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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僧人，我是一个战士和复仇者。
  据说，许多蒙古人都相信，假喇嘛属于一个由终生居住在喜马拉雅山上某一寺院里的喇嘛们组成的神秘的教派。这个寺院只对那些天才敞开大门。这些天才们回到人间后，便具有了超人的魔力，一个个都成为神秘的主宰者。他们即使远隔天边也能在吃饭时通过一种支解动物跟腱的特殊的方法了解彼此的情况。这一点凡人是看不见的……反抗假喇嘛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他能吞没一切的催眠力量甚至足以击毁其受害者手中的武器。杀死他本人是不可能的。
  但是，从1923年（或是1924年）起，假喇嘛－黑喇嘛就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名字。在他大约55年的一生中，有无数敌人，也有若干追随者。关于他的一个又一个神话，不少就是他自己“编造”的，他从不管这些说法是否前后一致，是否可信，是否能说服人。除了在黑戈壁遇刺，在他的一生的“连续剧”中，他是成功的演员。通过他的倾情演出，我们意外发现作为演员，没有比演出一个正常人更难的了。
  不管怎么说，没有了黑喇嘛的黑戈壁，就没有了疑问、秘密，没有了期待感与神秘感，没有了恐惧与战栗，没有了红、白两种颜色之外的另一种颜色——黑色。
  《黑戈壁》十二（1）
  2005年春节一过，我开始准备就黑戈壁写点什么。
  上半年我将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打算作一些以前忽略了的事。我答应过一年内不写“黑喇嘛”，这个约定在2004年12月31日也“到期”了。我想知道，放了一年之后，关于黑戈壁还能不能燃起我的激情。
  首先，我将2003年10月的笔记与相片汇拢了起来。
  我一遍一遍地读自己在行程中匆匆写下的文字。文字干巴巴的，但读着读着就从字里行间找到了当时的思路。相片照得不好，我从来不重视相片，人们总说：我如果早就重视相片，会如何如何。但我想，那样一来，结果确定无疑：将不会再如此投入地写文章。所以，照片在我只能是记忆的补充。但照片确实是“第三只眼睛”。
  2003年在马鬃山，我拍了两卷胶卷。其中最重要的一张相片，是那张“敦煌天杰”。
  照片拍得还算可以，但是左下角被遮挡了，那是不小心进入取景框的人影。它挡住的恰好是“敦煌天杰”的纪年，只剩下“·9·10”几个数字。在笔记上，记录的是“97·9·10”。我马上一一给2003年考察团的成员打电话，问他们谁还为“敦煌天杰”拍过照片？只有小丁（丁平君）拍过一张。在我发现这“大地碑铭”时，汽车已经启动了，我们马上要返回马鬃山镇。再说，与“碉堡山”相比，可能它也没有引起重视。我见到了小丁那张，然而文字下面的纪年就没有收入画面。
  我仔细辨认了自己的相片，确认那被遮挡的就是“97”，我的笔记没记错。可这样一来反倒使我想起另一个问题：1997年，离我们到来的2003年也就是相距五六年呀。难道在几年之前还有一批如同我们一样的人，“闯入”了黑戈壁，“祭扫”了碉堡山？他们究竟是谁？为什么时过七八十年还要来这里吊唁“天杰”？特别是（我不愿意想到的是）1996年7月我们编译出版了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里面特意提到了黑戈壁的“丹宾喇嘛”的“巢穴”，我在这本书的代序《丝绸之路的经行者与探索者》之中，几乎用了一个章节（第三节）写到了丹宾喇嘛（假喇嘛、黑喇嘛）之谜。出版之后，我接到若干电话，其中有一些是来自内蒙古，他们都问到了关于黑喇嘛的情况。那时，我们正在编译另一本关于黑喇嘛的书《蒙古的人和神》，我很愿意与读者谈到黑喇嘛，因为他一直盘踞在我的心头，不想能离去。难道说，这里面有什么联系？……也就是说，难道（老天哪）有人已经走到（抢到）了我的前头？
