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3 节
作者:卡车      更新:2021-02-21 17:41      字数:4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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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英当面批评陈伯达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伪君子,因而遭到陈伯达的忌恨。陈伯达多次在毛主席的面前说家英的坏话。家英早就看穿了江青的恶劣品质,藐视江青,因而遭到江青的忌恨。在家英死前几个月里,江青策动了一系列严重打击家英的措施,实际上把家英当做敌我矛盾了……家英之死,对党是重大损失。他如果不死,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帮助会是很大的。
  田家英死后,戚本禹取而代之,成为毛泽东和江青两人的秘书,掌握机要大权,一下子变成了“炙手可热势绝伦”。
  戚本禹乃山东威海人,生于1932年。香港报纸曾报道他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其实他根本没上过大学,只是个中学生。解放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1949年,他虚岁18调入北京中南海工作。他后来在《红旗》杂志当历史组组长。进入“中央文革”时,他的职务最低,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访科科长。
  他觊觎着田家英的职务。当他终于如愿以偿,取代了田家英,他的政治野心便猛然扩大了……
  这突如其来的大祸临头,家英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使他难以承受。
  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
  家英之死,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
  第二十一章 接管《人民日报》
  陈伯达称这是一次“小小的政变”。
  陈伯达一“接管”《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就改变了声调。
  翌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社论是八个寒光闪闪的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在田家英死后的第三天———5月25日下午2时,“文革”之火在北京大学点燃。由聂元梓、宋一秀、夏剑易、杨克明、高云鹏、李尘醒、赵正义七人共同署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贴在北京大学大膳厅东墙上。顿时,北京大学轰动了。数百人围观大字报,并与领头贴大字报的女人、中共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展开激烈的辩论。
  被大字报点名的宋硕,乃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为北京大学校长兼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云,女,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据陆平告诉笔者,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在一位“冯大姐”的指点下写成的。“冯大姐”何人?康生之妻曹软欧!
  康生在北京大学点起了这把“文革”之火,北京的气氛骤然紧张。
  不过,大字报的影响毕竟有限。要把“文革”之火在全国燃起,必须借助于报纸。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须知,《人民日报》在社长吴冷西的主持之下,对于“文革”显得十分冷漠。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人民日报》沉默了好久,直至第20天———1965年11月31日,才在重重压力之下,在第五版“学术研究”专栏予以转载……
  “我只看《解放军报》,不看《人民日报》!”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曾不满地这么说过。
  《解放军报》受林彪控制,在那些日子里,“左”味十足,一时名声大振。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文。5月4日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文。5月8日,刊载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这家报纸原是军内报纸,一时间仿佛成了“左”派机关报,影响远远超出军界,弄得《人民日报》在种种压力之下要转载《解放军报》的文章,而一向的惯例总是《解放军报》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曾是钓鱼台写“九评”的“秀才班子”成员,曾是起草《五·一六通知》小组成员,曾列入“中央文革”最初的名单而终于被圈掉大名,这清楚表明他的处境已岌岌可危了。
  撤换吴冷西的呼声,日甚一日。
  1966年5月30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出于无奈,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只得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信请示: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引者注:指《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毛泽东当天迅即作了批示:“同意这样做。”
  陈伯达急急点将,带着唐平铸等人,组成一个工作组,于5月30日晚进驻《人民日报》社。
  没有登报声明,没有发布“进驻”消息,《人民日报》在一夜之间便落进陈伯达手中。
  陈伯达称这是一次“小小的政变”。吴冷西曾这么回忆:
  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5月31日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宣布由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实行夺权。用陈伯达自己的话来说,他在人民日报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主持起草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从此,不仅人民日报,全国新闻界大难临头,遭到空前浩劫。所谓“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我不久即被捕入狱。
  吴冷西在“军事监护”下,失去了自由,成为“阶下囚”,度过那“文革”岁月。陈伯达一“接管”《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就改变了声调。
