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也重装上阵。所造成的内部紧张情况，使人联想到1912年的“察罕通古事件”。哈密的每个集市，每个居民点，都有密探出没。所有交通要冲，都驻扎着荷枪实弹的军队。新疆主政者杨增新，是“辛亥革命”以后最练达吏治、洞悉民情的官员，可他也不知道“西北科学考察团”究竟是干什么的，来新疆是祸是福。
  最后出发的北线支队，是考察团的核心。不但有21位不同学科的科学家，负担着主要的科考任务，有大量的辎重给养、各类科学仪器设备，还有拉尔生亲自担任驼队队长的、多达127峰骆驼的庞大驼队。考察团的两位团长：瑞典斯文·赫定博士；中国徐炳昶教授，都在北线支队的序列里。据当地人说，在哈密与额济纳之间的广袤区域，有数十个强盗出没，其中包括黑喇嘛的游兵剩勇、甘肃的逃兵、其他在这无人区藏身的亡命之徒、等待进入或刚刚逃离新疆的流亡者。一种夸大的说法则坚持，目前强盗已经达到了100人。事实上，相比之下北线最安全，因为北线离开官府与强盗都比较远。在丝路经行者心目中，这两类人都不大靠得住。可是实际上北线最不安全，因为它太靠近外蒙古。谁也说不上外蒙古政局这一刻会发生什么变化。不出问题则罢，出问题就是一去无归。
  11月8日，北线支队最后离开了松杜尔。从此，这热闹一时的林地，就成了空营。
  1927年－1928年间，是黑戈壁最寒冷的冬天。11月13日的一场沙尘暴，几乎将整个驼队淹没。那场风暴一直停留在队员们的记忆中，使人们恐惧的不只是如同一堵墙壁一样从西边压过来的风头，还有一下子就如同置身于冰洞之中的突然来临的酷寒。
  黑戈壁的下马威，似乎预示了此行的艰难。
  他们的既定路线是，尽可能沿着中蒙之间的无人区域向西，进入新疆，再南下哈密。这是一条已经不常有人路经的古道，只是由于黑戈壁的艰险，由于河西走廊的传统古道为军阀阻断，才又有人铤而走险，踏上北线。一路，行旅们必须找到了为人们废弃已久的古井，疏浚为驼粪垃圾阻塞的水泉。
  在路上，斯文·赫定不停地提醒驼队，不许靠近北方的山脉。尽管传统上行旅愿意在山前洪积扇通行，那儿相对来说水与草都比较丰盛。
  那时，外蒙古已经确立了红色政权，苏联更不用说了。斯文·赫定显然不害怕强盗，当时还没有配备着新式自动步枪的强盗，而他的团队是有持枪准许的。他也不害怕旅途漫长坎坷，他正是为了这个来的。可他确实不愿意与“红党”纷争。以后，特别是1934年他被软禁在乌鲁木齐期间，这一点曾经清楚地凸现出来。在一次考察团议事时他甚至要求，一旦出现岔路，必选择左侧的一条。以便远离争议地区。
  然而，这次困扰斯文·赫定与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并不是外蒙古不懂“外教辞令”的骆驼巡逻队，不是假装不懂“外教辞令”的苏俄“顾问”，也不是专业或业余的强盗们。
  12月9日，在考察团72号营地－布尔根布鲁克（公驼泉），斯文·赫定被随团医生确诊患上了胆结石。
  此后，病情加重，他不能再骑骆驼，骑马，甚至不能走路步行。团员们自愿四人一组，利用担架抬着他上路。但他最了解戈壁沙漠对经行者意味着什么。他知道，这样作的结果必然是：谁也不能按计划到达哈密，他必将把整个团队拖垮。同时，由于风暴酷寒使得行程一再迟滞，他们携带的粮食快要用完了，不能指望及时会得到补充；骆驼已经疲惫不堪，出现了宁愿卧在路边等死也不愿负重前行的情况。
  斯文·赫定决定，团队将继续前行，直接前往哈密那由天山雪水滋养的古老绿洲。而自己将滞留在一个叫做“谢别斯廷”的泉水旁边，等团队抵达哈密，扫清前进障碍之后，再雇强壮的骆驼返回，接他归队。
  从1927年12月13日，到1928年1月8日，斯文·赫定困守在谢别斯廷近一个月，在这地角天涯度过了圣诞与元旦。这段经历是西部探险史上的著名章节。作为一个探险家，斯文·赫定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知名度不仅仅是得自发现丹丹乌里克、楼兰，探访通古孜巴斯特，在塔里木河作处女航，成为“末代楼兰王”昆其康伯克的座上客，与班禅额尔多尼结实于札什伦布寺，考察冈底斯山……也是由于两次厄于困境：1896年四五月间，整个驼队折戟沉沙，他本人几乎渴死在和田河西岸；1927年－1928年间，困守绝地谢别斯廷。其间相隔了30多年，但斯文·赫定仍然是斯文·赫定。
