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青海、甘肃交界的阿尔金山，有个地名叫做“安南坝”。也许安南工村民逃离乌鲁木齐家园后，曾迁往那里避难？但最终证实：这个“安南坝”与“安南工”截然不同，是维吾尔语地名的音译，含义是“有妈妈的地方”，与安南人无关。有人告诉我，前些年的一个清明，“黄公坟”—“5号地”的路边见到过烧剩的冥币，可没人说得清究竟是谁在祭奠先人……
  《黑戈壁》十二（5）
  我相信，我奢望，我会找到安南工创建者的后裔。只要有这一天，我一定能够写出新疆的《飘》。——那是我欠读者的，欠历史的，欠西部开拓者的。那是我对自己良心的许诺！
  在最初涉及黑喇嘛与黑戈壁时，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它与安南工的越南难民有相似之处。是因为他们都是不见容于自己祖国当权者的政治难民？是因为他们都曾被安置在边境的另一面而引动国内的不安，叫人必欲除之而后快？是因为他们都是带着一个小小的部落来到异域？是因为他们在异域的生存空间都毁于一旦？是因为……我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使我在面对黑喇嘛时，总会想到黄公缵与安南工了。
  那就是，我想知道：时过境迁，究竟是谁还在怀念他们！是谁宁可不为人所知地用一种不会误解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感受。
  几年前，我们没有就安南工路边的祭奠作进一步的调查，失去了深入了解西部历史命运的契机。现在呢？我必须弄清楚，那占据了碉堡山一大块平滩的“碑林”是谁、为什么建造的。只有那样，我才能真正认识黑喇嘛。
  我决定，在三月上旬前往新疆看档案时，利用返程再次前往马鬃山，并且再次去寻找谢别斯廷泉。也就是说，我将把2003年考察忽略的地方及时补上。
  这次，我准备自费。我不能由着岁月老去，日见消沉。当年如果处在这样的状态中，我早就放下一切，不计后果，到西部戈壁上去了。那才是“独行荒漠”。这几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实际上我在2003年是犯了一个错误：将“专业”与“业余”等同对待。专业的看大熊猫，要到自然保护区；业余的，在动物园里隔着笼子看看就心满意足了。专业的则绝不会满足。而为看看大熊猫，就把业余的领到深山老林里，未免太“残酷”。——这有点像孟繁华的“老警察”的故事。在一队业余选手中，我必须从众，深入的调查，怎么可能进行呢？所以，再去一次是十分必要的，不然我不会安心。
  ——就我自己一个人，沉下心来，重新调查。
  我给嘉峪关的小张（张卫华）打电话，说是空号。给李总打，座机说是停机，手机是一段录音，要求输入密码。我担心：该不会是出了变故吧。翻了2003年的“工作手册”，找到了李总副手吕总（吕占福）的电话，尽管时在午休，我也不再等。吕总电话打通了，他说没有大的变化。他们都常提到我。见到额济纳的人，还问起过我。
  过了半个小时，李总打来电话了。他说欢迎再来酒泉。我告诉他，这正是我的计划。如果去的话，这次不给他们添麻烦，只是请他帮我租个车。
  他马上问：真能来吗？太好了！他说，他会专门陪我去马鬃山。车他有，一切由他安排。又问“来几个人？”我立即说：“就我自己，一个人。”他说，你带两三个人，我都负责到底。我知道目前经营企业也太难了，真不愿意再麻烦他了。但我也知道，他说了，就是实心实意的。他还说：在酒泉完全与2003年一样，我去接你，还住在军区招待所。这也正是我一直向往的。
  ——人生就是在快意与失意间度过。
  只要工作摘得开，我随时可以走。我计划是3月3日—18日，去两周。给新疆师大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的朋友崔岩虎打了电话。听说我马上去，他很高兴，要我为他们的学生作一次讲座。我答应了。我的初步计划是（我又做计划了，这感觉真好）：在乌鲁木齐5－6天，去档案馆查找黑喇嘛资料。然后，就去酒泉。这样，我下周二必须处理好一切未尽事项，然后随时处在可以出发的状态中。
