任舰长的“埃姆登号”巡洋舰的归国途中，我们访问了西班牙的维哥，这是最后一个外国港口。1935年7　月初，我在那里接到上级通知，命令我在当年秋天率领巡洋舰再度出国到荷属印度、日本、中国和澳大利亚去。
  我对这个安排非常满意。不久，在1935年7　月中旬，我率领“埃姆登号‘舰抵达威廉港。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来到我的舰上，却向我宣布免去我“埃姆登号”舰舰长的职务而派我去训练德国的新潜艇部队。为此，配备有三艘德国的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