  关于斯文·赫定与谢别斯廷，是本书另外一章的主要内容。在这次穿越黑戈壁期间，他与黑喇嘛无缘“相见”。
  《黑戈壁》五（2）
  几年之后——1933年底，斯文·赫定又回到额济纳河畔的旧日营地。他的目标仍然是哈密。可见额济纳与哈密，对于内陆亚洲有多么关键。黑戈壁充填了它们之间的空间，也拉大了它们之间的距离。
  穿越黑戈壁，对探险家来说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冲动。
  1934年1月16日，斯文·赫定带领他的新的团队离开了额济纳河绿洲，向西进入黑戈壁。这时，黑戈壁不再为黑喇嘛的不散阴魂缠绕，零星土匪见到他们只能望风而逃。但是，他们的目的地——哈密，同样在不确定的状态中。
  与1927年一样，斯文·赫定一行必须及时前往哈密；与1927年一样，哈密并不期待这些不速之客。
  这是一次只买了“单程车票”的无归之旅。那个使甘肃、新疆的荒漠绿洲为之震颤不已的年轻的将军马仲英，再次将哈密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似乎是命中注定，他们躲得过黑喇嘛丹毕，却躲不过尕司令马仲英。踏上西行长途的一个时期以来，他们只能通过无线电了解谁是目前新疆东部舞台上的“主角”。见不到报纸，没有别的资讯，也不知道究竟应该相信谁。
  这次，斯文·赫定不是依靠几百峰骆驼，而是驾驶福特公司捐赠的汽车，来做新的丝绸之路探险，他的身份也不再是一个外国探险家，而是中国民国政府铁道部的顾问，外籍专家。他们来中国西部作新的探险旅行，是为了勘测连接中国内地到西部边远地区的交通干线，是为了使现代化的交通道路与丝绸古道重合，在木轮车辙与驼马蹄迹上印下汽车的轮胎。几年后，抗日战争期间西部命脉交通状况的实际改善，就是对他们此行作出的质量评估。
  再次穿越黑戈壁时，他们的第27号营地与第28号营地，中间夹着“丹毕喇嘛的要塞”，在著名的《1927年－1934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亚探险路线图》上，他们的车辙既是直接从要塞穿过。在同行者之中，仅就对中国西部的了解而言，还无人能与斯文·赫定匹敌。他不奇怪为什么黑喇嘛会在黑戈壁这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潜藏，他与许多人一样，却对失去了黑喇嘛的黑戈壁感到怅然若失。
  1934年1月27日，斯文·赫定的车队从第27号营地启程。
  快到中午的11点，车队在公婆泉停下来。那时，“公婆泉”已经正式标注在中国的地图上，成了汉语地名。其实，那应该是一个蒙古语音译的复合式地名。这一带整个是一区处在逐渐干涸过程之中的巨大的洼地，泉水涌出的水池长着水草，泉水清澈，尽管时在严冬，水中还有小甲壳虫到处爬着漂浮着；泉水顺地势流向更低洼的地方，最终汇聚成一个湖沼。大快大快的浮冰向四周飘去，像微型的冰湖。但水面的大部分已经封冻。——这，就是斯文·赫定见到的公婆泉。
  他们在荒漠甘泉边上，吃了简单的午饭。然后起程去黑喇嘛的要塞遗址。在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等书中，有关于要塞的准确的描写。
  ……要塞座落在南边山麓的丘陵中，围着石头和泥砌成的墙，大门洞开，院子中间是一个小小的独立庭院。用柽柳树等木料搭的屋顶已不复存在，是一场大火毁掉了所有的屋顶。整个看上去更像一座废墟。房屋之间由细长的甬道、走廊、狭小的楼梯连接在一起，可所有的门都已经不见踪影。院子由一个方形了望塔守望。还可以看出审讯室围着的墙的内侧，有一排固定在地上的石凳。另一间房子，无疑是会客室。通过又陡又窄的楼梯，就到了黑喇嘛著名的私室，房间很小，都显得有点憋屈，象一个奢侈一些的壁橱。从室内的窥视孔可眺望辽阔的沙漠。厨房里面有石头搭的炉灶、锅台和排烟口。这大概就是要塞的主体建筑。
