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8 节
作者:卡车      更新:2021-02-21 17:41      字数:4819
  达、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由于李富春在会上一言未发,所以江青没有提到他。事关重大,江青劝张、姚推迟一天回沪。
  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并说:“你们三个人都要去。”
  江青马上给主席打了电话。电话是主席秘书徐业夫接的。江青说:“张春桥、姚文元就要回上海了,请主席今晚接见。”过了一会儿,徐业夫回电话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他们。
  晚十时左右,我们到了主席那里。江青这个人的特点是,到主席那里开会时像只小猫似的,躲在一边,一句话也不说,一出门,她就对一切都发号施令。
  主席先问张春桥什么时候走?张春桥说18日回上海去,问主席还有什么指示,主席说没有了,都谈过了,简单说了几句。
  这时张春桥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要向主席汇报。”接着,把我们三个人凑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一遍。我一言未发,只是听着。
  我注意到,汇报前面的那些发言时,主席光是笑。当讲到陈老总的发言时,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引者注:据王力回忆,陈毅说了一句;“斯大林提拔了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意思是说现在的林彪以后会怎么样)。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告总理对第十三期《红旗》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政治局常委审查?”
  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发大脾气。最后说:“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产要搞好,要抓铁路和煤炭。”因为张、姚要回沪,主席要我把这一意见告诉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
  这时主席又心平气和了。我说;“我根据主席和总理最近反复讲的干部政策,写了一篇社论,叫《必须正确对待干部》,早已送主席了,主席看过没有?”主席说:“你马上再送一份到这里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这次大约谈了两个小时。
  从2月10日,直到2月16日夜,陈伯达一直处于下风劣势之处。毛泽东批评他,张春桥攻他,老帅、副总理们质问他,连江青也骂他“动摇”,以致毛泽东叮嘱王力送社论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陈伯达处于深重的政治危机之中,差一点就要垮台。不料,就在这时,政局剧变,一下子从批极左转到批“右倾”,陈伯达也就从危机中解脱出来……
  第四十六章 转折点
  谭震林给毛泽东、林彪的信,先送到林彪那里。林彪阅信后,颇为震惊,写下批语道:
  “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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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6日下午“大闹怀仁堂”之后,耿直的谭震林言犹未尽,回到家中又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信。此信原文如下:主席、林副主席及政治局全体同志:本来,我在今天会议上把该说的话已全部说完了,可我仍觉得有必要再写这封信。如算斗争,这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在前天的电话中,第二次是在会议上。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者,但他们根本不听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国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混乱。江青竟闯到政治局会上拍着桌子喊叫:“毛主席,我要造你的反!”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你江青算什么东西?竟敢造主席的反,你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其狂妄骄横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他们煽动红卫兵,疯狂揪斗老干部。省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引者注:“指喷气式飞机”,即挨斗时低头、双臂交叉于背后的形象比喻)。许多人身体被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也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他们还搞了个百丑图,在北京、上海、西安到处印发,影响很坏。我们党简直被丑化得无以复加了!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而他们有兴趣的就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就非整死你不可。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决不叛国。我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下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也要斗下去,拼下去。2月17日,谭震林把信装入信封,在信封上写了“呈毛主席、林副主席”派人送出。
  另外,谭震林还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以同样强烈的口气批评了“中央文革”。这封信后来到哪里去了,陈伯达已不记得了。但是,在当时,他记得给周恩来、王力等人看过这封信。谭震林给毛泽东、林彪的信,先送到林彪那里。林彪阅信后,颇为震惊,写下批语道:“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2月18日早上,张春桥、姚文元飞往上海。在张春桥离京前,他已抢先一步向周恩来谈了16日夜里毛泽东的意见。当王力向周恩来汇报16日夜毛泽东的指示时,周恩来说张春桥已来谈过了。18日下午,江青要王力向林彪传达毛泽东16日夜的谈话内容。江青让王力在京西宾馆等着,她先去林彪那里。然后,她又从林彪家到京西宾馆,跟王力同车前往林彪家。王力按照自己本子上所记的怀仁堂会议发言要点和毛泽东在16日夜的谈话,向林彪一一汇报。江青、叶群在座。叶群记录。王力记得,林彪的话不多。当王力谈及徐向前元帅时,林彪说了一句;“他不能代表解放军。”王力在谈到老帅们质问陈伯达时,林彪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陈伯达是好人,一个书生掌握这么大的局面不容易呀!”林彪的话传入陈伯达的耳朵中,曾使处于困境之中的陈伯达感激涕零。后来陈伯达倒向林彪,最初的契机在于这句话。陈伯达正四面楚歌,唯林彪给予了有力的支持!王力汇报毕,江青叫叶群派车送王力回钓鱼台。江青留在林彪那里。林彪拿出了谭震林写的那封信,交给了江青。江青看了信,如获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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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陈伯达也笑了,虽说他被排斥于会议之外,但是,这会议成了转折点,把他从政治危机中解救出来。反击!反击!反击!“中央文革全力反击!”老夫子和“第一夫人”转败为胜。怀仁堂的气氛完全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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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没有回钓鱼台,直奔中南海,把谭震林的信交给了毛泽东。
