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忠孝和服从的关系，也决定了政治人物可以轻易地将血缘家族中的团结和对个人的忠诚带进政治领域。中国历代有“厮杀无如父子兵”的说法。秦末农民起义中的项羽，就是和他的叔叔项梁一起在会稽郡起家的。唐太祖李渊起兵反隋，他的三个儿子就是他最得力的统兵大将。历代君主都实行传子不传贤的家天下制度，这种影响根深蒂固。近代政客在选择属下时，也同样将血缘放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像曾国藩，在选择大将上，自己的弟弟曾国荃就是得力的助手。这一点，无须多言。
  第二是地缘。一个政治领袖，如果仅仅将视野局限在血缘关系上，那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血缘家族有一个特点，就是相当固定地生活在一个狭窄的地域范围内。有材料统计，直至现在，中国农村的通婚圈不超过二十公里。于是，地缘就成为仅次于血缘的一种重要关系。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地缘关系有其相对性，邻近村落的人相对于其他村落的人，具有紧密的地缘关系，一个地区的人相对另一个地区的人有紧密的地缘关系；同省的人相对于它省的人有紧密地缘关系。长期生活同一环境中的人，其大致相近的语言、风俗习惯，使彼此有一种熟悉感、亲切感，他们的情感容易沟通，有较强的乡土认同感。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阎锡山当权时就有“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挂”的民谚。而蒋介石肯定是不会忘记这种关系的，黄埔一期出身的宋希濂看出了这一点，他说：“蒋介石用人的标准第一是亲戚，第二是同乡，第三是学生。而他真正给以军权的，主要还是亲戚和同乡。”而戴笠的军统特务，其主力干将毛人凤、周养浩等人，都是浙江江山人。
  第三是业缘。所谓业缘就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师生、同学、同事、结拜兄弟等一种较为广泛的关系。这种业缘关系，虽有亲疏之分，但情感融洽，志趣相投的，也可以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甚至可以与血缘、地缘关系相提并论。曾国藩的湘军许多将领、幕僚，就是自己的同学、学生。蒋介石也非常重视业缘。他是从黄埔军校练兵起家的，著名军事家杨杰告诉郭汝槐：“委员长成功的秘诀就是‘作之君、作之师’。所以，至今他还兼任陆大、中央军校及各军事学校校长。”凡是从上述学校毕业的都是蒋介石的学生，蒋就可以以师生关系笼络他们，为他效忠。蒋介石深知这一点，他相信黄埔学生，但更相信亲戚和浙江人。不仅如此，蒋介石还经常与许多军阀、将军结拜兄弟，他与冯玉祥、张学良等都结拜过兄弟。
  而陈立夫自然未能免俗，在其用人的策略上也采取这种注重血缘、地缘和业缘的任人唯亲的方针。
  陈氏兄弟的CC王国，以同乡亲戚、同学同僚同门结党，是一个封建复合型的帮派团体。它大致可以分为三层：一层是身边的亲近人士，主要由同乡亲戚组成。比如陈立夫的四个秘书，就是清一色的同乡亲戚。陈果夫有三个秘书，除袁英林外，程世杰是他的外甥，梁渊是他的外甥女婿的弟弟。第二层是占据各处要当的高级干部，主要由同学、同僚组成。比如接替陈立夫主管国民党中央组织科的吴大钧、叶秀峰、徐恩曾等，都是陈立夫北洋大学和留美期间的同学。
  中统局成立后，陈立夫下决心将中统建成自己的独立王国，更是将自己亲近的人都安插进了中统局。首先局长朱家骅，就与陈立夫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家骅，字骝先，浙江湖州人，本是陈立夫的湖州小老乡，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6年戴季陶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时，陈立夫把朱请到广州，推举他为副校长，以后升任校长。南京政府成立后，朱曾任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和交通部长。
