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年底，正当国民党南京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共中央公布了43名国民党党、政、军战犯名单。蒋介石毫无例外地位居榜首，为第一名制造内战、荼毒百姓的战犯，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也被分别列为战犯名单的第七、第八位，这两位亲兄弟是43名战犯中唯一的一对亲兄弟，两人为了蒋家王朝可谓“呕心沥血”。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陈氏兄弟在蒋家王朝时代可谓权倾天下，他们的荣耀也使湖州这支源远流长的陈氏家族显赫一时。
  湖州原名吴兴，风景秀美，气候宜人，人杰地灵。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迁徙越人于此，建乌程县。三国时，吴国置吴兴郡。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名称几经改动，民国时正式改称吴兴县，1949年后，改称湖州。湖州位于杭嘉湖平原的西端，北濒太湖，南眺天目、莫干（天目山、莫干山），是一个名闻遐迩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清末民初，中国的丝出口，湖州占了80％。1915年，“辑里湖丝”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奖。发达的商品经济，善于经营开拓的乡情，数千年来，在这样的环境中，名人辈出，如晋代的王羲之、谢安，唐代的颜真卿、杜牧，宋代的苏轼等都先后在此任郡守。到了清末民初，又出现了国民党一批重要的党政要员：张静江、朱家骅、戴季陶、钱新之、徐恩曾等等。
  据国民党的官方史书认为，陈氏兄弟所属的吴兴陈氏，远祖为上古时的大圣人虞舜。在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陈果夫传》中就这样写道：“吴兴陈氏，出自妫姓。其远祖为仁君虞舜。”徐泳平：《陈果夫传》，正中书局1980年版，第1页。后来有个叫陈邦德的，迁居到了归安县东林山，距湖州府城东南五十里，这就是湖州陈氏东林支始祖。传到第十七世陈应恪（字敬山）时，迁居湖州府城内，住在学前街的“谷诒堂”。
  陈氏在湖州府内的宅院也叫“五昌里”，意即五世其昌的意思。据传陈氏从十四世到十八世，都做过官，五世不衰，这在以官权为主的封建社会里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故名“五昌里”。可到了陈氏兄弟的曾祖陈绚时，这位在家排行老五的“五太爷”竟然无心从仕，一心隐居林泉。更令世人没有想到的是，“五太爷”在纵情山水之时，竟然热衷于公益事业，湖州城里有一座闻名的骆驼桥，当年就是这位五太爷负责修筑的。地方官为了表彰他，曾旌表他两方“圣门狷者之流”及“矜式乡间”的匾额。
  可惜好景不常，1851年，太平天国的烽火也烧到了杭嘉湖一带，素来富庶的湖州在“长毛”的荡涤之下，许多富豪不仅家道衰落，而且人头落地。陈家也未能幸免，从家道殷实变成中落。太平天国天京沦陷之后，湖州一带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第二十五世陈延感于家道中衰，遂努力经商以自振。由于出生世家，加上陈延（字眷苍）为人勤俭谦和，生意蒸蒸日上。没有多久，陈氏家族重整旗鼓，又成为湖州一带的望族。但也有人认为，陈家在此时仍然未见起色，陈延最多只是一个小商人。因为，在他1891年去世以后，他的家业由其长子陈其业继承。1913年“二次革命”，陈其美在上海宣布独立，起兵讨伐袁世凯。失败之后，袁世凯封了陈家在湖州的财产，以报复陈其美。据陈果夫回忆，当时陈家的财产也就是一些新旧房屋和由二陈的父亲陈其业在家里开设的一间小布厂而已，而且被查封的五间新屋就是小布厂赖以生产的厂房。
  陈延后来娶了射村书香门第的吴氏二女为妻，生有三子，长子陈其业，次子陈其美，季子陈其采。陈其业就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父亲。
  第一部分：世家之后慈父严母　1
