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是一部时间跨度长达八年的史著。关于额济纳，它的内容是包括了斯文·赫定1927－1928；1933－1934这两次留居的见闻。在1933－1934年，喀尔喀（外蒙古）难民，引起了斯文·赫定的关注。在书中，他写道：
  在额济纳河畔有一些喀尔喀难民，大约70户人家，而这里的土尔扈特人只有100户（准确说是98户），相比之下难民的数量相当多。喀尔喀人的首领叫查耶罗布，据说他与北山山脉马鬃山上的喀尔喀蒙古人有着秘密的交往。这座山在哈密与额济纳之间，那里的喀尔喀人的首领叫喀喇瓦钦活佛。土尔扈特王爷允许这些难民住在这里，只要他们自己能生存。这些难民没有留下，陆续去了其他地方。我们拜访了查耶罗布梅林，他曾在库伦坐过很多年牢，直到俄国人来了才逃出来。
  据此可以确证，黑喇嘛已经不在马鬃山活动的十年之后，他的阴影始终没有消除。10年之后，在马鬃山的外蒙古人仍然是有组织的，只不过他们领袖不是黑喇嘛，而是喀喇瓦钦活佛。“喀喇”是“黑”的意思。黑喇嘛的党羽一直盘踞在这一带。
  我们发现的那片性质特殊的“碑林”，无疑是有人专门制作的。它告诉我，在今天，黑喇嘛的碉堡山仍然是这些“没有国籍”的“游牧者”及其后裔的“老家”。
  《黑戈壁》十二（3）
  有关文献中常提到，20世纪前期在黑戈壁马鬃山以及附近区域出没的强人，不止是蒙古人，还有汉人、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的民族。黑戈壁与黑喇嘛成了象征：那是没有家园的人通向天堂的驿站。
  所以，关于1997年的这幅大字，我的调查重点放在了黑喇嘛的部属身上。
  实际在黑戈壁已经没有黑喇嘛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是恐怖之区。除了黑喇嘛阴魂不散，他的死党仍然盘据在马鬃山。
  1930年，俄国学者亚基莫夫在一个经验丰富的向导带领下，进入了黑戈壁。他试图到达黑喇嘛的最后一个安身之地“碉堡山”。在穿越黑戈壁的路上，他们一口井都没有找到，对这片戈壁一无所知的旅行者始终面临因干渴而死去的危险。这位列宁格勒的历史学家，在其记事本中写道，假喇嘛的营地以其“荒凉、寸草不生、无水，及山脉的独特景象给经行者留下了可怕的印象”。那时，附近流传着无数与假喇嘛匪帮遭遇于黑戈壁的故事。黑喇嘛死后，他的匪徒仍在继续抢劫过往的商旅，使黑戈壁“声名狼藉”，成为恐怖地带。
  我记起2003年在额济纳时，听地方史志专家韩巴德尔湖说起过，黑喇嘛的部下曾遭到屠杀。我在北京的家中，对韩巴德尔湖作了一次电话访谈。
  目前韩巴德尔湖已经不再额济纳旗居住。他家在阿拉善盟。在电话中，韩巴德尔湖回答了我的问题。
  首先是他在额济纳的工作简历。他于1956年到阿拉善盟工作，1957年到额济纳旗，工作了几乎50年，退休前担任旗政协副主席，主管文史资料工作。我的问题主要是：关于南兹德巴特尔刺杀黑喇嘛的具体情况，请他再作回忆。韩巴德尔湖说：南兹德巴特尔是用枪打死的黑喇嘛。这一点，与上次的采访有一些不同，上次说是用刀刺死了黑喇嘛。关于黑喇嘛的部众的下落，他说：外蒙捉拿回去了，返回外蒙古的途中，在一个山上杀死了许多人，山上的白石头变成了红色的。我突然记起，在我找到的一张5万分之一的地图上，那一带一个地名叫“红石山”，另一个叫“乌石山”。这倒有意思了。他还告诉我：黑喇嘛原名“丹毕札拉僧”，是藏文，简称为“札喇嘛”。“札”，不是汉语中的“假”，这样说来，可以确认，“假喇嘛”实际就是“札拉僧”，也就是“坚赞”的异读。
  在马鬃山的“碉堡山”写出铭文的人，可能主要来自外蒙古。但是，可以肯定：能写其中“敦煌天杰”几个字的，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汉族人。
