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2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就这一问题，对陈伯达进行了严肃的审问。
  第六十四章　起草“九大”政治报告
  中共“九大”，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会议。中共高层的权力之争迟迟未能明朗化，于是原定在1968年国庆节前召开的中共“九大”也就迟迟开不起来。毛泽东只得提议，先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为召开中共“九大”的预备会议。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布了一段“最高指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的这段话，为召开中共“九大”定下了基调。
  会议再一次批判了“二月逆流”，把“四帅”“三副”说成是“一贯右倾”。会议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
  会议的公报宣告：“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这样，中共“九大”的准备工作也就紧打紧敲开展起来了。
  为中共“九大”准备的主要文件共两项：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
  谁来起草报告，意味着谁在党内有多大的势力。围绕着由谁来起草，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斗。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是不会去执笔起草这两个文件的。似乎顺理成章，应当由“第四号人物”、“理论家”陈伯达去起草。何况，陈伯达是“大手笔”，一系列党的重要文件曾出自他的笔下。
  张春桥、姚文元先下手为快，早已把修改党章之权抢到手。
  不过，在陈伯达看来，起草政治报告，非他莫属。
  可是，毛泽东却指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
  这时候的陈伯达，常住米粮库胡同家中，已经不大去钓鱼台了。他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已产生很深的裂痕。他与林彪的日益接近，使这一裂痕日益扩大。他已很难跟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陈伯达如此回忆道：
  “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单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批示：
  “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记得，毛主席的话，我向周恩来同志报告过。
  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同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一个稿子。
  实际上，起草人的名单虽是毛泽东定的，却叫林彪出面来抓起草工作———因为毛泽东已指定林彪来作政治报告。1969年2月下旬，林彪在毛家湾召见了三位“大秀才”———
  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林彪说了自己的一些意见。这时，张春桥、姚文元对陈伯达说：
  “你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
  陈伯达在米粮库胡同埋头于写政治报告，与钓鱼台分庭抗礼。
  他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的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全文分十个部分。他送给毛泽东审看的是第一部分和全文的提纲。当时，他还未写出全文。
  陈伯达向中央请假一个月，全力以赴起草政治报告。
  陈伯达深信，凭他的这支笔，完全可以独自写出政治报告。他不理张春桥和姚文元。
  张春桥和姚文元着急了。他们借口陈伯达写得太慢，会影响“九大”的召开，准备另搞一摊，另外起草一份政治报告。
  陈伯达得知张、姚的动向，就把自己的提纲和已经写完的三个部分，拿出来讨论。
  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批评陈伯达的初稿是鼓吹“唯生产力论”。
  于是，张春桥、姚文元拉了康生，决定另起炉灶。
  康生很刁，推说自己生病，不参加具体讨论。张春桥、姚文元以为这是夺取起草权的好机会，花了一个星期就突击出一份政治报告来。
  这时，康生开腔了，他给林彪打了电话：“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报告，这个稿子的分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康生又得到江青的支持，使陈伯达完全处于孤立的境地了。
  ※　　　　　　　　※　　　　　　　　　※
  很快有了回音。他派人送去的那个牛皮纸口袋，从中南海退回来了。陈伯达如五雷轰顶，毛泽东不拆信，意味着他的稿子不屑一看！“我当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很厉害。我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哭过！我很伤心，很伤心！……”
  ※　　　　　　　　※　　　　　　　　　※
  终于，江青得知毛泽东对陈伯达写的初稿有过批示，而陈伯达竟不告诉她，更不告诉康生、张春桥、姚文元。
  江青、康生大怒，说陈伯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
  陈伯达与江青、康生大闹起来。陈伯达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
  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陈伯达作检讨”。
  她同康生两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了一句话便被打断。
  江青说：“陈伯达不作检讨，不让他说了。”她也不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
  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
  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就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
  （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
