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你们失败了！永远地失败了！”
  这些天缄口默言的陈伯达见江青上阵，也大为活跃，发表“理论性”的“高见”：“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炮打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就是一股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的逆流，最终，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陈伯达所说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的复辟逆流”，是他的一大“创见”。“大闹怀仁堂”发生在二月，于是，便被称为“二月逆流”。这一“新名词”传遍全国。据查证，陈伯达在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之后，立即“积极”起来，给毛泽东送去一份天津小站的材料。毛泽东看后，写了批语：“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陈伯达马上加以发挥，称之为“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的逆流。”
  “中央文革”发动红卫兵，把批判“二月逆流”公开推向社会，北京街头顿时贴满大字标语：
  “坚决击退二月逆流！”
  “坚决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
  批判“二月逆流”，使“四帅”、“三副”要么受冲击要么靠边，要么被打倒。“四帅”、“三副”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么一来，一下子倒了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加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已被打倒，朱德、陈云早已排挤，刘伯承年老体弱，剩下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有谢富治一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处于瘫痪状态！
  “中央文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经毛泽东同意，“中央文革”代替中央政治局！
  按照党章规定，在中央全会休会期间，中央政治局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文革”
  趁着批判“二月逆流”，乱中夺权，从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展到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
  于是，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党的领导机构，名曰“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包括当时“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周恩来参加。
  这个“碰头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是“左派”。周恩来在异常艰难的状况下工作着。
  真个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陈伯达从垮台的边缘爬了起来。这个“中央文革”组长手中的权力更大了。
  他急于取悦于毛泽东。本来，《红旗》的社论大都由王力、关锋捉刀，他不过动动嘴巴，发发指示，在最后定稿时动动笔。这一回，他一反常态，亲自执笔写一篇《红旗》杂志社论《坚决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他以为，毛泽东对他送去的天津小站的材料作了指示“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他写的社论正是对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加以发挥。迎合毛泽东的见解一定会受到毛泽东的赞赏，由此会对他这“理论家”产生好印象。
  不料，毛泽东的看法在随时改变之中，诚如他在2月10日狠狠批评陈伯达、江青，而在2月18日就转了风向，批评起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来了。当陈伯达把《坚决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一文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已改变了看法。毛泽东说：“究竟有没有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于是，毛泽东压下了陈伯达送来的社论———这是“文革”以来从未有过的。因为《红旗》社论送到毛泽东那里，向来没有被压下来不准发表，最多只是作些修改罢了。这一回，由《红旗》主编陈伯达亲自写的社论，被毛泽东压下，不准发表，给陈伯达因“胜利”而发昏的脑袋来了一帖清醒剂。
  到了4月下旬，毛泽东已完全否定了“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看法，亲自批准让“四帅”“三副”在五一节时上天安门城楼。
  第四十八章　“乘胜追击”
  当年，曾赞誉过刘少奇是“很纯的马列主义者”的他，如今“从政治上，思想上深刻地揭发和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几十年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理论家”再一次显示了他的看风使舵的“理论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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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革”借助于反击“二月逆流”，打了“大胜仗”。他们“乘胜追击”，再度向刘少奇发起总攻击———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曾给了刘少奇沉重的一击，但是刘少奇并未彻底垮台。
  急先锋又是康生，他给中央写了报告，声称已经查明刘少奇是“叛徒”。于是，毛泽东在1967年3月21日批准了康生的这一报告。
  “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着手掀起批判高潮。戚本禹日夜赶写批刘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毛泽东对此文改了三遍，决定于1967年4月1日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
  就在戚本禹文章发表前夕，毛泽东召见了王力。那是因为王力以《红旗》杂志评论员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毛泽东亲笔加了标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要王力加上一段话。毛泽东口授，王力当场记录“最高指示”。