  同时，在查阅文献时，我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碉堡山所在的地名，曾被叫做“巴音布鲁克”，也曾叫做“公婆泉”。可能是为了另一个在天山深处的“巴音布鲁克”有所区别吧，马鬃山的巴音布鲁克从30年代以后几乎无人提起。公婆泉则已经成了地图中的一再出现的地名。但是，问题在于我从民国十年的档案之中发现，当时人们是将黑喇嘛的藏身之地叫做“滚坡泉”的。熟悉西部地名的人都知道，西部有许多地名是不同语言的复合式地名，比如罗布泊，“罗布”是古代西域语言的音译，泊，是汉语湖泊的简称。这样说来，公婆－滚坡，都是当地原来的地名的音译，不是水从山坡上跌落下来之意，也不是公公婆婆的和称。泉，则是“布鲁克”或“布拉克”的含义的中文意译。
  进一步，我记得在别的书中见过“贡布”，贡布似乎是一个玉树的喇嘛庙的名字。我想到也许应该查证一下“贡布”或类似读音的词汇，在蒙古语中是什么意思。我请蒙古族同事扎拉嘎帮我查证，经查证获悉，“贡布”是蒙古语的“黑天神”之意。接到扎拉嘎的电话，我愣了半天，不知该说什么。他完全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查，这个结论是在没有任何提示，没有背景介绍的情况下作出的，因此是可信的。
  这就不是巧合了。黑喇嘛的副手札哈沁贝勒，名字叫做“贡布奥其尔”，“贡布”是大黑天神；奥其尔，是金刚。在《蒙古的人和神》（第一部第五章“诸神之舞”）之中，哈士纶用了不少的篇幅介绍“大黑天”（或“大黑天神”“黑天神”）在宗教中的地位。黑戈壁，在20世纪以前的地图中叫做“出库尔戈壁”24，“黑戈壁”这个名字，比较集中地出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的记述中。黑喇嘛在来到黑戈壁之前，通称为“丹毕加参”或“假喇嘛”（坚赞喇嘛）“丹毕诺颜”，并没有“黑喇嘛”的叫法。从他逃出外蒙古定居黑戈壁以后，黑喇嘛就与黑戈壁难以分开了。我的分析可能是杂乱无章的，但结论则经得起推敲，“黑喇嘛”－“黑戈壁”－“贡布泉”（“公婆泉”“滚坡泉”），都与喇嘛教的主神之一“大黑天神”（MAHAKALA；“摩诃迦罗”）有关。大黑天神，是复仇之神，是战神。它们都是因那个卡尔梅克的半人半神的“强盗”——丹毕加参——而生。黑戈壁，是黑喇嘛的戈壁；黑喇嘛，是在马鬃山藏身的大黑天神；公婆泉（滚坡泉），由泉水旁边存在大黑天神的要塞而得名。更可能是大黑天神选择在它的旁边栖身而得名。
  在黑戈壁的丹毕加参，已经修炼成为大黑天神。所以，他就是黑喇嘛。
  进一步我想到，也许黑戈壁与它的附近地域，与大黑天神的传说有不为人知的联系。距黑戈壁不远，在额济纳的那个远近闻名的古城——喀喇浩特，就叫做“黑城”。关于喀喇浩特，最著名的传说就是“黑将军”与他的英勇殉难。在探险家的记载中，额济纳的蒙古牧民存在着“黑将军”的崇拜情结的。那个“黑将军”为坚守城池而殉难的故事几乎尽人皆知：强敌兵临城下，同时截断了水源，黑将军命令部下破坏了武器，将城中所有财富全部倾倒入一个古井，最后全军覆没。这里用不着猜想与暗示，喀喇浩特的“黑将军”与喀喇戈壁的“黑喇嘛”，在民间的理解之中就是同一个人。如果再深究，将黑戈壁与额济纳的戈壁切割开来的那条河流，就叫“黑河”。
  《黑戈壁》十二（4）
  而上面我们引证过，1934年在马鬃山的蒙古人领袖叫做“喀喇瓦钦”，“喀喇”也是“黑”。为什么？为什么这一带与黑天神如此切近？
  哦……黑戈壁，黑喇嘛。神秘又遥远的黑戈壁，总在生死之间穿行的黑喇嘛。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物，怎么能轻易被人忘记呢！
  虽然我还不能说出1997年在马鬃山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我相信必然有什么我们目前还不理解的事情发生了。
  在重复阅读自己的笔记时，我联想到了前不久在乌鲁木齐郊区安南工的发现。
  从80年代开始，我就发现乌鲁木齐的郊区不断出土邻国安南（越南）的古代钱币。后来，通过查证获悉，这些钱币主要出自一个叫做安南工的村落及其附近。《清实录》中的相关记载则证实：
  越南人与乌鲁木齐的联系始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