  3月3日，早晨5点起床。赴乌鲁木齐的航班是9点20离开北京空港。8点15到机场，却得知航班晚点到下午两点以后。中午，将我们拉到花园酒店，临时住了下来。午餐，大家感慨万千，一个南方人曾对工作人员说：我们迟到一分钟也不行，可你们，一晚就半天一天的。吃完，睡了一大觉。又通知吃晚餐，其间，有人说将在晚上八点起飞。我与北京、新疆等有关人打了一通电话。与同行的旅伴学会了查询手机话费的办法，还有340元话费。飞机在19点40起飞，23点20抵达乌鲁木齐。
  3月4日，下午，为文化人类学研究所作题为“最后的罗布人”的讲演。题目是他们出的。晚餐后，回到住处。
  在乌鲁木齐的几天里，见到许多老朋友。其中有几个是我在1984年环游塔里木时结识的。但是，在档案馆一无所获。没有查到关于“丹毕加参”的资料。我已经托人查过了，也是这个结果。可我还是得自己来查一下。
  3月8日，晚上18点47，乘T296出发。前往酒泉。同行者有新疆中国新闻社的杨东。我在1984年环游塔里木路经阿克苏时与他结识。
  我不知道此行会有什么收获。档案馆的情况，似乎是个提醒。我会回空手而归吗？
  这时，我想起了《乌鲁木齐四季》的最后一段话：“我一边欣赏古典音乐，一边写着这篇越南难民与乌鲁木齐四季的故事。我一遍又一遍倾听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的弦乐四重奏《我的生活》。我在电脑屏幕上写的就是‘我的生活’，而乌鲁木齐的四季，就是乐曲的四个乐章。搁笔前必须说明的是：在这里我写下的一切的是真实的，绝无虚构。其中每一个人用的都是真实姓名，每一件事都可以反复核实。惟一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事实，就是对理想境界的不懈追求。惟一包容纳在字里行间的想象，就是发现者自己的喜怒哀乐、苦辣甘甜。”
  《黑戈壁》十二（6）
  有了这样的“体温”，我还担忧什么呢？
  《黑戈壁》十三（1）
  3月9日，上午8点30分，T296列车正点到达酒泉车站。
  吕总来接站。仍住在“晋城门”附近的“八一宾馆”，居然还是2003年的406室。这是巧合。晚上，一个人在鼓楼附近散步到半夜。
  第二天，一早6点30，启程经玉门镇、桥湾，前往肃北马鬃山镇。
  李总亲自送我到马鬃山，吕总将陪同我在马鬃山考察。7点50，在玉门镇吃早饭时，向2003年的考察团团员小殷（殷国旭）借了一个卷尺。进入黑戈壁之后路过黑马鬃山、黄马鬃山，视野中是望不断的丘陵，总的地势是在抬升之中。许多山峰戴着雪冠。这条路我是第一次走，2003年我们走的是自额济纳出发，从东向西穿越黑戈壁的荒漠之路，那条路几乎与1927年哈士纶的路线重合。但这次是行进在国道上。
  中午11点，到达马鬃山镇。李总没有吃中饭，略事休息就返回酒泉。吕总安排我们住在当年住的“马鬃山宾馆”。
  街头，还是那一家三只的北山羊迎候我们。大风横扫，不见行人。
  我们到“国门小学”拍了照片，并作了初步采访。与旧学校并肩的是一栋刚刚落成的新校舍，建筑有民族特色，而且相当气派，但还没有启用。学校有40多学生，17个老师，从学前班到六年级，都有。孩子们一个个健康可爱，可与新建的三层楼校舍相比，学生是太少了。
  又见到副镇长娜仁娜。我们谈了这次的计划：在镇上采访；前往北方边界（北大门）寻访谢别斯廷泉水（或是1990年《中国地图》上标明的“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再次到马鬃山的碉堡山看看。
  来马鬃山镇采访如同游子还乡，使人感到亲切适意。而且什么都明明白白，简简单单，痛痛快快。我总觉得这些年来我是越来越没有耐心了。我的耐心已经全耗费在了不该耗费的地方。在酒泉，在马鬃山，我感到自己又站在起跑线上，只等发令枪响。从2003年到了碉堡山起，耐心又逐渐回到我身上，因为我随时会有发现。
  下午与晚上，与镇上几个活跃的青年欢新、巴依尔、达布、西力得克等结识。这是此行的主要收获之一。他们给我的感觉是自尊又不自信。他们是新一代的牧民，与父辈全然不同，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发生的转变，将载入史册。我已经不怀疑该不该来、会不会有收获了。