  进一步，我注意到“敦煌天杰”这四个字，“杰”没有写作“傑”。“敦煌”两字，上下排列；“天杰”两字，左右排列。可令人费解的是，“天杰”两字，却是按竖行繁体的书写惯例，天右，杰左。“杰”，可以说是简化字，也可以说是异体字。但是，这如果是大陆人制作的，一定会是天左杰右。难道说，1997年是有人从海外来到马鬃山，专门对黑喇嘛作出了自己的评价？
  一个多星期里，我怅然若失。
  不过我很快就确定，这种可能不会出现，不会是因为有人读了《丝绸之路的经行者与探索者》，作出的惊人之举。因为实际上在“敦煌天杰”附近我同时发现了好几组文字，只不过别的都不如“敦煌天杰”清晰直观。而且，从字体、从清晰度、甚至从字迹的“色泽”等方面看，这些包括“敦煌天杰”在内的“碑铭”肯定不是写于同一个时期，不是同一批人所为。而且大部分的铭文，应该制作得比“敦煌天杰”要早，它们给我的总体的感觉也不一样。再说，即便如此那只能证明我们的工作颇有成效，也不应该为之失落。
  我认真回忆了当时在那片颜色浅于整个地片的平滩上的所见。就在我的“敦煌天杰”相片上也可以看出，“敦煌天杰”四个大字之上，还有一片用青黑色砾石镶嵌出的字迹。可以肯定那不是碎砾石自然散落在地上，而是人为的，只不过目前已经难以辨认就是了。当时我匆匆路过，曾认为那是模拟一个倒地的人形。我认定，这个浅色的平滩绝对不同平常。利用平滩作这个事的人，必定与黑喇嘛本人有特殊的关系。我的依据是，那一组大字，实际是一个特殊的“吊唁仪式”。“局外人”不会用这种方式铭感。这些字迹的制作相当“专业”，首先选择大小差不多一样的青黑色砾石，然后将平滩清理得细致平整，没有其他的石块。再写出字迹，将字迹刻成深深的槽，依次把砾石竖起来镶嵌在槽里。最后，将多余的土壤填满深槽，并椎实。这样作出的字迹就如同从地里面长出来的。这种“碑铭”完全是因地制宜的，然而并不比在石条上镌刻文字省事。如果他有石条的话。
  ——可是，不管它到底是什么，这一切是谁、为了什么而精心制作的呢？就在1997年的秋天，究竟是谁专程赶赴马鬃山，在大地上镌刻出那样几个大字？1997年的9月10日，马鬃山的碉堡山究竟发生了什么？
  ……1997年，我在干什么呢？时过几年，已经记不起来了。
  如果深究制作“敦煌天杰”的人是谁？与黑喇嘛是什么关系？我立即想到：应该调查黑喇嘛被刺杀之后，他的几百名部属的下落。
  马鬃山当地传说，在黑喇嘛死后，他的部下立即四散奔逃。一部分被外蒙古带走了，大多数则散落在黑戈壁以及它的四缘，成了“两用”的人：可以是牧民，也可以是强盗。奥勃鲁切夫的《中央亚细亚的荒漠》提到，黑喇嘛离去之后，在碉堡山还有死党留守。拉铁摩尔也说：这一带的强盗，有不少是黑喇嘛的党羽。据杨增新1921年的电稿说：为了在马鬃山站稳脚跟，丹毕加参向甘肃省方交纳了40枝钢枪，可是黑喇嘛实际带入中国的枪支不少于300枝，净是好枪。这也是当时的甘肃、新疆、内蒙古、外蒙古一时拿他无可奈何的原因。在“后黑喇嘛”时期，这些枪械仍然在发挥威慑作用。
  《黑戈壁》十二（2）
  在丝路经行者笔下，特别是斯文·赫定及其团员们的笔下，二三十年代以黑戈壁为中心的广袤区域里，不但有强梁出没，而且成了一些神秘人物的寄居之所。在1927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刚刚来到额济纳时，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支从哈密“渡过”黑戈壁前往额济纳的商队，在离居延海只有几天的路程时，被一些土匪劫持。商队有30个商人，20个驼夫，100峰骆驼。他们有一支枪，但是在路过一座小小的庙宇时，住持的喇嘛认真地劝说他们不要携带武器，会误伤人命。其实这在当地已经是常识：土匪为了一枝枪会伤人，为了财物则不。带枪反会增加危险。商人听从了住持喇嘛的劝告，将武器留在寺院。结果离开寺院不远，就为4个土匪拦住。他们有50个人，但土匪有4支枪。而且土匪对他们贩运的货物一清二楚，简直就和货主一样，可土匪对满载的干果、毛皮、杂货一点兴趣也没有，要的只是银元与所有的皮大衣。银元是硬通货，可黑戈壁的土匪居然要皮大衣，不拘多少。这就有点奇怪了。