  明清之际，邻国安南处在政治动荡之中。康熙年间，黎氏取代莫氏，成为安南国王。乾隆初，莫氏的后裔黄公质割据反抗黎氏，自公元1751－1769年，持续了十余年。1769年，黄公质死，其子黄公缵率余部退入中国境内。乾隆帝考虑到与莫氏的历史渊源，便准其政治避难。安置在中越边境的中国一侧。
  因为黄公缵在越南民间颇有号召力，黄公缵在中国避难，使得越南国内政局动荡不定。安南国王多次要求将其引渡回国，斩草除根。乾隆帝一方面指示军机大臣答复安南国王：作为难民黄公缵等途穷来归，皇上不可能听任他们回国引颈受诛；同时，为维持中越关系，将黄公缵等从边境中方一侧的难民营远徙刚刚聚落成市的乌鲁木齐，以绝祸根。直到十一月，黄公缵等已安置在乌鲁木齐，安南国王仍坚持要求引渡。然而乾隆帝决心已下，指示臣属对此不必理睬。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黄公缵等抵达乌鲁木齐，陕甘总督吴达善又奏报了安插编管事宜：“查迪化城（即乌鲁木齐汉城）所属土墩子地方，地肥水足，堪资生计。即将乌鲁木齐招垦之地每户拨给三十亩，并借给农具、种籽、马匹、房价，责成头屯把总弹压。得旨：如所议行。”从此，这些安南人便成为乌鲁木齐的屯垦者。避难王孙黄公缵有了新身份：头屯所土墩子地方安南人的乡约（头人）。他带来的22户安南人共认耕了660亩处女地，并向当地政府借支了农具、房价以及来年的种籽、马匹，以政治难民身份安顿下来。他们的聚落地，成了乌鲁木齐郊区的一个新村，就叫“安南工”。
  就在黄公缵等下力垦殖安南工村的沃野、并屡获丰收同时，新垦地乌鲁木齐竟成为塞外粮仓。“故土难舍”本是汉族固有的情结，然而在黄公缵等越南难民到达时，乌鲁木齐竟出现了“流寓者”——退役的士兵、商贾、流放刑期已满的犯人、路经的旅客——在本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居然“乐不思蜀”，再不打算回家乡了。这就是黄公缵和以他为首的越南难民抵达并获得再生的那一时期乌鲁木齐的实况。
  今年是乌鲁木齐建成250周年。而乌鲁木齐是由流放犯、政治难民参与创建的城市。自乌鲁木齐始建城垣就在这新垦地落地生根的越南难民，一直是我关注的对象。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我们终于找到了越南失位王孙黄公缵的家族墓地，辨认出这些难民在异乡挖掘的第一道干渠，开垦的第一块生荒地。重新发现了黄公缵的已经失踪了大约半个世纪的墓碑。2000年12月，我们去安南工村拜谒了黄公缵的墓。为此，我写了一篇纪实文学《乌鲁木齐四季》，发表在《十月》杂志。同时，新疆电视台拍摄了一个专题片《天山之子》。
  在《乌鲁木齐四季》结尾，我写道：
  面对洁白的雪野，我一时不知应该说什么。我巡视的是240年前垦殖者、越南难民开拓的沃壤，铺设的渠道，建立的村庄；这是他们的归宿，他们再生的家园、墓地、婚床。有关越南人与乌鲁木齐新垦地的一切往事已经随风飘去。而我，就如同一个在秋风中捡拾枯枝落叶的好奇孩子，只不过勉勉强强将无情岁月撕扯得七零八落的往事大致补缀成篇而已。尽管中国西北和美国西部缺乏可比性，乌鲁木齐与亚特兰大也毫无共同之处，但我如果有玛格丽特·米切尔的才情，一定会凭借越南难民和黄公缵家族的劫难、期望、企盼，写成一部以新疆乌鲁木齐为背景的传世之作、中国西部的《飘》。——为什么不呢？这里面明明有构成一部史诗的一切要素，只是还没有人具备能够穿透时间壁垒的眼力，还没有人能够将轮回、劫难、重生、寂灭作为历史规律还给普通的开垦者。至今我还没有写出中国西部的《飘》，但聊以自慰的是，我始终在西部的热土上跋涉，我写下的一切文字，都是我对西部新垦地的祭献。
  ……
  我努力将往事恢复成了大致完整的段落，但越南政治难民与乌鲁木齐新垦地的姻缘，还不能算是有始有终，我仍然在追索难民后裔离开安南工以后的下落，为他们的遭际牵系着神经。有人提供了一个线索，说在新疆若羌县与青海、甘肃交界的阿尔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