  欢新（35岁），承包了镇的文化中心，就住在与宾馆比邻的“文化中心”一楼。“不速之客”随意走进了开着门的大楼，他一点也没有感到突然，尽管我们从未见过面。欢新有一辆其他地方报废了的越野汽车，自己还开了一个酒吧，同时是个歌手，最崇拜亚东。我随随便便就闯进了他的家，开门见山地与他交谈起来。
  欢新知道黑喇嘛其人，知道碉堡山的来历。还告诉我，听说前些年在碉堡山出土过麻钱（制钱）。他依次介绍了他的朋友们：
  巴依尔（30岁），有自己的汽车、摩托，是硅化木的收集者，他的家中还有一辆为儿子买的玩具仿真汽车。他的硅化木，有两个相当好，几乎就是一株古树的“段落”，树皮苍翠，树洞宛然，年轮清晰。
  达布（33岁），他的羊群目前在红石山，他们的羊群都是雇了河西的汉族人在放牧，达布雇了两个人（分放两群羊），一个是天祝来的汉族，他说一个月他付他们每人500元，我的直觉感到他大约是说得多了，300元就不错了。他自己买了两辆车，一辆是越野车，另一辆是大卡车，专门为羊群送给养与水等物资，并且为附近的矿山跑运输。
  第四个，是西力得克，他承包了“马鬃山宾馆”，每年上交30000元。情况大约不会太好，今年3月，迄今（10号）只有我们3个人住了两间房子，一晚上总共120元。他雇了一个服务员，叫做尼克木（女，40岁），原是肃北县水产公司（水产公司！）的工作人员，下岗来此。每月300元，她带了两个女儿，一个刚刚会走路，另一个上中学了，丈夫与家都在肃北县城。这个两层的宾馆落成已经有几年了，光是维持运转的水电费等，就不会太少吧。马鬃山镇何时繁荣起来，是他们最关心的。我想。
  在这些青年人中间，欢新大约是“召集人”。但是，他们谁也没听说“敦煌天杰”，1997年对他们也没有特殊意义。
  下午4点，去采访当地著名的老人达西（86岁），2003年10月3日，在马鬃山宾馆采访过他。但目前他的情况不太好，已经双目失明，因哮喘病卧床不起。他坐在床上，孩子为他披上了薄薄的被子。
  达西说的与2003年大致一样，新的内容有：刺杀黑喇嘛的人名叫南兹德巴特尔。在马鬃山，黑喇嘛把归顺他的牧民作了分工，放羊，放骆驼，找水等，男人参加军事训练。他在马鬃山，不停地有牧民从外蒙古越界来投奔他。他死了，这些人都跑光了。那个泉水（谢别斯廷）与同名的井，1961年划界时将泉水划在境外，井则划在境内。他同样不记得1997年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有什么外人来到马鬃山。
  下午5点，去“国门小学”。三男一女，几个教职工在一起搭伙作晚饭。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了我的“知青”生活。一股热气拥在我胸中。青春岁月就如同清澈渠水从指缝中流逝。小学的副校长叫做哈斯巴特尔。这个镇子不通市话，通讯联系全使用手机，即便是在同一个镇上，也使用手机来联系。
  《黑戈壁》十三（3）
  ——我们家附近有一条不长的便道，下班时最热闹，两边都是卖各种东西的小商贩。要买点零碎，还真方便。但堵塞交通。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市场”，总有城管人员来清理。这天我正从那里路过，“市场”扰动起来，小商贩们呼叫着“城管”“城管”，开始收拾东西走人。果然见到一辆卡车从另一头驶上街道，商贩推着、拉着、蹬着破旧的车辆躲避逃跑。卡车像是逗商贩玩，跑得快了他就开得快，慢了他也慢。一辆拉着满车草莓的三轮翻了，卡车也停下来。望着一地的水果，农妇失声大哭，与自己的男人撕打起来。车上下来的干部反而去劝架。两人一齐扑向干部。我拉开双方。干部对农妇大声呵斥，我转向他，说：你受过教育吗？你有亲人子女吗？你也是做父母的人吧？如果你有理由，可以罚他们，扣他们车，可你干吗欺负人？你不也是人吗？干部愣住了，他原来一定是以为我会帮他的。他想说什么，可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