  黑喇嘛，人称“假喇嘛”。当他存在时，这里是黑戈壁恐怖之源。他不在了，似乎一切都随他而去。“眼下，只有狐狸和小鸟才是这座具有浪漫色彩的城堡的主人。”斯文·赫定感慨道。
  斯文·赫定一行在要塞停留的时间不长。不管怎样说，黑喇嘛与他的要塞已经成为历史，斯文·赫定面对的将是另一个同样复杂的多面人马仲英。他们驱车前行，一路上马鬃山的宁静已经恢复，因黑喇嘛的存在而带来的喧闹嘈杂，被经久不息的烈风刮得不见踪影。路经的小小湖沼又布满野兽的足迹，一条条隐约可见的野兽踏出的小路则消失在荒野极目处。羚羊、野驴、北山羊（红羊），重新分配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他们翻过了两座高山之间的一道低矮的山脊。一片向西伸展的平原出现在面前，高差微乎其微。几处稀疏的杂草，几快雪地，装点着黑色、红色和黄色土壤。在没有化净的雪地上，还印着野驴新鲜的足迹。车队从南北两边的雪峰间穿过，亘古不化的雪峰像一块快巨大的白色大理石丰碑，在阳光下泛着神秘诱人的光彩。景色巍峨壮丽，令人难以忘怀。在途中，斯文·赫定感到自己穿越的是历史的墙壁。路况不好，道路走向不明，他们按着地图标示的，向甘肃与新疆的边界走去。几千年以来，人们就是这样将黑戈壁随便扔在了身后。
  红日西沉。耸峙在南方的马鬃山显得越发潇洒超凡。山峰耸峙，从山顶到山脚都覆盖着积雪，当汽车急速行驶时，就着夕阳望去，山脉果真如同飘逸的骏马鬃毛。太阳很快潜至地平线下，暮色苍茫中，丘陵时远时近，怪石突兀，就象神话传说中的中了魔咒死去的城市。车队一路上行，海拔也越来越高。这是黑戈壁第一次印下汽车的辙迹。这些辙迹就碾压在由大风扫净的荒原上。
  《黑戈壁》五（3）
  考察团的第29号营地就扎在荒野中。没有水泉，也没有牧草，可这已经不是问题。露营的篝火，引得习惯于深夜出行的野兽一夜不得安宁。
  次日，车队朝远处的另一组山脉驰去。甘肃与新疆的交界就在那道清幽幽的山脉跟前。在去明水的路上，他们不知道会不会遇上喀尔喀蒙古人或土匪，因为这一路有水，有草，有柴禾。也许会与马仲英派出的巡逻队或边防骑兵相遇，因为这里已经是新疆、甘肃的交界处了。把守新疆这个他想征服的省份的出入口的，是马仲还他的对手，对于考察团都一样。然而，荒原看不到一点人影马迹。除了几头在吃草的羚羊外，再也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生命的踪影。
  过午不久，车队到达了地图上标示的明水地方。
  就在小路旁边，一处古城遗址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考察团中有个瑞典考古学家，名叫沃尔克·贝格曼。他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学的考古，却在中国西部派上了用场。他在中国西部作的重要发现有：如今已经热得“开了锅”的小河遗址，还有著名的“居延汉简”。另外，兴地沟岩画也是他首先披露的。这个岩画意义重大，至今仍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是他首先在额济纳的汉代边塞发现了多达万枚的“居延汉简”，“居延汉简”曾经与敦煌“藏经室”并称为20世纪两大考古成就。
  当然，“明水古城”不能说是斯文·赫定或贝格曼发现的。但他们没有在这里停留，无疑是个遗憾，否则，贝格曼的“功劳簿”可以添上一大笔。尽管行色匆匆，他们要在今天从这里进入新疆，但考古学家就是考古学家，贝格曼居然能抓紧时间为这个气势宏敞的明水古城画了一幅“实测图”。
  汽车起动了，大家回望着历经了2000年沧桑的古堡和烽火台，一言不发。
  面对古城，斯文·赫定曾感慨地说：
  这些古城默默无言地守卫着早就罕见人通行的古道。一座座土坯砌成的古代要塞，已在这个形似竞技场的山谷中屹立了2000年，经受了无数沙暴和暴风雪的磨砺，然而岁月却没能把它们摧毁。我们看到了7座结实的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