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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传》　作者：叶永烈第一章　陈伯达之死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陈伯达的“大名”。虽然他一再逊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当年却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是“中央文革”的组长，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枝笔”、“中国舆论总管”。
  本书是关于陈伯达的长篇传记。
  陈伯达在接受本书作者的独家采访时，回顾一生，不胜感慨：
  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
  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年已久远，我又衰老，老年人的记忆不好，而且又常常容易自己护短。如果说我的回忆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谈一些。不过，我要再三说明，人的记忆往往不可靠。你要把我的回忆跟别人的回忆加以核对，特别是要跟当时的记录、文章、档案核对。我的记忆如有欠实之处，请以当时的文字记载为准。
  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回忆，只是一个罪人的回忆。
  古人云：“能补过者，君子也。”但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
  ※　　　　　　　　※　　　　　　　　　※
  1989年9月17日傍晚开始，北京骤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翌日，气温剧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远郊一幢六层楼房的最顶层，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他的儿媳小张当时在场：“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
  儿媳赶紧敲响隔壁老萧的门。老萧马上拨电话到某医院。20分钟之内，医生就赶到了。可是，陈伯达的心脏已停止跳动，抢救无效。经医生诊断，陈伯达因天气骤凉，死于心肌梗塞。
  陈伯达死前和他的儿子陈晓农、儿媳小张以及小孙子生活在一起。突然发病之际，陈晓农却不在家，而在北京驶往河北石家庄的列车上———去看望他的母亲余文菲。余文菲是陈伯达的第二个妻子，已经离婚多年。陈晓农是陈伯达和余文菲所生的孩子。
  据陈晓农事后告诉笔者：
  “前几年父亲住院已检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电图一向较好，又从未有过明显的心绞痛，仅是超声波检查有冠状动脉硬化，所以医生和我们都缺乏足够的重视。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气很冷，早上刚下过雨。我9时多临走时，看父亲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给他加了条毯子，又把毛裤放到床前椅上。我爱人说父亲起来后，说天冷。现在想来，天气骤冷易使血管收缩，老人血管已脆，经受不住，这可能是发生心肌梗塞的原因……”
  当天下午，陈伯达所在单位负责人徐主任等赶来，和陈伯达的亲属商议处理后事。亲属明确表示：“听从组织意见，而且父亲生前也一再说过，他去世后一切从简。”
  根据领导意见，陈伯达以他原名陈建相，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
  尽管八宝山不知举行过多少回遗体告别仪式，但是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与众不同：没有讣告，没有悼词。前来与他作最后诀别的，都是闻讯而来，没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组织名义发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10时20分，陈伯达的遗体出现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这些年来他总是躲着照相机的镜头，连家中都找不到他现成的遗像。陈晓农记起去年冬天一位朋友为他拍过一次照片，赶紧请摄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张遗像。
  在哀乐声中，40多人向他的遗体投注了最后一瞥。这些人有的是陈伯达的亲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老秘书，有的是他的旧部下，有的是他的学生。陈伯达的遗体旁，放着许多花圈。花圈上写着：“陈建相先生千古”。由于一般人并不知道陈伯达的原名，所以没有引起注意。有一个花圈署名“刘叔宴”送。刘叔宴是陈伯达分居多年的妻子。
  她没有参加陈伯达的追悼会。陈的遗体告别仪式虽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举行，但是很快惊动了那些竖着耳朵的新闻记者。
  最早披露陈伯达去世消息的是“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电台。他们在9月29日播出了陈伯达在北京病逝的新闻，介绍了陈伯达的生平。
  同时，香港《大公报》在第二版下部，刊载了两则报道，内中提及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陈伯达遗体告别仪式。
  9月30日，新华社从北京发出电讯，电文如下：
  本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10月刑满释放。
  海外记者不了解“八宝山第一告别室”的具体情况，曾在报道中称陈伯达死后享受“高级官员待遇”。1995年10月30日，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给笔者的信中，对此作出了解释：
  “将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说成高级官员待遇，是搞错了。八宝山有两部分，一为革命公墓，是领导干部治丧处所；一为八宝山殡仪馆，是老百姓和普通干部治丧处所。二者之间有墙隔断。骨灰安放地也不同，领导人在革命公墓，老百姓在老山骨灰堂。第一告别室并非高级官员治丧处所，其场地条件也远比革命公墓礼堂简陋。”陈伯达的骨灰，最初安放在北京八宝山老山骨灰堂。1991年2月，由陈晓农和妻子小张护送到福建惠安老家。这样，陈伯达从生命的起点，走过漫长而又起伏的85个春秋的人生之路，最后又回到了那里。从陈伯达刑满释放，到他遽然病逝，这一年间我多次在北京访问过他。就在他去世前一星期———9月13日，他还跟我谈了一下午。不料，一个星期之后，他的漫长的生命便画上了终止符。