  毛泽东说，“这本书（引者注：指刘少奇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王力在文中补入了一段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内容。王力的评论和戚本禹的文章掀起了批判刘、邓的新高潮，“中央文革”主动出击了！刘少奇住在中南海内，受到了“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批斗，不得不在1967年4月14日向该造反队递交了书面检查（引自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印的《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67年版第四卷）：
  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同志们：
  你们1967年4月6日给我的紧急通令中第二条限刘少奇于4月10日以前写出书面检查，具体回答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八个“为什么”的问题。现答复如下：……
  六、1962年“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替我修改，我看过，在《红旗》、《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应负主要责任。
  刘少奇在这里所说的“有人推荐”“有人替我修改”究竟是谁呢？
  造反派们穷追不舍，非要弄个明白不可，在造反派们看来，这两个“有人”，显然是刘少奇的“同党”。
  于是，在批斗会上，刘少奇受到了中南海的造反派的逼问。
  颇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造反派：“刘少奇你交代，你说1962年黑《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这有人指谁？”
  刘少奇先是犹豫了一下，然后答道：“康生！”
  造反派们愕然。又追问道：“有人替你修改，这有人又是谁？”
  刘少奇答：“陈伯达！”
  这下子，造反派们面面相觑。
  静默了片刻，那个造反派头头总算“机灵”，振臂高呼：“刘少奇不老实，打倒刘少奇！”“誓死捍卫中央文革！”“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口号声遮掩了造反派们的尴尬。不过，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在中南海传开来，在北京传开来，使康生和陈伯达显得非常尴尬。
  江青赶紧声言：“主席过去没看过《修养》。”其实，在延安时，毛泽东不仅看过《修养》，而且正是他把《修养》定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
  1967年4月12日至18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陈伯达走上讲台，发表长篇演讲，“系统地”“从理论上”批判刘少奇。当年，曾赞誉过刘少奇是“很纯的马列主义者”
  的他，如今“从政治上，思想上深刻地揭发和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几十年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理论家”再一次显示了他的看风使舵的“理论天才”！毛泽东在2月10日批评他“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这一回他坚决倒向毛泽东，所以对于批刘格外起劲。
  紧接着，陈伯达主编的《红旗》与《人民日报》共同以编辑部的名义，在1967年5月8日发表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又从理论上给了刘少奇以沉重的一击……
  在批刘、邓的新高潮中，陈伯达跟了毛泽东所谓的“战略部署”，算是又得到毛泽东的谅解，一度十分紧张的关系暂时缓和了……
  第四十九章　《伟大的历史文件》
  经过通宵奋战，四位“秀才”赶出了社论。陈伯达把社论的题目定为《伟大的历史文件》，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这一回，四位“秀才”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脉络，所以把稿子送往毛泽东那里之后，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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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5月16日晚，陈伯达惊喜地接到了毛泽东的电话！
  自从2月10日毛泽东狠狠批评了陈伯达之后，一直对他颇为冷淡。这一回忽然给陈伯达主动打来电话，陈伯达怎不欣喜雀跃？
  大约是忙糊涂了吧，陈伯达竟忘了今朝是什么日子。毛泽东在电话中告诉他，“今天是《五·一六通知》一周年的纪念日，明天全文发表《五·一六通知》，再配发一篇社论。另外，把《二月提纲》作为附件一起发表。”
  这下子，陈伯达急坏了：时间太紧了！
  至今还弄不清楚毛泽东怎么会在五月十六日晚才通知陈伯达，也许是谁在那天晚上提醒毛泽东，今天是《五·一六通知》周年之日，才使毛泽东突然决定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
  “社论是来不及了，可以晚一天发表。”连毛泽东也意识到这一点，在电话中告诉陈伯达。
  “中央文革”总动员，贯彻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陈伯达匆匆找出《五·一六通知》，重看了一遍，提出建议：《五·一六通知》中原文“彭真同志”，删去“同志”两字，其余均照发。
  毛泽东同意了。
  康生听说要把《二月提纲》作为附件发表，着急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二月提纲》的公开发表，弄得不好，会引起一场新的炮打康生的运动。
  康生求助于“第一夫人”：“我看，附件就不要发了吧，涉及的人太多。”毛泽东也同意了。
  就这样，当天夜里，《五·一六通知》作为新华社新闻稿，发往全国各地。翌日，全国各报都全文刊登了《五·一六通知》。
  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四位“秀才”通宵未眠，落实毛泽东的指示：配发一篇社论。尽管“可以晚一天发表”，那也是够紧张的，必须连夜赶出。
  在陈伯达的主持下，“中央文革”的这几位“秀才”讨论着社论的主题。他们揣测着毛泽东的意图，根据不久前毛泽东对王力的评论文章和戚本禹文章的“最高指示”，确定社论的主题是“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宣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经过通宵奋战，四位“秀才”赶出了社论。陈伯达把社论的题目定为《伟大的历史文件》，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
  紧接着的一段，是王力提出来的“三个阶段”和“三个里程碑”。这一段话后来被广为引用，成为对毛泽东晚年的极左理论的“高度评价”。
  这一回，四位“秀才”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脉络，所以把稿子送往毛泽东那里之后，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毛泽东亲笔改写了关于斯大林的一大段文字。
  在这篇社论末尾，起草者们还记得，毛泽东加上了一段重要的话，发表时用黑体字排印。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所以他写成“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倘若是“秀才”
  们写的，则必然写成“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下面是毛泽东添加的一段话：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