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王力回忆：“在2月14日‘中央文革’会议之前，周恩来在钓鱼台十四楼同陈伯达谈话，谈了几个小时，陈伯达打消了自杀的念头。陈伯达还找康生谈了一次，说了情况。开会前，我和关锋去请康生到会，康生拍着桌子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当时我没说话，认为他们要吵就吵吧！关锋哀求说：‘康老，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发脾气，要忍住，这样你到会上骂江青同志，怎么得了？’康生憋住了。”
  刚刚度过政治危机的康生，此时装出一副要替陈伯达打抱不平的样子。其实，他也只是私下里说说江青而已———他深知“第一夫人”是万万碰不得的。
  批评会在1967年2月14日下午3时召开，会议的地点是“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十六楼。江青理应到会的，因为她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何况是这次挨批评的对象，可是她说自己“病了”，也就溜之大吉。
  于是，挨批评的对象，变成只有一个———陈伯达了。尽管江青没有来开会，会上谁也没有批评她一句。
  康生、王力、关锋对陈伯达的批评，轻轻的，轻轻的。据说，因为他们已经知道陈伯达准备自杀，生怕说重了，陈伯达受不了会真的去自杀———究竟是他们怕陈伯达自杀还是存心护着陈伯达，不得而知！
  倒是张春桥、姚文元“动真格”，批评起陈伯达来火力颇猛。
  显而易见，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的“嫡系部队”。
  陈伯达作了一番检查，无非是说自己“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毛泽东思想领会不深”，等等。
  康生打了圆场：“今天的会，算是第一次会，江青同志生病了，没有来，以后等江青同志身体好了，再开吧。”
  康生这么一说，会议便结束了。此后，“中央文革”再也没有开过批评陈伯达、江青的会。
  后来，关锋跟陈伯达闹矛盾，便把陈伯达声言要自杀的事告诉了江青。
  江青见到陈伯达，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你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
  面对江青的辱骂，陈伯达不吱声，再也没有搬出“拉法格是自杀，列宁还纪念他”之类“自杀理论”。陈伯达的一出自杀闹剧，至此算是降下帷幕……
  第四十四章　叶剑英、徐向前拍案质问
  “中央文革”对于陈伯达、江青的问题想捂，所以只在1967年2月14日召开了没有外人参加的小组会议，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次批评陈伯达、江青的小组会，连周恩来也没让参加。
  不过，在2月10日，当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时，在座的并非全是“中央文革”成员，李富春和叶剑英也在座。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使李富春、叶剑英感到高兴。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他还是周恩来指定的“副总理小组”的组长），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们传达了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顿时群情欢跃。须知，老帅和副总理们的心头，早就积压了对于“中央文革”，对于陈伯达和江青的怒火，一下子便迸发出来了。他们在李富春家进行了议论。
  他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还有国务院当时主管生产的余秋里、谷牧。
  他们乘着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江青之际，发动了对“中央文革”的强大攻势。2月14日，“中央文革”那温吞水式的批评会刚结束，陈伯达去中南海怀仁堂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所谓“中央碰头会”，是由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负责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共同组成的会议，研究、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恩来主持、召集。这天，江青没有去，陈伯达在会上简直成了被告。刚坐定，陈伯达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好，不能来开会，托我带个意见来：军委搞了个八条命令，部队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战斗队，这个文件没经‘中央文革’讨论，怎么就送主席批了？”顿时，一连串的质问，像一连串带着呼啸的炮弹，落到陈伯达头上。
  叶剑英元帅头一个向“理论家”开炮：“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元帅拍着桌子，当面质问陈伯达：“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
  两位元帅说的是1月19日至30日之间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中央文革”力主在军队内搞大民主，当时，叶剑英元帅在盛怒之下，拍案痛斥，以致把右手掌骨震裂，这一回，两人又盯住了陈伯达，一个劲儿批驳。只是陈伯达挨了毛泽东的批评，此时显得十分狼狈，不像往日那样威风。
  徐向前提起了刘志坚被打倒的事，愤愤地问陈伯达：“你说刘志坚是叛徒，完全是捏造！我还不了解刘志坚吗？刘志坚同志根本不是叛徒。我们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随我们作战那么多年，难道我们不了解他们？”
  陈伯达嘟囔着，说道：“刘志坚叛徒的案子已经定了，再不能改变了。”这时，叶剑英接着放炮。他质问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为什么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想干什么？”
  陈伯达无言以对，因为毛泽东为这事已经批评过他，使他无法招架。
