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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我才发现，我们对黑喇嘛的那种通行的看法，看似成为定论，可实际上却经不住黑戈壁上、马鬃山环抱中的几个黑石大字的挑战。
  从2005年的阴晴不定的2月初重新审视考察途中的相片开始，我思考了很久。
  我知道，这是一条迈不过去的山梁。
  等我终于决定：放下原来设计得看上去天衣无缝的写作计划，再到黑戈壁，重新寻访关于黑喇嘛的遗迹，我才从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中脱身而出。最难做到的事，往往就是最普通的事；最深刻的道理，往往就是最浅显的道理。我并不缺少弄清事实真相的决心，我缺少的只是行动的理由。有了简单的而又颠扑不破的理由，剩下的只是：清点一下手头上（家中）有多少可以调动的现金，够不够前往黑戈壁……
  ……我站在山顶上。我仍然看不见一年多之前发现的那几个简明的大字。
  我仔细回忆着2003年10月3日是怎样发现了那一组黑石字迹的。事实就是，我一时找不到“敦煌天杰”所在的地域了。它明明就在山脚下，等我前去辨认。前天、昨天，哪怕就在今天出发来碉堡山之前，我关注的还只是究竟是谁在几年之前来到这寂寞的黑戈壁，来到这戈壁中的“飞地”马鬃山镇，特意为死去七八十年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强盗正名为“天杰”。——我认定这是“外来人”的“作品”。等我再次来到碉堡山时，使我困惑的却是那个“纪念碑”到底存不存在？这些年，我在中国西部到过许多有特殊意义的地点，其中有：老阿布旦、玉尔特恰普干（新阿布旦）、松树塘、色必口、沁城、小堡、鸣沙山、小河、楼兰古城、那然谢别斯廷布拉格、明水、安南工、巴音布鲁克、丹丹乌里克、喀剌墩、通古孜巴斯特（大河沿）、哈拉莫墩、玛扎塔格……我从没有在“寻找”过程迷过路，但前提是我知道我在寻找的是什么。
  可这次不同，我不知道我寻找的是什么。
  我依次巡视着山群的脚下。可我并无所见。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镇，就在几公里之外。这时，远远望去城镇如同沉沉睡着。马鬃山是牧区小镇，但它的好客，它的整洁，它的沉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马鬃山镇，你很容易融入当地生活。实际是除了你自己，没有人把你当作外人。路边的风力、阳光互补的发电站，为整个镇子提供着洁净的能源，风能与太阳能是大自然对马鬃山的慷慨赐予，从不或缺。一个个高大的电杆挺立在大风中，一具具急速旋转的螺旋桨，成了马鬃山镇的标志。四野寂静无声，总仿佛有人在急于和我对话，可我们并不在相同的波长。但我们一定能找到沟通的途径。总仿佛有人随时跟随着我，可他却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扰乱了我的足迹。
  遥望着急速旋转的螺旋桨，仿佛一切往事都搅合成一团。但望着望着，一切又清晰起来，如同阴霾被阳光驱散。
  敦煌天杰（2）
  我突然记起，“敦煌天杰”这一组字迹，是朝向西北的。在太阳升起来的时刻，它立即洒满阳光。它如果确实存在，应该在碉堡山的东南方那片与附近大地相比略呈黄色的缓坡上。一个奇异的想法同时萌生在我脑海：1924年，蒙古国的特工在刺杀了黑喇嘛之后，最初就是将其身首异处的尸体扬弃在那一片荒滩上的。实际上，碉堡山的所有的建筑群，都是尽力屏护着那个地方。我踉踉跄跄下了山，快步向东南那片黄色缓坡走去。越接近那儿，我的步子越慢。我“找到”了那几个大字。从高向低望去，特别是处在从高向低处运动之中，那静静躺在大地上的“敦煌天杰”，仿佛慢慢迎面站立了起来，真的成了基于山体的丰碑。
  在我招呼下，同行的娜仁娜、吕占福、杨东、薛利民，先后来到这里。娜仁娜是肃北马鬃山镇的副镇长，在马鬃山镇工作了20年。2003年我初次来马鬃山镇，就是她陪同我们到到“碉堡山”。