  严父慈母，一直是中国家庭的传统模式。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妇女的三从四德，因此，家中子女的成长教育一般都由父亲来承担，而父亲为了“玉不琢，不成器”，不仅对孩子要求严厉，甚至加以棍棒。而善良的母亲，大多温和地操劳家中的日常生活，嘘寒问暖地关心着孩子们的生活。但陈立夫的父母却与传统的中国家庭迥乎不同，在陈立夫的心目之中，父亲不仅和蔼可亲，乐善好施，而且对孩子生气之时屈指可数，但是出身于名门的母亲对孩子的严厉呵责之声却常常不绝于耳。
  陈立夫的父亲陈其业
  陈立夫父亲温和的脾气据称不但与他天生的性情有关，而且与他年轻时的挫折有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传统的封建社会里，学而优则仕是许多中国人无法剔除的情结。对于世家出身的陈延来说，也未能免俗。1870年，陈其业呱呱坠地，及至一定年龄，陈延便督促其发奋读书，以求在科举上取得功名。从私塾到府学，陈其业不负父望，成绩一直遥遥领先，有时候还能得到府衙发给优秀学生的奖金，甚至得到了禀贡生的头衔。在上了府学，中了秀才之后。陈其业受当时风气影响，不满于满清的腐败现状，东渡日本，考察日本的工业，学习经济，以求以实业救国。可回到国内后，事与愿违，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于是，他便“自适恬淡、无意适进，唯以大义训迪子弟，教授乡里”。与此同时，他还开始致力于公益事业，譬如说，改良蚕丝以抵制洋布对本地蚕丝的冲击；降低典库利息，使农民免遭高利贷的盘剥，也有利于民间资本的流动；主张疏通河流，以便减少洪涝灾害的袭击；另外，陈其业还特别热心于帮助调解邻里之间的矛盾。这些行为都得到当地人的好评，赢得一定的声望。
  当然，尽管陈其业好为公益，可他的主业只是一家当铺的主持，由于当铺离吴兴有12公里路，并且交通不便，往返困难，工作非常忙碌。陈立夫在晚年之际，曾写就一本回忆录。在陈立夫看来，其父陈其业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每天好像有用不完的劲儿，他的身体一直很好，并且始终都是精神饱满，当陈立夫在38岁那年担任教育部长的时候，他仍然没有见过他的父亲生过什么病。
  本来，陈其业在政治上默默无闻，但是，父凭子贵，随着陈果夫和陈立夫在政治上的显赫，陈其业也开始步入政坛。他开始领导浙江省的蚕丝、典库、水利等事业，1931年，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陈其业被选为国民会议代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着首都南京的失陷，国民政府迁到重庆，这正是陈其业晚年时期，他只好随着儿子陈立夫逃难到重庆。在这里，他被选为国民参政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陈其业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之后他又任职全国工商联会常务理事和全国工联会理事等职务。1949年，国民党蒋介石逃到孤岛台湾，陈其业也随着陈果夫和陈立夫来到台湾，这时候，他已经是80岁高龄的老人了。1961年，陈其业在台湾病逝，享年91岁。蒋介石明令表示褒扬，台湾国民党官方机构也肯定了陈其业的一生：
  陈立夫的母亲何文娥
  综其生平，其与人也恕，其律己也严，其宅心也厚，其治事也勤；盖诚存乎心，而仁显于外，故能表率子弟，成功成仁，睦辑乡里，以尊以亲，终甘澹泊，以乐天年。
  陈立夫的母亲何氏夫人出身于吴兴的名门，名字叫何文娥，娘家可谓是新潮洋派。据陈立夫的哥哥陈果夫回忆，小时候他去外公那里，处处觉得新鲜，墙上挂着油画，柜里支着猎枪，还有很大的穿衣镜，照得出全身上下。大舅舅在上海的一家丝厂里任经理，小舅舅经营盐业，都很有钱。封建时代，女子无才便是德，何家的小姐一般都不上学，但何氏夫人却非常能干，深明事理，对古书很有造诣。
  陈立夫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自己的母亲：
  母亲在我们陈家，实际上是一家之主，照料我们这群小孩之外，大小家务事都由她管，包括家中的经济大权在内。我二叔陈其美先生，是一位个性很强的人，很少有人可说服他做任何事情，但他却很听家母的话，那是因为家母胸襟豁达，而且很有见解，所以每次二叔谈及当前政治问题之时，只有家母可与之深谈。陈立夫：《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6页。
