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说是去上海研究修改京剧《智取威虎山》，暗中却是去寻觅“棍子手”，写作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的“大毒草”《海瑞罢官》的文章……
  陈伯达对于江青此行，毫不知晓。照理，这位“理论家”是“棍艺”娴熟的棍子手，何况又近在咫尺。然而，江青却甩开这位“大秀才”，千里迢迢去上海找张春桥，选中了“小棍子”姚文元。江青避开陈伯达，自然有她的原因：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怎么可以去指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呢？她当时的职务不过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处长，而陈伯达正是她的上司———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理论家”一点也不知道一篇“雄文”
  正在上海一稿又一稿地秘密起草、修改着，他忙于提出“电子中心论”。
  那阵子，陈伯达在北京、天津参观了许多工厂、科研机构，酝酿提出新“理论”———
  发展国民经济，要以电子工业为中心。
  其实，他的这番“宏论”，并非他的首创。他是从日本、从民主德国那里，接过了这一口号，并企图在中国加以贯彻。
  1965年3月5日，陈伯达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对中国科学院的一些领导人发表如下谈话：
  最近日本人提出，要“把发展电子技术作为国家方案”；东德提出，电子元件工业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要将电子工业“作为主导工业部门之一来发展”。日本人的企图是什么？东德的提法对不对？对自然科学和技术，我不懂，请大家认真研究一下，至少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点苗头。
  大家可以讨论讨论，抓电子化能不能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抓电子学、电子技术、电子工业，在各方面会引起些什么连锁反应？
  为此，要研究一下：电子学与其他各种学科的关系；电子技术与其他新技术的关系；电子工业与其他各种工业的关系；应该这样考虑一下，抓电子化会怎么样？不抓电子化又会怎么样……
  1965年3月24日，陈伯达又对中国科学院发表谈话，再度强调“电子中心论”。应当说，陈伯达在1965年提出“电子中心论”，无非是强调要重视电子工业的发展，强调电子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他的这一见解，应当说是正确的。他要求电子工业搞20年规划，迅速把电子工业抓上去，希望在未来20年，中国的电子工业得到大力发展，他的这些意见是有预见性的。
  然而，在陈伯达倒台之后，一错百错，“恨屋及乌”，把陈伯达提出的“电子中心论”，也作为“大批判”的对象。
  1971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电子工业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文章《“电子中心论”批判》。
  经过对“电子中心论”这么一连串的“批判”，最后归结到“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
  在中国流行着“因人废言”。否定陈伯达的“电子中心论”，便是“因人废言”的一个典型事例。固然，陈伯达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但是他并非一无是处。应当说，陈伯达在1965年提出“电子中心论”是有远见的。如今的现代化进程、工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证明了“电子”工业确实起着“中心”的作用。
  第十五章　毛泽东召见五“秀才”
  1965年4月底，陈伯达离开北京，前往长沙。
  毛泽东住在长沙———湖南省委大院西侧的接待处九所三号，在那里召见五个人。除了陈伯达之外，还有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
  这5个人，全是笔杆子。
  艾思奇是哲学家，比毛泽东小17岁。艾思奇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早年写了《大众哲学》一书，颇有影响。1935年，25岁的艾思奇加入中国共产党。笔者访问艾思奇夫人王丹一时，据她告知，“艾思奇”这笔名的来历有三：一是“爱”“思奇”之意，即喜爱独特地思索；二是热爱马列主义之意，“思”即马克思，“奇”即伊里“奇”（亦即列宁）；三是他不怕冷，冬日穿衣甚少，得了个雅号“爱斯基摩人”。艾思奇为“爱斯基”的谐音。
  1937年10月，艾思奇来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尽管艾思奇比毛泽东年轻得多，但深受毛泽东尊重。现存的1937年底毛泽东致艾思奇的一封短函，便足以看出毛泽东如何看重这位富有才华的青年哲学家。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引者注：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之后的另一著作）是你的著作中最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我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是在艾思奇抵达延安之前的一个月———1937年9月，便亲笔作了《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艾思奇来到延安之后，毛泽东又亲自去看他，跟他探讨哲学问题。从那时起，毛泽东就很重视这位“秀才”。
  胡绳也是老资格的“秀才”。早在1949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在北平召开发起人会议时，他被推举为常务委员。1956年，当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时，他是11名委员之一。据关锋回忆，在“秀才”之中，大家都习惯地称他为“胡大师”。
  至于关锋，原名周主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东省与河北省交界的庆云县，因此他曾用“庆云”作过笔名。1933年，14岁的他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担任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1939年起改名关锋……他只上过中学，并未上过大学。1950年，他出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处长。两年后成为山东政治学校校长。1955年，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在山东成立，校长夏征农，副校长为关锋。对于关锋的升迁而言，1956年是关键的一步：他被借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从山东跨入首都。这个研究室在北京万寿路一幢并不显眼的小楼，却是“藏龙卧虎”之地。他与陈伯达、康生、胡绳在那里共事。