  陈立夫担任调查科长一职并不长，不久即由吴大钧和叶秀峰相继担任。1929年12月，徐恩曾暂时代理调查科科长，几个月之后正式任职。此后一直干到1945年2月，历时15年，成为蒋介石最得力的鹰犬。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军统特务组织对中共威胁最大，其实由于分工不同，中统特务才是共产党最凶恶的敌人。据统计，解放以前白区所有被暴露和破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主要是被中统特务组织破坏的，可见其危害之一斑。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任人唯亲　2
  徐恩曾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电机科，后又赴美入康里奈斯大学学机电专业。他表面上颇有文质，戴近视眼镜，不爱多讲话，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一个白面书生。他不仅是陈立夫的表兄弟，更是陈立夫在美国读书时好友。在陈立夫自传里，就曾经说到在美国时他与徐恩曾的一段友谊。
  （1924年）学业完成了，内心有着喜悦，也觉得轻松，正好徐恩曾兄这时买了一部新的福特蓬顶汽车，就在暑假中邀了我和一位在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就学的陆子冬兄，一齐从匹兹堡出发旅行，我们三人兴奋的准备好了一切，就由徐恩曾兄驾车出发，不料在到费城的途中，由于路标稀少，经验缺乏，车行过速，一个陡坡下去九十度急转弯，车子竟然翻倒在路旁，四轮向天，如再翻九十度，那就坠落千尺悬岩之下，不堪设想了。彼时三人都倒著盖在座位中，不得动弹，好在大家都未受伤，只有我的手指受了点小小的擦伤，这时蓬车之顶压扁，挡风玻璃全碎，一个车轮折损，方向盘也断了，我们只有猛按橡皮喇叭，希望有人来救，后来隔了二十分钟，才有一辆过路的卡车——才把我们救出。
  我们二人且行且谈，一路游览风光，顺便参观工厂，第一站抵达费城，参加了中国同学会年会，好不热闹，接著就前往芝加哥，转回西北来到了波士顿，再南行至大西洋城、纽约、华盛顿等处。在大西洋城我们停留了好几天，正好遇上了选美会，那时的选美会虽不及今日的华丽壮观，但争妍斗艳的花车游行及泳装竞赛，却也使人目不暇接。华盛顿玩了之后，我们就去尼加拉瀑布，并且到了加拿大边界，接著南行到了底特律，参观了著名的福特汽车厂，该厂分工之细，生产之速，效率之高，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又二次到芝加哥……我们日行夜宿，大部时日在野地露营，自炊自食，真是个悠哉乐哉，在这两个多月的夏季之旅，确是使我啬了不少见闻和阅历。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34页。
  由于有这层同甘共苦的经历，陈立夫在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之时，将中统局的许多事务都交与徐恩曾去处理。而徐恩曾也非常明白陈立夫在他仕途上的作用，在陈立夫等人面前，徐恩曾很会溜须拍马，表现忠诚，对陈立夫唯命是听，不敢违抗。于是，中统局内的人事安排完全攥在了陈立夫的手中，陈立夫通过各种关系，将许多忠诚于自己的人安插进了中统局。
  叶秀峰，1945年1月24日，徐恩曾被革职后，由其主持中统。叶秀峰虽然是江苏扬州人，但他是陈立夫北洋大学时期的同学，在读书期间，曾与陈立夫在放暑假时期一起到湖州山区勘察矿产，并且还为此赚了一点小钱。采访股干事杨剑虹是陈立夫的酒肉朋友。杨为上海青帮骨干，曾当过日本洋行买办。五卅运动时，杨参与组织黄色工会，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时，杨剑虹率黄色工会积极参与，与陈立夫混熟了。后来杨剑虹经常陪着陈立夫吃喝玩乐，因此深获陈立夫的喜欢，将其收罗门下。整理股干事吴大钧也是二陈的同乡，曾留学美国学习统计，与二陈有多年的至交，因此也被重用。
  CC王国的第三层是散布在各地的中下层干部，主要由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组成。陈果夫曾对CC骨干刘不同说：“我们办政治学校就是为全国培养县政人才。由县长可以升为厅长，逐渐就将全国各级政府抓到手里。”至于方法，一方面，陈立夫掌握大权时，把他们安插在自己所在的部门和势力范围之内，一方面则“多与各省主席发生关系，关系愈密切愈好，不但生活和他们一致，而且行动也要一致，最好能达到成为他们的亲信，不被视为外人，一直到被他们保荐为省政府委员、厅长或县长”。
