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次下乡调查，毛泽东曾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研究》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1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明，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6人，连组长共7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
  每人发《调查研究》（1930年春季的）1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6个组员分成2个小组，1人为组长，2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1个小组（3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1个小组调查1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10天至15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作业又要有1个月，连前共2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1961年）1月20日下午四时
  此信3组21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
  毛泽东像当年指挥作战一般，向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布置了调查任务。然后，又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集体讨论，由陈伯达执笔，才写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在广州写出草案之后，毛泽东还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961年4月25日发出通知，提出了关于当时农村工作中若干关键问题的调查题目，其中包括：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给农民留一定数量的柴山作为自留山的问题，三包一奖问题，耕牛、农具归大队所有好还是归生产队所有好的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以及其他问题。那一时期，毛泽东倾注心血于整治人民公社问题。经过调查研究，经过一次又一次修改条例，才使中国农村从1958年突然爆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慢慢地纳入轨道运行。
  从1961年8月起，胡乔木患病，毛泽东建议他“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这样，在起草文件方面，毛泽东不得不更倚重于陈伯达了。
  陈伯达也帮助刘少奇做了一些文字工作。他参与起草了刘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他也曾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了整理、修改，并在他主编的《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据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延安发表时，陈伯达也曾作过一些文字整理工作。内中所引孟子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陈伯达建议刘少奇加上去的。
  然而，在“文革”中，陈伯达“变脸”，对刘少奇“反戈一击”。陈伯达所主编的《红旗》杂志，成为轰击所谓“黑”《修养》的主炮———刘少奇“贬值”了，他的《修养》也随之“贬值”。重新发表《修养》的是《红旗》杂志，总编陈伯达；倒过来狠批《修养》的也是《红旗》杂志，也是总编陈伯达。这一切，都随着“政治行情”的涨落而涨落。
  顺便提一笔，在陈伯达倒台之后，他的那篇《人性、个性、党性》（载于1944年9卷15期延安《解放》周刊），则被当作“黑《修养》”的“姐妹篇”受到姚文元主编的《红旗》杂志的批判———因为那时的陈伯达已是“行情”看跌了，早已从《红旗》总编的宝座上摔下来了。
  第十二章　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文章，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理论家”一边投身于“反右倾”，一边致力于“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陈伯达和康生，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两员干将。
  如今，那场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早已成为历史。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文章，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
  邓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的《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一文对这场大论战作了客观的总结：
  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对于“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尽管锋芒所向是对准苏共赫鲁晓夫，但最初却是点南斯拉夫铁托的名。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便发表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向铁托猛轰一炮。
  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早在1957年3月，便已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红旗》创刊后的第二期上，陈伯达再度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写了《美帝国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赌注》一文。
  此后，论战公开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1960年4月20日，为了纪念列宁的90周年诞辰，陈伯达所主编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以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为契机，全面谴责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如何背离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
  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接连发表七篇论战文章。这些文章，公开了中共与苏共、法共、意共、美共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这些文章大都由钓鱼台“秀才班子”起草。陈伯达也参加了一部分起草工作。
  从1960年起，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的需要，调集了一批“秀才”，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工作。
  这个“秀才班子”共五人，即康生、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康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秀才班子”的负责人。吴冷西是新华通讯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王力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姚溱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范若愚为《红旗》杂志副总编。
  据云，《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主要由陈伯达起草。
  这七篇文章的发表，使论战逐渐趋于白热化。1963年7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统地提出他们的看法。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要作公开答复。钓鱼台的“秀才”中有人主张写一长文，系统地批驳苏共中央在信中提出的种种观点。写出草稿后，被毛泽东否定了。这时，毛泽东说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话：“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起草任务落到了陈伯达头上。陈伯达反反复复揣摩毛泽东的那句话，悟明了毛泽东的妙语本意：庄则栋与张燮林同为中国乒乓球名将，打球的风格却截然不同。庄则栋用的是近台快攻，是进攻型的，而张燮林则是削球手，号称“攻不破的长城”，擅长防守，能够救起对方发来的各种各样的刁球、险球。
  陈伯达查阅了毛泽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次讲话记录，和王力、范若愚一起，从正面阐述毛泽东的观点下笔，写出“张燮林式”的文章。这篇洋洋数万言的文章，经毛泽东审阅，正合他的心意。
  于是，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经过讨论，此文定稿了，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此文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的25条意见，常被人简称为“25条”。
  “25条”除了正面阐述中共中央的论战观点之外，还全面批判了苏共的观点，概括苏共观点为“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三和”及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两全”。
  苏共中央于1963年7月14日针对中共中央的“25条”，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了“25条”。苏共中央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公开信》的同时，作为“附件”，一起发表了中共中央的“25条”。
  1963年7月20日，中国报纸作出反响，重新刊登了“25条”，同时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此后，苏联报刊针对中共中央的“25条”，连续发表社论《苏共高举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一致》、《我们忠于列宁主义》等。
  此后，中国以《人民日报》、《红旗》编辑部名义，接连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这便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九评”。
  此外，《十评》原也已经写好，因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14日下台，《十评》未及发出，改作彭真的讲演稿公开发表。
  1964年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这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运动，其中包含有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等正确内容，但是历史已证明其中对于当时把赫鲁晓夫在苏联所进行的改革、铁托在南斯拉夫所进行的改革，一概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则是错误的。赫鲁晓夫实际上是一位不成功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又做得过分。毛泽东把改革和对个人迷信的批判都当作“现代修正主义”，结果在“左”的迷误中越陷越深，以致着手发动“文化大革命”，宣称“文革”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时他的个人迷信也在“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陈伯达这位“理论家”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中，“跟准”毛泽东，在1960年初他就“明确地指出”：“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这句话加上三个副词，被写入以林彪名义发表的《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十三章　毛泽东口授“二十三条”
  细细探索起来，“文革”的前奏早已开始：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是其前奏，“四清”
  运动也是其前奏。毛泽东对外“批修”，对内搞“四清”。“四清”运动，1962年底在中国农村逐步推开。那“四清”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叫“小四清”。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四清”运动在农村开展。城市里则进行“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后来，“四清”与“五反”运动合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
  毛泽东以为，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复辟，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变色”，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在1963年5月9日发出了警告：如不警惕，“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毛泽东在思索着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他早在庐山会议上便已说过：“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斗垮彭德怀之后，毛泽东已在寻找新的斗争对象。他的极左思想不断膨胀，他的斗争矛头指向了多年来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刘少奇。
  陈伯达第一次得悉毛泽东要整刘少奇这一惊人消息，是在1965年1月。
  夜深了，陈伯达服了安眠药，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那是一只机要电话，势必有要紧的事要告知他。他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