  叶群在会上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江青联合康生，差一点要把陈伯达打倒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最令陈伯达吃惊的是，叶群居然会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不过，会议刚刚结束，叶群马上又悄悄地向“老夫子”打招呼：在那种场合，她只能那样喊！
  开了那次批评会之会后，陈伯达依然不服，他还是写他的那份政治报告，不愿跟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这么一来，就有了两份不同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在这两份政治报告中必须作出选择：要么用陈伯达起草的，要么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
  借助于江青在背后的活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交由中央讨论。这当然意味着他们写的政治报告一旦获得通过，将会被大会所采用。
  陈伯达在讨论的时候，抓住机会，也对他们的稿子提出意见。这时候的张春桥，已经不把他这个“组长”放在眼里，与他公开吵了起来。
  陈伯达依然故我，还在写他的政治报告。他企望自己写的政治报告，能够得到毛泽东的赞许。一旦毛泽东认可了，他的稿子就会被采用。他非要争这口气不可。这倒不是为了一篇稿子，他知道，一旦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被正式采用，那就意味着他这位“理论家”一钱不值！
  与此同时，在钓鱼台，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全力以赴，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
  离“九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两派“大秀才”还在那里斗法！
  陈伯达改了一遍又一遍，总算写出了政治报告。他恭恭敬敬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连同他写的政治报告，装入一个大牛皮纸口袋。然后，把牛皮纸口袋亲手封好，写上“即呈毛主席”。
  陈伯达在家静候佳音，他深信，自己如此用心，花了一个月写出的政治报告，一定会受到毛泽东的嘉许，“九大”一定会用他的稿子，他毕竟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理论家”，写过那么多中央文件，他的稿子必定会比康、张、姚的稿子高明得多！
  很快有了回音。他派人送去的那个牛皮纸口袋，从中南海退回来了。毛泽东亲笔在牛皮纸口袋上写道：
  退伯达同志毛泽东
  陈伯达以为毛泽东会有亲笔信给他，可是他一看那牛皮纸口袋，顿时傻眼了：原封不动，毛泽东没有拆！
  陈伯达如五雷轰顶，毛泽东不拆信，意味着他的稿子不屑一看！那牛皮纸口袋是他亲手封的，他看得出，没有被拆过！
  他拆开牛皮纸口袋，里面装着他给毛泽东写的那封恭恭敬敬的信……
  陈伯达对笔者说：“我当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很厉害。我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哭过！我很伤心，很伤心！……”
  是的，陈伯达是很伤心：这不仅仅意味着他一个月的心思白费，而且意味着他在与江、康、张、姚的竞争中败北！
  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毛泽东对他的不信任———对他的稿子不看一眼！
  哭罢，陈伯达咬咬牙，对秘书说：“送中央办公厅印刷厂排印！”
  “主席不用了，还排印！”秘书有些不解。
  “印吧，印吧，做个纪念也好！”陈伯达嘟囔着。陈伯达做好了下台的思想准备……
  第六十五章　保住第四把交椅
  江青曾说，如果黄永胜当常委，她也要当。
  “第一夫人”这么一闹，反而使陈伯达保住了政治局常委、“第四号人物”的地位，她自己却进不了常委之列———她全然打错了算盘！
  ※　　　　　　　　※　　　　　　　　　※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北京召开。24年前，在中央七大上，陈伯达只是中央候补委员；13年前，在中共八大上，陈伯达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如今他是跟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步上主席台。
  坐在主席台上，陈伯达依然是“第四号”座位。不过他的心中是惶恐的，因为林彪所念的是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而他起草的政治报告被摈弃了。尽管没有点名，但是，他听得出，康、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中有段话是针对他的，称他为“机会主义者”。
  据陈伯达回忆，在林彪念政治报告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很不舒畅、很不痛快”的。他知道，每一次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党对高层领导重新排列顺序的时候，他无法猜测自己会被排到第几号。他甚至以为，他可能会被甩出政治局！
  4月14日，中共九大召开全体会议，进行大会上发言。陈伯达心灰意懒，根本无意在大会上讲话。可是，毛泽东说，政治局常委都要在大会发个言。陈伯达曾推托，说没什么可讲的。不过，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不可违背，况且五名政治局常委中的四名———毛、林、周、康都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他不能不说几句。
  说什么好呢？陈伯达只得急就章，由他口授，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为之记录，急急忙忙写了篇发言稿。唉，如果不是因为他写的政治报告被否决，按照他的习惯，早在九大召开之前，就会把大会发言稿写好。
  讲什么好呢？就用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作为发言的核心吧：“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为了“保险”起见，在发言中，他一段又一段地引述毛泽东的一系列“最高指示”，以免被别人抓住小辫子。这样的个人发言稿，本来用不着送毛泽东审阅的。又是为了“保险”，他让秘书王文耀抄了一份，直送毛泽东。
  这一回，毛泽东没有原封退回，而是仔细看了，还写了一段指示：
  “我的话，你少用，变成你自己的话去说。”
  看到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松了一口气，原来毛泽东怪他引用的“最高指示”太多！
  他赶紧作了修改，把修改稿再送毛泽东审阅。
  这一回，毛泽东只在他的修改稿上画了一个圆圈，表示已“圈阅”。
  这样，4月14日的中共九大新闻公报便报道：“在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