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7 节
作者:卡车      更新:2021-02-21 17:41      字数:4890
  这么一来,陈伯达成为第5号人物!尽管他自称“小小老百姓”,实际上已成了一个手握大权的“大首长”。
  须知,在1945年中共七大,陈伯达成为中央候补委员,按排列顺序是第47号;1956年在中共八大,陈伯达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名第21号;这一回,他越过了刘少奇,越过了朱德,越过了陈云,越过了邓小平,一下子跃为第5号人物。他在党内举足轻重了!在这张名单上,陈伯达排在康生之前—在陈伯达和康生之间,还夹着邓小平。这表明,虽然陈伯达和康生同为“理论家”,但是如今陈伯达的地位在康生之上。
  第二十七章 主笔“十六条”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通常称之为“十六条”。
  一时间,“十六条”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学习文件”。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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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跃为第五号人物,除了他在反工作组这一“错误路线”斗争中立了大功,而且还因为他在起草《五·一六通知》之后,又写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通常称之为“十六条”。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8月9日,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在头条位置全文发表了“十六条”。8月13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声称“十六条是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一时间,“十六条”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学习文件”。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各种场合的会议,人们也高呼这样的口号。“十六条”是毛泽东指定陈伯达负责起草的。据陈伯达回忆,着手起草是在1966年6月下旬。王力也参加起草工作。据王力回忆,在周恩来回国时,他正在钓鱼台和陈伯达一起起草“十六条”,当时他跑步去通知康生,告知周恩来抵京的时间,康生去机场迎接。周恩来离开巴基斯坦是1966年6月30日,归国途中视察了某导弹试验基地,然后飞回北京。所以王力的回忆与陈伯达回忆是相符合的。
  “十六条”前后改过多次。陶铸、王任重、张春桥参加过一些修改工作。
  1966年7月16日,陈伯达交出供讨论用的第一稿(此前的几次草稿不在内),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问题》。最初并没有十六条,而只有十三条,毛泽东阅后,作了修改。
  7月26日,印发第二稿,以供翌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备会议讨论。题目改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政策问题》。
  7月29日,根据讨论的意见作了若干修改,印发第三稿,题目改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一题目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此后一直沿用这一标题,直到正式公布。
  8月3日,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又改出第四稿。
  8月8日,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时,再作若干修改,成了第五稿,即正式见报的定稿。
  “十六条”是“二十三条”和《五·一六通知》的“左”的继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纲”。
  以下是“十六条”的摘要: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当前正在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阶段”。“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主流和曲折:“广大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阻力主要来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要区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要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
  八、干部问题: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九、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它们都是文革的权力机构。这些组织的成员都必须由群众选举产生,当选者如果不称职,可以改选,撤换。
  十、教育改革:“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的政策:只要他们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不里通外国,就要团结他们。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十五、军队:军队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执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十六条”与“二十三条”、《五·一六通知》一脉相承,都强调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月4日,当时还在大连的林彪,看了“十六条”,打来长途电话表态:“这个决定是一个很革命的决定,它保证了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保证了能够把运动坚决地扩大和深入起来和长期坚持下去,我完全同意中央全会的看法和方针。”
  8月7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作为会议文件印发。8月8日,通过了“十六条”,全会便转入了对刘少奇的批判。
  无可奈何,8月10日,刘少奇在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说:
  “主席不在家这一段由我主持工作,我绝不逃避责任。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压下挤。革大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定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