  当天深夜,毛泽东召集紧急会议,应召而来的是周恩来、叶群、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其中叶群是作为林彪的代表出席的———林彪推说自己身体不好,派叶群去。
  这一名单是耐人寻味的。看上去,似乎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可是却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四号人物”陈伯达排斥在外!显而易见,毛泽东还在生陈伯达的气。
  另外,“中央文革”的成员们,除康生外,一个也没叫他们来,康生是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来的。江青也没有在场。
  子夜,会议才结束。康生当即火速赶往钓鱼台———那时,已是2月19日凌晨。
  康生先找王力。王力跟康生住同一幢楼。康生对王力说:“我知道你还不会睡,先告诉你:我刚从主席那里开会回来,出了大事了!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主席发这么大的脾气!你立即把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来,我传达会议内容。江青不要喊她,等她起床后,我再单独去跟她谈。”
  康生拿出笔记本,向陈伯达、王力、关锋作传达。陈伯达感到沮丧,如此重要的会议,怎么把他排斥在外。
  康生说,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毛泽东看了谭震林的信,加上江青的挑唆,勃然大怒,召开了这次紧急会议。
  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一句充满火药味的气话:“我马上走,林彪也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康生说,毛泽东发了一通脾气之后,周恩来劝说了毛泽东,并主动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经周恩来这么一劝,会议气氛缓和下来,毛泽东的气慢慢消了。最后,毛泽东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决定由周恩来、李富春找陈毅谈话;由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找谭震林谈话;由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找徐向前谈话。
  传达毕,康生露出了奸笑:“好了,这回解决问题了,陈伯达不用检讨了,不反‘左’而反右了,我们解放了!”
  这时陈伯达也笑了,虽说他被排斥于会议之外,但是,这会议成了转折点,把他从政治危机中解救出来———八天之前,毛泽东责令他和江青检讨。如今完全反过来了,毛泽东要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作检讨了!
  康生过去对江青总是呼其名,有什么事,总是要江青上他那里去的。这一回,透过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的震怒”,康生领教了江青的能耐,掂量了江青的政治分量,不由得对江青“肃然起敬”,那天康生在向陈伯达、王力、关锋作了传达之后,演出一幕滑稽剧:康生坐在那里等,不敢去睡,但又不敢喊醒江青。他吩咐道,江青何时醒来,何时告诉他,他立即向她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康生,人称“康老”,从未对江青如此“恭敬”!
  此后,康生见了江青,总是“江青同志”长,“江青同志”短。
  当然,陈伯达也益发让江青三分,由她在“中央文革”小组“当家”。
  反击!反击!反击!“中央文革全力反击!”老夫子和“第一夫人”转败为胜。
  怀仁堂的气氛完全变了。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从1967年2月22日至3月8日在怀仁堂开了七次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名曰“政治局生活会”。
  “政治局生活会”的出席人员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之外增加萧华、叶群、余秋里、谷牧、汪东兴。
  新参加会议的人,不知道2月16日情况。王力把笔记本上的记录,整理成《2月16日怀仁堂会议》材料印发,但删去了内中涉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的内容。
  “中央文革”们神气活现,在怀仁堂向着“四帅”“三副”发威。“四帅”,即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三副”即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副总理。
  第四十七章 反击“二月逆流”
  陈伯达所说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的复辟逆流”,是他的一大“创见”。“大闹怀仁堂”发生在二月,于是,便被称为“二月逆流”。这一“新名词”传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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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从王力那里知道林彪讲过“徐向前他不能代表解放军”,便冲着徐向前说:“徐向前呀,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要反党吗?”
  谢富治是受“表扬”的,这时气焰甚盛,说道:“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复辟!”
  江青最善于“上纲上线”!她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反党事件。是事件!是一次政变的预演!是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演习!是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
  但是,你们失败了!永远地失败了!”
  这些天缄口默言的陈伯达见江青上阵,也大为活跃,发表“理论性”的“高见”:“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炮打以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