  第一部分：世家之后慈父严母　2
  在子女教育上，何氏夫人认为对孩子，从小就必须养成勤勉刻苦、严谨朴素、慎言慎行的品格。因此，她崇尚那种“玉不琢，不成器”的古训，坚信那种“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严格残酷的教育方法。因此，从小到大，在言语、举止等方面，何氏夫人都以“厉言”和“大棒”作为监督方法，严格规范几个子女的行为。小时候，陈果夫相貌清秀，又是陈其业夫妇结婚多年生得的儿子，老辈人对他比较溺爱，据说当时前来认干亲的就不少。何氏夫人怕孩子被宠坏了，不止一次地对果夫说，“小时候应该多习劳苦，倘若舒服惯了，眼睛高了，长大以后决计做不好什么事。父母爱儿女，是教孩子成器，而不是溺爱。如果我溺爱你，就会害你一世。”徐泳平：《陈果夫传》，正中书局1980年版，第3页。
  何氏夫人说到做到，她从不在旁人面前夸赞自己的儿子，也不求孩子吃好的、穿好的，大致清洁整齐就行。每天，她都有一件“例常之事”，这就是检查孩子们的衣服，且十分细致，如果发现有弄脏的地方，脸色就会“风云突变”，而孩子们也非常畏惧母亲的棍棒，于是从小陈氏兄弟就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凡是有恶浊的地方，他们都不去，即使是要好的小朋友来拉，被“强拉入伙”，也只是静立观望，从不介入。对此，其他小朋友们纷纷进行攻击，他们却置之不理。有时，小朋友们噘起小嘴生气，他们也不敢上前，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他们出了错，母亲就会对他们毫不客气地进行严惩。有一次，陈果夫与隔壁的张妈顶嘴，顺嘴骂了一句脏话，何氏夫人听到后，抓起笤帚就打，打完后，把儿子关进柴房里思过，直到有了认错的态度，明白了错在哪里，作出了以后不犯的保证，才放将出来。这件事给年幼的陈果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走南闯北，四处奔波，这件事一直印在心中，以至年纪大了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对小孩子的花销，何夫人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她认为“长大了自会用钱的，小的时候，不可弄惯，要吃东西要用东西有大人管，不用孩子自办”同上。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何氏夫人严格控制兄弟二人的一切经济行为。有一次，小果夫偷拿了10个铜钱买典链头，被何氏夫人发现后，一顿痛打。那一晚，陈果夫扑在床上睡觉，小屁股痛得盖不住棉被。半夜里，痛醒转来，看见母亲抚着自己的伤处在流泪，当即感动得抽泣起来，打那以后，陈果夫再也不敢乱花钱了。又有一次，父亲难得歇息在家，找上门来的人络绎不绝，都挤在厅堂里，等着解决问题，陈其业一直忙碌到天黑，才坐下来与家人吃饭，一脸的倦容，连说话的精神都不够了。小果夫很想和父亲亲近亲近，母亲把他拉了回来，等父亲睡熟后，母亲告诉他：“挣钱是很累的。男人长大了都要养家口，你是长子，责任更重，因此从小就要知道柴米珍贵，每个铜钱要算着花。”何氏夫人的这种教育方式，尽管在陈立夫的回忆中充满了温馨与甜美，可在其后的有些学者看来，并不显得那么的合适与正确。在《民国两兄弟》中，作者对何氏夫人的这种连打带骂的教育方式，给予了这样一段评论。
  或许是过多的关于责任和义务的教诲以及诗礼经济并重的家教熏陶，陈果夫懂事很早，并且养成了勤勉刻苦、严谨朴素、慎言慎行的品格，做事不乖张，稳重笃实，十分的老成，这为他日后形成治事理财的能力，打下了基础。凡此种种好处，固然归功于何氏夫人的严厉管教，同时也埋下了隐患。她不容许孩子们参加体育锻炼，使得小祖焘本来就不强健的体魄变得日趋羸弱。说到原因，有点怪诞，主要归咎于何氏夫人爱清洁的习性，动不动要检查孩子的衣物，发现污迹，便训斥一通。小祖焘为了不弄脏自己的穿戴，惹母亲生气，尽量避免小伙伴的追逐打闹；到后来，别人也不跟他闹了。有一年春节，陈其业带着小祖焘去亲戚家拜年，发现儿子的动作十分迟疑，觉得奇怪，出门一问，才知道亲戚家的地面有不少鸡屎鸭粪，陈果夫怕跪脏了新衣裤，回家后挨骂。再一个原因，来自婆婆杨太夫人，她生性好静，听到孩子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