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5 节
作者:卡车      更新:2021-02-21 17:41      字数:4832
  的一个山洞(引者注:指湖南韶山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引者注:指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引者注: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翘翘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引者注:此处“他”,指林彪。“五月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在毛泽东的所有著作之中,这封写给江青的信最值得探究、寻味。这封政论式的信,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他那颇深的城府,泄露他的内心世界。他既要“打倒右派”,同时又防范着他的那位“朋友”。陈伯达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实渊源于毛泽东的晚年思想。毛泽东在此信中已写得明白不过,“文革”就是“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不仅搞这么一次,“七八年后还要有一次”,而且“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毛泽东的信,写得潇洒,写得流畅,一气呵成,是他的思想的曝光。可以说,这封信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高度浓缩。
  在写了此信之后的第八天———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出现在武汉长江。5000人随毛泽东伴游,10万人在两岸欢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一回,他又发感慨:“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完全出人意料,在武汉刚刚公开“亮相”,7月18日,毛泽东便突然回到了北京—他已看够了陈伯达那“中央文革”不断送去的“很有兴味的”材料,要到北京收拾那乱糟糟的局面!
  第二十四章 点火于北大
  7月18日晚,刘少奇得知毛泽东归来,火速赶去,但是陈伯达和康生已经捷足先登了,毛泽东门口停着小轿车。
  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求见毛泽东,被秘书挡驾了,请他明日再来。
  翌日,刘少奇再度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已经从陈伯达、康生那里听过汇报。没谈几句,毛泽东便用很严肃的口气对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泽东的话,如同给刘少奇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刘少奇显得非常尴尬……陈伯达却为递过“不要搞工作组”的条子而欣喜异常。就在毛泽东回京后的第三天,陈伯达作出了迅速的公开的反应:派人前往清华大学,探望被工作组下令关押的蒯大富。
  蒯大富,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21岁。他出生于江苏省滨海县一个农民之家,祖父是新四军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党员,仗着“根正苗红”,无所顾忌。他是老大,家中有五弟一妹。18岁那年,他考上清华大学时,便出了一回小小的风头———
  《人民画报》刊登了他的照片,加上“农民子弟上大学”的新闻标题。从此,更增加了他的政治上的“优越感”越发“无畏”了。1966年6月1日晚上,他刚刚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便如同吃了一帖兴奋剂,提笔给聂元梓写了声援信。翌日,他在清华园贴出大字报,亮出“造反”的旗号。
  刘少奇向清华大学派驻了工作组,组长叶林,副组长便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蒯大富反校党委,也反工作组,成为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工作组把他定为“右派”。为了表示自己的反抗,蒯大富进行“绝食斗争”,一下子轰动了清华园……
  陈伯达派人对蒯大富表示“慰问”,顿时使蒯大富“力量倍增”,加紧了反工作组、反王光美的斗争。
  就在陈伯达给蒯大富丢了眼色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第一回在北京大学“亮相”。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驱车前往北大,说是“调查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在江青看来,清华成了王光美的“点”,成了刘少奇的“点”,她要把北大作为她的“点”。江青比毛泽东晚两天———7月21日,回到北京。
  头一回去北大,江青和陈伯达话不多(尽管在此之前,在6月2日、3日陈伯达两次去过北大,但与这一次抓“点”不同)。档案中有一份当时江青、陈伯达在北大讲话的原始记录,十分简短,全文照录于下:
  江青同志:
  “党中央万岁!北大革命同学万岁!”
  “我也没有多少话要讲,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你们的大字报。因为情况不清楚,也没有什么话好讲,是不是请陈伯达同志讲讲。”
  陈伯达同志:
  “我们不清楚情况,要调查研究。根据毛主席的调查研究的作法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昨天《人民日报》社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你们看了没有?(同学答:看了!)要好好看,我们就是那种态度,工作组要走群众路线。”
  “毛主席说: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多听,多看,多想。你们提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不要紧,是好现象。”(这时江青同志点头微笑)
  “要采取辩论的方法把道理讲清楚。我们还要了解情况,回去要研究。同志们,同学们,让我们宣誓:
  誓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
  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从以上原始记录可以看出,江青和陈伯达第一回在“群众”中“亮相”,话不多,声言是来“调查研究”。不过,就在这几句话中,江青便亮出“第一夫人”的牌子———“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而陈伯达则领着学生们“宣誓”———“誓死保卫毛主席”。这两位“演员”初次登台,便配合十分默契。江青自称“小学生”,陈伯达则自称“小小老百姓”。
  就在“亮相”的次日,江青和陈伯达又来北大,再作讲话。讲话也很简短,但颇为耐人寻味。以下是7月23日的原始记录:
  江青同志讲话———
  革命的同学们:
  我和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学生的,我和他一块来听同志们的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多懂得事,少犯点错误……你们什么时候有意见叫我们来,我们立即来。
  现在我们了解还不够,还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总之,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
  我们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陈伯达同志讲话———
  刚才江青同志讲的话,也是代表文化革命小组要讲的话。我完全同意她的话。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学习你们的斗争经验。在文化革命的斗争中,北大走在最前列,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一定能够继续前进。
  要听取不同意见,我们的意见是说“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两个“谦谦君子”———一个“小小老百姓”,一个“小学生”都是来“学习的”。江青和陈伯达的第二次“联合演出”,也是够“谦逊”的。
  可是,这一回———也就是经过一天的“调查”,陈伯达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即“说‘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须知,仅仅在一个月前,也正是这个陈伯达,说“六·一八”事件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司令部”。真可谓覆手为云,翻手为雨,陈伯达的调子改变何其快也!
  陈伯达的一句话,在北京大学掀起了一场风暴。陈伯达否认了“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立时使北京大学工作组陷入了被动,造反派学生群起而攻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工作组是刘少奇派的,反工作组,也就是为了反刘少奇。
  北京大学掀起的反工作组的浪潮,很快就波及北京各高等院校……
  7月21日,中共中央通知:任命陶铸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陈伯达为顾问(仍兼任副部长)。
  第二十五章 掀起反工作组浪潮
  这是“文革”以来,头一回在公众场合,当着江青的面,大吹江青。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江青的势力正在恶性膨胀!
  陈伯达一席话,便使进驻北大不到两个月的工作组,彻底完蛋了。
  ※        ※         ※
  陈伯达和江青“点火于基层”,在1966年7月下旬,以“小学生”的姿态活跃于北京许多大学。向来不擅长于演讲的陈伯达,这时总是要把王力拉在身边,让王力充当他的翻译。相对而言,王力的苏北话还算好懂一些。
  1966年7月24日,陈伯达、江青、王力来到北京广播学院。陈伯达在那里所发表的一段话,曾通过大字报、传单传遍全国各地。
  这是“文革”以来,头一回在公众场合,当着江青的面,大吹江青。此后,吹捧江青的传单满天飞,“理论家”带了一个头。
  以下是当时的陈伯达讲话记录原文:
  最后讲一讲,诽谤中央负责同志的要驳斥。今天递的一个条子,就是诽谤江青同志的。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35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抛头露面,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
  陈伯达确实擅长投机,他借那么一张条子大大发挥了一通,把江青着着实实地捧了一通。他并非不知江青的底细,况且多年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深知江青的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