  在“上压下挤”之中,刘少奇果然“下台”,虽然他名义上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列第八,实际上是靠边了。
  林彪升为第二号人物,他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由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副主席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没有宣布撤销刘、周、朱、陈的副主席职务,但从那以后,刘、朱、陈受到“文革”冲击,周恩来也意识到林彪咄咄逼人,便嘱咐新华社,“我的名义用政治局常委吧,不用中央副主席名义”。这么一来,在报上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名义出现的只有林彪,他实际上成了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第二十八章 暗伏危机
  一场明争暗斗,在“中央文革”内部激烈地进行。副组长江青的势力,正在急剧扩大。
  江青与顾问康生形成联合阵线。江青的“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使她有恃而无所恐。
  等到陈伯达病愈出院,他发觉”“中央文革”的实权已被江青“代理”了。除了江青之外,那位“顾问”也一直觊觎“中央文革”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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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成为中共第5号人物,陈伯达名声大振。写着“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收”的信件,从全国各地雪片般飞来。据陈伯达的秘书回忆,差不多每天都收到一麻袋的信!陈伯达从来没有如此走“红”过……
  这时的陈伯达,有2位秘书……王保春和王文耀。
  王保春担任机要秘书,兼任“陈办”的党小组组长。他1947年入党,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做机要秘书工作。1960年当陈伯达的妻子刘叔晏生孩子时,调他去担任秘书。
  王文耀则是1965年下半年,调他到陈伯达那里担任秘书。
  两“王”也从来没有这么忙碌过:一个“王”守着4部电话机,随时作电话记录,收看文件、电报、信件;另一个“王”则要跟在陈伯达身边,时而钓鱼台,时而中南海,时而人民大会堂,时而各大专院校。
  司机于子云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状态。陈伯达一声吩咐,不论白天黑夜,轿车随时出动。
  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么个“小组”,权力正在无限扩大之中,正在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陈伯达这个“小组长”,手握大权,踌躇满志,他与别人的不同,在于口头上还在那里自称“小小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掩饰着自己的勃勃政治野心。
  陈伯达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他带着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之后,干了一个月。
  为了集中力量起草“十六条”,他把《人民日报》交给了代总编唐平铸。他是《红旗》的主编。这时,他把《红旗》交给了关锋。他作为“舆论总管”,来管《人民日报》,管《红旗》,管新华通讯社,管中共中央宣传部……
  现存于档案之中的陈伯达1966年8月13日致毛泽东的信可窥见当时陈伯达管得多么宽。可以看出,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央文革”组长,由他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他向毛泽东负责。
  陈伯达处于他的“鼎盛时期”。
  不过,他有他的隐忧。他成天价把“小小老百姓”挂在嘴上,无非想表白自己毫无权欲———尽管他的野心不小,权欲不小。
  一场明争暗斗,在“中央文革”内部激烈地进行。
  副组长江青的势力,正在急剧扩大。江青与顾问康生形成联合阵线。江青的“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使她有恃而无所恐。
  陈伯达深知江青不可惹。原本江青只是4个副组长之一,并无“第一副组长”之称——
  —在四个副组长之中,她排名顺序第一罢了。在“中央文革”初次在群众中“亮相”时,有人指着江青介绍说:“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此后,“第一副组长”之称便传了开来,仿佛成了她的正式职务。
  江青并不满足于“第一副组长”。陈伯达深知其意。1966年8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至40摄氏度,住入北京301医院。经陈伯达向毛泽东提出,中共中央于1966年8月30日发出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或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有了这样正式的文件,江青在“中央文革”中的势力越发膨胀。等到陈伯达病愈出院,他发觉”“中央文革”的实权已被江青“代理”了!陈伯达曾这样回忆:
  在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不久,我生病进医院,江青就当然代理组长职务。毛主席再次检阅红卫兵时,江青致辞,从此,她就在小组中横行跋扈。我向去医院看我的人,提出一些看法,于是大大触怒江青了。当我的病没有好时,江青要关锋去叫我出院。我已晓得这个女人很难对付,决定出院。我撇开江青,找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一个拟送中央的文件,确定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工作机构。意思就是:中央文革的言行都要向中央请示,不能擅自作主。这就要使江青受到约束。会议未完,可能有人泄露给江青,江青来了,大闹一番。我现在不记得她要加了一句什么,但她说,“我这句是最重要的。”从此以后,文革小组就没有再单独开会了。毛主席指示:以后开会,由周总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头会。
  除了江青之外,那位“顾问”也一直觊觎“中央文革”的大权。
  “顾问”康生最初与陈伯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跑,他俩在20年代是上海大学的“同学”。不过,康生比他更善于钻营,所以在党内的地位,康生很快超过了他。延安整风时,康生是陈伯达的上司。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时,康生是中共中央委员,名列第17位,而陈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