  叶剑英趁机嘲笑这位“老夫子”：“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虽然恨得咬牙切齿，可是，他正处于劣势，正处于挨毛泽东的批评之际，只得忍气吞声。
  据他的秘书回忆，陈伯达回到家中，一言不发，便往床上一躺，闭上了双目……才隔了一天，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再度在怀仁堂召开中央碰头会。事先通知，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和国务院余秋里同志。陈伯达、康生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出席会议的是王力。张春桥、姚文元因与上海经济工作有关，参加了会议。江青不去。关锋、戚本禹没有接到通知，所以未出席会议。另外，聂荣臻、谷牧也没有出席会议。开会时，周恩来居中。在周恩来右首，坐北朝南，依次为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皆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在周恩来左首，依次而坐的是谢富治（政治局候补委员）、余秋里、王力、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因挨了批评，不敢坐周恩来右首第一个位置，躲在后边桌角上去。周恩来命令他坐回原位。
  第四十五章　垮台边缘
  老帅和国务院副总理们心中有气，虽在前天的碰头会上说了一些，但言犹未尽，在这次会上又冲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这五员“中央文革”的“大将”猛烈开火。本来是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却开成了对“中央文革”的批判会——亦即后来被人们称为“大闹怀仁堂”。
  会议从下午3时开到7时。“中央文革”处于守势。王力、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没有说几句话，只是埋头记录。陈伯达、康生的话也不多。
  据王力回忆：
  刚一散会，姚文元对我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张春桥把我和姚文元叫到他的房间，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要把情况凑一凑。明天我们要回上海了，主席说过，临走前要再见我们三个人。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他们两个凑，让我记，当时认为不对的话，都凑上了。
  当时，他们三人凑了情况，由王力记下一个文字要点。后来，在2月下旬，由王力执笔，整理出《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材料。署名为“张春桥、王力、姚文元”。
  现据这份记录，摘录若干原文：
  当谭震林同志提出要张春桥同志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谢富治同志插话说：江青同志和小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站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场，说：
  “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
  “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
  “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同志说：
  “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谭震林同志说：
  “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当谢富治同志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时，谭震林同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李先念同志说：
  “就是从《红旗》第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周恩来同志当即对康生同志、陈伯达同志说：“发表13期《红旗》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招呼，送给我们看看。《红旗》社论发表以后敲锣打鼓，也是从这一期开始的。”
  康生同志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
  陈伯达同志也说：“我也没看。”
  ……
  李先念提到的，也就是1966年10月3日发表的《红旗》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确如李先念所说，“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是从这篇社论开始的。“老干部统统打掉”，也是从这篇社论开始的。
  从档案中查到这篇社论的原稿，是王力的手迹。那瘦长的字、僵硬的笔划，一望而知是王力写的。与王力共同起草的是关锋。
  ※　　　　　　　　※　　　　　　　　　※
  此文经“中央文革”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审稿，陈伯达定稿。社论的题目，是陈伯达亲自拟的。可是，在周恩来责问陈伯达、康生时，这两位“大秀才”居然当面撒谎，说自己“不知道”、“没看见”！
  谭震林还责问陈伯达：“阎红彦有什么罪？为什么要逼死阎红彦？”
  陈伯达只好沉默着，不敢回答。
  张春桥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张春桥此人，颇有心计，精于权术。在他看来，怀仁堂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而且陈伯达、康生表现出“右倾”、“退让”。正因为这样，他甩开了“中央文革”的这两位“组长”、“顾问”，与王力、姚文元凑好记录，三个人直奔江青那里。
  王力回忆道：
  张春桥向江青报告，带着姚文元和我一起去钓鱼台十一楼。
  张春桥向江青一条一条讲。本来正在“生病”的江青，立时“病愈”了。江青暴跳如雷，说道：“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的，陈伯达、康生在路线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