  我们放慢脚步，似乎怕惊扰什么人。在这几十平方公尺的山坡上，我见到了至少7组铭文。这错落有致的铭文，使山坡组成一处名副其实的“碑林”，不过碑体的制式不得不作了改变，由直立的石碑变作平躺在大地上的铭文。除了“敦煌天杰”，其他的铭文都不那样清晰了。但我看除了“敦煌天杰”是工整得有些拘谨的汉字（美术字），其他全应该是蒙古文字。在“敦煌天杰”的正前方，是另外一组黑石镶嵌的字迹。我2003年10月为“敦煌天杰”拍摄的相片中，它已经残缺不全了。
  娜仁娜走到跟前，说：“杨老师。我看这几个字像是蒙文的‘巴特尔’——英雄。”我仔细辨认着那一簇黑色砾石，在大地衬托下，黑石似乎在闪闪发光。我不认识蒙古文，但我感到娜仁娜说得对。因为我判断，“敦煌天杰”，无疑是对上面这一组残缺文字的释义。更准确的说法是：“敦煌天杰”，就是看到那个残缺字迹（当初必然并不残缺）之后才萌生的赞词。
  在整个“碑林”，我认为出现最早的一组，是一个鄂博（敖包）。这个鄂博只堆放了不多的几块石头，但它无疑是个鄂博。在它的上方，是“6·20”几个数字，下方也有几个数字，应该是“1992”。第一个“9”笔画已经不完全。
  我们即将离开碉堡山时，一个同行者自语道：“只有‘敦煌天杰’是清楚完整的，其他全有残缺。为什么？是有人蓄意破坏吗？”我没说话，但对此我的回答则是明明白白的：那证明，其他的字迹出现要比“敦煌天杰”早。也就是说，这些“碑铭”，是历次、而不是同一时间制作出的。
  “英雄”－“敦煌天杰”－鄂博－碑林。我见到的、或说发现的，不但未能发蒙解惑，反而使我有一种又回到起点的挫折感。
  大风如鞭，对赤裸的山野不分青红皂白地实施着刑罚，酷寒肢解了残破山体，那些从来就没有真正发生作用的堑壕，如同为丘陵戴上沉重的桎梏。黑喇嘛和他的要塞，从1924年那个沉阴的午后起，就在这里示众。经历了81年无情的鞭笞与严酷拷问，这场旷日持久的缺席审判，仍然未能作出一个公正的判决。而我的工作，则是为“判决”提供一份全新的证词。我已经决定，不管多么艰难甚至多么难堪，我的“证词”要尊重历史本身。
  我们的越野车从碉堡山出发，穿越黑戈壁，前往出发点——酒泉。黄马鬃山、黑马鬃山，从我们身旁掠过。
  自从离开碉堡山，就下开了雪。
  这场春雪从3月12日我们离开碉堡山，一直下到16日我离开酒泉。2000年12月3日，我们就是在大雪降临后离开的乌鲁木齐郊区的安南工，2001年1月4日，我们离开时小河正静静地伫立在罗布荒原罕见的大雪中……
  一路上，我们路经了音凹峡、桥湾、玉门镇，在音凹峡边检站，又与“酒泉－公婆泉”的班车相逢，又见到了那个开着自家的重型卡车在黑戈壁跑运输的细瘦姑娘。
  雪，时大时小，但从未中断。在冥想中，风力发电的细高的电杆与飞速旋转的螺旋桨叶片，化成挥舞利剑与亘古长风拼搏的“唐吉珂德”。那么，我是桑乔呢？还是那匹驴子？
  越野车即将进入酒泉市。我望着在风雪中匆匆的行人与车辆，轻吟起如下诗句：
  这是美好的日子，也是苦难的日子。
  这是才华横溢的年代，也是愚昧无知的年代。
  这是信仰坚贞的时期，也是怀疑一切的时期。
  这是灿烂辉煌的季节，也是暗淡无光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
  我们拥有一切选择的机会，我们其实一无所有。
  我们走在通向天堂的路上，我们正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卷写了如上一段话，表述出他对世界急剧变革的直观感受。1969年初，第一次听到黑喇嘛这个名字时，我的行囊里就藏着一部《双城记》。当我对20世纪前期在黑戈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持续不懈的追索时，它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仿佛回到1969年遥远的岁月。关于“黑戈壁”与“黑喇嘛”的一切，就在西部的风雪中与一个北京“知青”的生活轨迹重合……
  第一部分
  《黑戈壁》一（1）
  提起1969年巴里坤、伊吾草原的初冬，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砭骨的苦寒。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我与黑喇嘛初次“相识”。