  关于这个寺院与喇嘛，我一下子就联想到奥勃鲁切夫在《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中写的：黑喇嘛可怜一个小寺院的喇嘛，要求商队为他们“布施”衣料的故事。看来在黑戈壁除商队之外，喇嘛、土匪都是“业余”的。这个遭到抢劫的商队继续前行，他们已经向土匪交了“税”，他们将把这计入成本，由牧民们来偿付。
  在1927年，额济纳浓密的胡杨林中居住着一些来历不明的土尔扈特部落的“编外”成员。当时，整个额济纳旗，由世袭王爷统辖的子民只有97户，一个来历久远的蒙古王爷，如同一个百户长。
  在密林中寄居了一段时间的，还有一位来自外蒙古的喇嘛。他曾亲自向斯文·赫定化缘。他告诉赫定，他与伙伴走遍了中亚蒙藏民族区域。额济纳河的支流奥宾河，还住着一位藏族活佛。实际上他在额济纳河流域已经居住了48年之久。1880年他就来到了这里。他将自己的帐篷改造成为一座庙宇。每天的同一时间里，他都要走出帐篷用螺号吹奏同一支低沉压抑的曲子。这位喇嘛在年轻时路经额济纳河时，爱上了一位蒙古族姑娘，并不顾教会的反对娶她为妻，因此被逐出教门。从此他便滞留在自己人生的一站，每一天用同一支曲子披露心曲。在这个活佛来说：用长达半个世纪的追诉为同一件事鸣不平，可以不在乎有多少、有没有听众在倾听。
  西北科学考察团到大额济纳，是这个寂寞地方的一件大事。特别是，就在他们来到之前，黑喇嘛刚刚离开黑戈壁。
  在考察团的大本营松杜尔，曾有一位不速之客来访。他是个俄国人，也有人说他实际是波兰人。名字叫谢姆柯夫。不敢保证这是真实名字。他和年轻的妻子在一个蒙古向导的陪同之下，从外蒙古库伦（乌兰巴托）来到这地角天涯。他的使命居然是为库伦的博物馆搜集当地的动物标本。经历了20年代红党、白党两方你死我活的角斗，库伦还有博物馆吗？而且，野骆驼、野马（普尔热瓦尔斯基马）、野驴、北山羊（红羊），在外蒙古一方的戈壁上更常见，这是公开的秘密。有什么是黑戈壁与额济纳绿洲独有的动物吗？除了“说话的猛兽”——土匪？读了《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来访的俄国夫妇”这节文字，我一直感到奇怪。“说话的猛兽”“奔走的石头”，哦，难道说那个来自北京的兽医实际是有所针对？是暗含针砭？如果蒙古国秘密档案解密之后证实：这对俄国夫妇（或是波兰夫妇）的使命中，包含有调查黑喇嘛余党的情况，甚至是再次核查那个据说杀不死、有四条命的黑喇嘛—丹毕加参是不是真的永远也不会回到黑戈壁来了，我不会感到奇怪。当然，他不一定就是蒙古苏维埃政权或乔巴山派来的，也不能排除是为谢苗诺夫或恩琴男爵等白军的余党工作的。显然，黑喇嘛“走了”，黑戈壁这个巨大的空间反而使许多人感到不踏实。
  库伦政权—红色苏维埃蒙古虽然已经将境外的“病灶”切除，但“病灶”会不会转移，癌症会不会复发，看来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把握。
  《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是一部时间跨度长达八年的史著。关于额济纳，它的内容是包括了斯文·赫定1927－1928；1933－1934这两次留居的见闻。在1933－1934年，喀尔喀（外蒙古）难民，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