  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长一职之后，他便“发表了历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交通部和内政部次长的张道藩同志为常务次长，又发表了曾任河南省政府秘书长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张廷林同志为简任秘书”。对此，陈立夫并不掩饰派系色彩，公开承认：“这两位都是与我共事较久的同志”，他们“都曾任大学教授，也是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把部内的“日常事务交给他们”，是完全可以放心的。但是，为稳定教育界人士的不满，陈立夫又将政务次长、高等教育司长与总务司长交给完全和自己没有私人关系的人手上。事实证明，陈立夫这种手腕是高明的，至少把一部分教育人士担心“党化”的顾虑打消了，纷纷从彼岸觅舟渡津过来，与政府合作。在错综复杂的民国政治环境中，不任人唯亲、不结党营私，根本就无立锥之地，二陈深谙其中的道理。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期间，河南的段剑岷竞选中委失败，心中郁闷，写了一首嘲讽政治的打油诗，云：“剑岷革命二十年，中委不值半文钱。蒋家天下陈家党，愿你花好月长圆。”可见，陈家结党的事实，已在国民党内部人人皆知了。
  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
  陈果夫在国民党内部，给人印象一向严厉、自律，而陈立夫在这方面也不逊色于其兄。在待人处事方面，陈立夫非常注重所谓的言传身教，他在政府机关作领导职务的时候，经常教导部下要以身作则，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其他人的信任和尊敬。
  陈立夫在教育部长任上的时候，他总是比别人先上班，比别人晚下班。早上八点开会，他七点四十五分就到了部里。部长到了之后，司长肯定也到了，司长一到，科长也跟着到了。这样一来，用不着签到，大家都能按时上班。陈立夫认为，签到不是有效的方法，如果一个人签到之后溜掉了，主管也不知道。
  陈立夫认为，凡是做领导主管的，一定要“爱”下面的部属。陈立夫做官从来不摆官架子，所以，做过他部下的人，都和他感情很好。但是有一点，就是一定要坚持原则，要公私分明，尤其是在钱财方面，一定要一清二楚，每个人都喜欢钱财，但是不能慷他人之慨或者挪用公款。比如说捐款，人家捐三千，陈立夫也许只能捐一百。但是，这一百元是从他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不像有些人捐款，他自己先垫出来，最后还是由公家出。陈立夫在晚年所兼任的会长、董事长等职务，都是挂名的，他并不兼拿薪俸。他说：“总统府资政的钱，已经够我用的了，我要那么多的钱干什么？！”
  4。兄弟情深
  1940年国民党政府偏安于重庆，陈果夫住在学田湾，额其居所曰“衡舍”，与陈立夫的居所“高庐”遥遥相对。平时，出来进去的贵客不少，都恭恭敬敬地称大陈为“果公”，称二陈为“立老”。掐指算算，陈果夫不过48岁，陈立夫不过40岁，这一“公”一“老”的称谓，显示出CC系对二人的尊敬，也体现出兄弟两人在CC王国的地位与两人苦心经营的作用。左起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1940年摄。
  据圈内人士评述：他们兄弟之间，感情甚笃。据万峰青回忆，他们俩“遇事互相征询意见，其间大概阿兄多着重计划的策动，阿弟则着重在应付场面及纵横捭阖的工作上，后来阿兄患着严重的肺病，整天只能与药铛为伴，外面的一切，更只有仰仗兄弟了”。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部，兄弟两人非常明白自己所处的境况，倘若没有蒋介石这棵大树，所经营的CC王国便会瞬间毁灭，同样，没有兄弟间的紧密团结，一荣俱荣、一辱俱辱，也很易被对手各个击破，因此，兄弟二人刚开始一起在党部做事时，就经常互相讨论有关党务的事宜，每当陈果夫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什么建议，一定先征询陈立夫的意见。尽管彼此有时意见不一致，但都能做到相互尊重。到了以后，每逢大事，兄弟两人只要有机会，便共同商量对策，一致对外，比如在西安事变中对张杨的态度，比如在重庆谈判中对中共的反应等等，都同进同出，将两人拧成一股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