  当《红旗》创刊之后，陈伯达把关锋调到那里。不过，最初交给他的任务，似乎与《红旗》本身的业务无关———要他编《思想理论动态》。这一内部刊物的第一读者便是毛泽东！尽管编这一内部刊物，使关锋能有机会直接为毛泽东服务，但是关锋觉得乏味，干了半年之后，便改任《红旗》编委。
  据关锋对笔者说，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因为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文末提及应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向来对中国哲学史有兴趣，便翻看了关锋的文章，十分喜欢，竟写下一段批示。于是，关锋这支笔，便受到毛泽东的青睐。
  毛泽东把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找来，为的是一起商量，落实一项工作：在1963年，毛泽东便已提出，全党要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6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一次，他建议为这6本书的中文版写序。他召来5人，加上他自己共6人，正好每人给一本书写序。他自告奋勇，要为《共产党宣言》一书写序。
  不过，在长沙，他们只是做准备工作。毛泽东召集他们，读一段书，论一段，为的是集中大家的智慧，以便写好序言。
  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在毛泽东那里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此书在1966年底再版，林彪写了《再版前言》）。
  “这是在给我编《论语》！”毛泽东打趣地指着语录本对陈伯达说，“听说，中宣部也在编这个东西。”
  陈伯达吃了一惊。他身为中宣部副部长，居然不知道中宣部也有人在编《毛主席语录》。
  在陈伯达看来，不论解放军总政治部还是中宣部，都没有资格去编《毛主席语录》，最权威的编者理所当然是他。何况，谁编《毛主席语录》，那就意味着谁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抓在手，陈伯达岂肯把这杆大旗拱手让人！
  回到北京之后，陈伯达马上找人，着手编选一本最富有权威性的《毛主席语录》———
  “理论家”最喜欢赶浪头，他的注意力已经从“电子中心论”转移到新编《毛主席语录》上去。
  不过，他编的《毛主席语录》尚在进行中，便被来自上海的惊人消息打断了，以致他再也没有心思把新编的《毛主席语录》编完……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推出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
  报纸一到北京，北京震惊了！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反应是：
  “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他们想干什么？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么？姚文元的文章简直是胡说八道！纯粹是学阀腔调！”
  刘少奇逐字逐句细读姚文元的文章。彭真给刘少奇挂电话，询问他对此文的看法。电话是王光美接的。
  接罢电话，王光美对刘少奇说：“彭真同志来电话，想征求一下你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意见。我说少奇同志还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再说他对吴晗同志不大熟悉，很难发表什么意见。你看，这样回答可以吗？”
  刘少奇作了明确的反应：
  “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你对外人讲话要格外谨慎。不过，让我说心里话，这篇文章写得并不好，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靠的是仗势压人，我不赞成这样做。”
  第十六章　与江青互相利用
  从毛泽东的谈话里，陈伯达马上判明了毛泽东的态度。陈伯达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江青，给江青帮了大忙。陈伯达事先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一点不知。看了文章之后，他马上意识到此文非同凡响，必定大有来头。
  他很快就弄明白，此文的幕后指挥乃是江青。
  从毛泽东的谈话里，陈伯达马上判明了毛泽东的态度。陈伯达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江青，给江青帮了大忙。《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又是如何反应呢？他对友人王麦初说：
  “我写的《海瑞罢官》，经上面（指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看过，有的还修改过，不会有问题的，你放心吧。我怎么会反党？我相信这件事早晚会弄清楚的。”
  “大左派”们的反应如何呢？
  关锋居然也对那篇“雄文”的背景毫无所知。当上海《文汇报》驻京记者找关锋谈看法时，关锋居然把姚文元的文章当作“学术论文”谈了一通。
  陈伯达事先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一点不知。他比关锋“政治灵敏度”要高得多。看了文章之后，他马上意识到此文非同凡响，必定大有来头。他的“第一反应”便是自己被冷落了！
  “哼，姚文元算是什么东西！”陈伯达有些愤愤。他知道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当年姚蓬子被捕在《中央日报》发表叛党声明，他也都知道。这一回，起用姚文元来写这样的“大文章”，把他这位“理论家”撂在一边了！何况，“保密”工作做得那么严格，对他不透半点风声。
  他很快就弄明白，此文的幕后指挥乃是江青。他急于弄清详细的背景，特别是弄清毛泽东的态度。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保持沉默，不予转载，也不发呼应文章，南北严重对立。由他主编的《红旗》，也未敢轻举妄动，未对姚文元的文章作出直接反应。他只是赶紧在1965年12月8日出版的第13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作为一种特殊的呼应。
  毛泽东在杭州。陈伯达巴不得能够去一趟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摸清情况。真巧，机会来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20来天，毛泽东电召4人前往杭州。这4个人是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不言而喻，毛泽东电召这几位“秀才”，为的是继续讨论半年多以前在长沙尚未了结的为6本马列经典著作中文版作序之事。至于田家英，因是毛泽东秘书，已在杭州。
  几位“秀才”赶到杭州，不巧，毛泽东感冒了，说是大家分头先看看那6本书。几天后，毛泽东通知陈伯达，一起前往上海。他们去了上海，多日未回杭州。于是，艾思奇便与关锋结伴游杭州，胡绳则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