  1968年3月，来自北京的108个知识青年抵达了新疆哈密的军马场。那时的北京是什么样子，我们这些“老三届知青”作为亲历者终生都不会忘记，而未曾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你说得再形象，他也理解不了，所以可以略过不提。母校人大附中建校五十周年的校庆活动时，一个在我们之前去了东北建设兵团的同班同学对我说：“听说，咱们学校去军马场的，你马骑得最好。”
  我听了一愣，说：“我已经忘了怎么骑马了。”
  我最怕这类“最”。什么叫“最好”？哦，首先，什么叫“好”？不过，我确实是所有到军马场的知青当中第一个上了马群，最早成为“草原新牧民”的。
  1968年8月，我在军马场十连（地名叫“青疙瘩”）成为牧工。十连只有一群军马，那是一两岁的公马驹群。当时的知青，想上马群成了“时尚”。既然从北京来到新疆的马场，当然要有点特色。而跃马扬鞭，作新牧民，谁不向往呢？
  从上了马群，到1971年这一年多，是我一生中的“痛苦时期”，至今想起来还要为之脸红。可以说，除了偷鸡摸狗，那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会犯的错误，我都犯过。夸夸其谈自大到找不着感觉，志大才疏使人厌烦，懒得一个星期不洗脸不洗脚还自觉挺“酷”，虚荣心已经快要淹没了事业心。
  幸亏我年轻。幸亏我有一个“什么毛病也没有”的“对班”。
  军马场的马群，分为放牧马驹子与骒马两大类。骒马群，是生产母马群，在成活率第一的年代，骒马群是军马场的“重中之重”，而马驹子群，只要不死马，不丢马，几乎没有人过问。一群马，由六个牧工组成一个放牧班，六人再分成三个组，每组两人，负责放牧24小时。在这24小时之中，即便“天上下刀子”值班的人也必须跟随着马群在戈壁草滩游牧。三天一轮换。同组的两人叫做“对班”，可以说，除了对班，在马群、在连队，你可以不与任何人交往。
  我的“对班”老裴是真正的“老牧工”，已经结婚生子，但年龄比我大不了几岁。是来自甘肃高台的“盲流”——60年代的饥馑时期放弃了家园，“自动”来到新疆。一上马群，我就不喜欢他。他大字不识，却是放牧班的副班长，领着我们早请示完汇报，一本正经翻到《毛主席语录》第15页，却背诵“老三段”。他的个子比我矮一头，但他从来不仰视人。我们两人冲突不断，可他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并不因为刚刚跟我大吵一架，就不再帮我打扫马圈了。也从不会为了我不愿意听，就将话咽在肚里
  时间稍长一些，他的长处就显露出来：关于马，关于军马场，没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我从他身上学到的，都是潜移默化的。特别是：从不轻言放弃；遇事能拿出办法来，这两点我必将受用终生。最终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只有一米六高的“文盲”，才是真正的男子汉。什么叫西部，我就是从他那张粗糙的脸上读到的。
  我在一些小说中写过军马场的放牧生活，那里面的“老牧工”，“老班长”，都是以他为原型，可在小说中，他却是一个人高马大、快步如风、循循善诱的智者。前后我和他一起放了三年的军马。放的都是即将服役的马驹子。
  放牧马驹子，关键是要把马群“圈”牢。
  骒马当然不会乱跑，它们不是怀着沉甸甸的马驹，就是带着栽栽趔趔的马驹，而且，每十来个骒马，就由一位“副班长”“管理”——英俊潇洒的儿马（种公马）的责任就是照顾它的十几房“妻妾”。马驹子，则全靠我们了。每次当班，一般要数两次马。数马是绝活。不信你试试。马不是人，可以点名；马也不是树木，一动不动戳在那儿等你去统计。在草原上实地统计运动中的马群，除了需要精神高度集中，还需要耐心。而这两点都不是年轻人的“强项”。数得数字多了——这也是常有的事，你得找出混进来的马是哪匹；可数字如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