  我给他拍的那些彩照，成为他一生中最后的照片。
  他凝固在我的录音磁带上的声音，成为他留在人世的最后的声音。
  他题写的《楚狂接舆歌》，成为他一生的绝笔。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成了他向世人的“告别辞”。
  他离世之后，我在录音机旁重听他的声音，思绪飞到了一年前的那些日子里……
  第二章　服刑18年
  1988年10月底，北京已是深秋季节，我从上海专程赶往那里进行采访。因为我从有关部门得悉，1988年10月17日是他刑满之日。我等待着这一天，以便能够直接访问他，使传记能够更加翔实、准确……
  这一天终于到来。
  他毕竟已是耄耋老翁，体弱多病，在刑满前已经保外就医多年。
  1988年9月26日，他因患急性前列腺肥大症，又一次住进医院。
  于是，到了1988年10月17日，他的获释仪式，便在医院里举行。
  上午10时，医院里来了许多身穿便服的公安人员，病房里顿时变得拥挤起来。负责拍照、录音、录像的公安人员在忙碌着。
  公安部副部长于桑郑重其事地向陈伯达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
  85岁的陈伯达坐在病床上面对着录音话筒，只是低声喃喃几句，似乎并未对刑期的结束表现出过分的高兴。
  接着，宣布把陈伯达分配到北京市某单位工作。
  简短的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陈伯达，这个久经沧桑的老人，不论谁都无法回避———他是研究中国当代史必须涉及的人物。他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16名主犯之一；在“文革”中他是“中央文革”
  组长；他还曾是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的一支笔、《红旗》杂志主编。
  为了使读者在进入正题之前，能对陈伯达有一个简要的了解，下面全文引述《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ConciseEncy—clopdiaBritannica）中文版第二卷第262页《陈伯达》条目：
  陈伯达ChenBoda（1904—）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从苏联回国，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1937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教书，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在此期间写过《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成为在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书，并协助毛泽东起草过一些党的文件。“文化大革命”（1966—
  1976）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
  1976年9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
  这一条目基本是准确的，但有一处明显的错误：陈伯达被捕，不在“1976年9月”，而是1970年10月18日。或者严格地说，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直至1976年9月才补办了逮捕手续。
  且把时间倒拨到1970年8月。
  毛泽东主席第二次选择了庐山作为中共中央全会开会的地方。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成为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他一下子成了全党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号召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陈伯达说的。陈伯达顿时从政治的峰巅，跌入峡谷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迅速推向全国。“批陈”，也就是批陈伯达。
  陈伯达怏怏地从庐山回到了北京地安门大街米粮库胡同家中。那是一座宽敞的四合院，原是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住的。陈伯达怕冷，搬进去时修了个玻璃走廊。这位“大秀才”嗜书如命，乃“万卷户”，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特地为他修了个书库。书库里，放满陈伯达个人的藏书：三万多册自然科学书籍，三万多册社会科学书籍。另外，还有一间房子专放线装古书。陈伯达不抽烟，不喝酒，像样的衣服也没几件。他的一些稿费，都花在买书上。此刻，原本门庭若市的陈宅，冷冷落落，门可罗雀。他躲进了书房。平素与书为友的他如今竟怎么也看不进书。陈伯达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见一见毛泽东主席！希望向毛主席一吐心中的痛楚。
  陈伯达一次次给主席那小个子秘书徐业夫挂电话，求见主席。得到的答复，要么是“主席已经休息”了，要么“主席正忙”，反正休息了不能见，工作时也不能见。显然，毛泽东婉拒了他的求见。
  就连他的秘书也接到通知，不许往外走，不许往外打电话。不言而喻，陈伯达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这一天毕竟来临了———1970年10月18日。
  这一天，陈宅原先的警卫调走了，新来的8341部队不再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却是对他实行就地监禁。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他被判处18年徒刑，刑满之日为本书一开头便提到的1988年10月17日，不多1天，不少1日。
  在1970年10月18日这一天，他的两位秘书王文耀、王保春也失去了自由。他们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学院，隔离起来。
  也就在这一天，陈伯达不再配有轿车：黑色的“红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尔加”，他的司机于子云也被拘押。就连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制药厂女工陈顺意，也在这一天被关押。
  他在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他名列第5。1967年初，在陶铸被打倒之后，他成为“第四号人物”，如今，他这个“第四号人物”，被一笔勾销了。
  波诡云谲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又倒下了一名主角。
  第三章　秦城监狱
  日历翻到了震惊中外的一天———1971年9月13日。