  翌日———6月1日,原本是欢歌曼舞的“国际儿童节”。往年,每逢这一天,《人民日报》总是要向千千万万孩子们献上一束鲜花。可是,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却变得杀气腾腾。头版头条的社论与国际儿童节毫不相干,而是八个寒光闪闪的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纲领,那么,这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便成了在全国公开发动“文革”的动员令。这篇社论的主稿者,便是陈伯达。他在5月31日晚定稿后,第二天就见报了,未曾送杭州毛泽东那里阅定。
  这篇社论很明确地提出了“政权”问题。半年多以后,演变成上海的“一月革命”,演变成席卷全国的“夺权”风暴,如果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的是“拐弯球”的话,这篇社论则是重炮直轰了。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
  牛鬼蛇神,原是一种文学比喻,是佛教中“牛头”、“铁蛇”般的阴间鬼卒的形象。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之后,“牛鬼蛇神”成为一种政治概念,而这种政治概念却又是模糊不清,没有严格定义的。在“文革”中,许多无辜者被打成“牛鬼蛇神”(简称“牛”),打入“牛棚”,其源盖出于陈伯达所主稿的这篇祸害无穷的社论。当然,在此之前,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贴出的那张大字报中,便已经提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不过,聂元梓等人所写的毕竟是一张大字报,而《人民日报》社论是党的方针政策的集中体现。1980年11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曾就《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审问了陈伯达。
  笔者跟陈伯达谈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时,他很感叹地说:“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此后一个多月———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写给江青的那封信,用了“横扫牛鬼蛇神”这样的话:“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当然,陈伯达万万没有想到,“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中,把他也“横扫”进去了—此是后话。
  第二十二章 “欢呼”聂元梓的大字报
  6月1日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点起一把邪火。也就在这一天,康生跟陈伯达唱“双簧”,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点起一把邪火……
  据陆平告诉笔者,6月1日这天,他在中共北京市委开会。
  散会时,吴德通知陆平:“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陆平心头一震。这张诬良发难的大字报,值得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中国广播!当晚8时,当陆平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时,果真,头条新闻便是聂元梓等人的那张大字报!
  陆平事后才得知,那是康生在背后捣鬼……
  康生为什么会插手北大呢?1967年初,当有人炮打曹轶欧时,康生于1月22日接待群众代表,作了如下表白:
  “关于我爱人曹轶欧,有人说她是北大工作组的副组长,这是不对的。我爱人等5人,曾组成一个调查小组在1966年5月去北大,目的是调查彭真在那里搞了哪些阴谋,发动左派写文章,根本与工作组没有关系。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当时在我爱人的促进下写的。”
  康生“过谦”矣!曹轶欧对于那张大字报的作用,岂止是“促进”,乃是幕后导演也。
  那张大字报在1966年5月25日下午贴出之后,深夜12时,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派了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局负责人前来北大,重申内外有别的原则,批评聂元梓等人贴的大字报。
  康生从曹轶欧那里弄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悄然转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打电话给康生和陈伯达,决定广播这张大字报。
  6月1日下午,康生像打了大胜仗似的,发布消息:“经毛主席同意,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当即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排,打算明日见报。陈伯达还准备亲自到北京大学去看一看,考虑是否为大字报配发一篇评论。王力和关锋自告奋勇前往北大,让陈伯达留在《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晚上,王力、关锋从北大回来后,说北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于是,连夜赶写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由陈伯达签发,拼在第一版。
  也就在6月1日晚,原中共河北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张承先被任命为工作组组长,急急派往北大。
  原北京大学工作组第一批成员之一的时友人先生,在1996年3月28日从北京给笔者来信,回忆当年的情景:
  我本人即为该工作组的第一批成员,随张承先同志于6月1日晚上入驻北京大学,直至8月初全体撤出。
  当时我在高等教育部教学一司工作,6月1日晚上7时多在家听完中央广播电台播完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到蒋南翔部长办公室,说有重要任务布置,我立即随来人一起回办公楼,蒋南翔部长即向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宣布,当日下午中央决定以北京新市委的名义向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组长为张承先,副组长为刘仰峤(当时任高教部副部长),成员皆为高教部干部共4人,即杨惠文、黄圣骅、白晶和我,并要我们立即出发去北大向张承先和刘仰峤同志报到。我连家里人都没能打招呼就走了。到北大后,当晚就在礼堂召开全校干部大会,宣布北京新市委的决定,由工作组代行校党委职权领导运动。紧接着中央又从国务院部委、各省市和海军航空兵领导机关抽调大批人员参加工作组,形成校、系两级机构。
  6月2日,陈伯达“接管”之后出版的第2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